作者：陶短房

　　最危險、最需嚴禁的，是充滿恐怖暴力的頭腦、語言、思想，以及這些“看不見的凶器”的蔓延和傳播。

　　7月14日是法國國慶節，巴黎照例舉行閱兵，法國全國各地普遍舉辦花車巡遊、煙花表演等群體慶祝活動，駐各國使領館也會舉辦招待會等各種慶典。就在這樣一個本應歡樂的日子裏，卻發生了一起悲劇，一次血案，足以讓法國人幾十年、上百年後，還會永遠記住2016年的這個國慶之夜。

　　這天23時許，法國南方地中海之濱度假勝地———濱海阿爾卑斯省尼斯市著名景觀路海濱大道，一輛長達15米的載重卡車毫無征兆地加速沖入正欣賞國慶之夜煙花表演的人群，由於現場人滿為患，且注意力大多在天際，因此盡管肇事司機很快被擊斃，但死傷仍然十分慘重。

　　事發後親“伊斯蘭國”的部分網絡媒體發出了幸災樂禍之聲，盡管此舉不足以證明事件和該組織直接有關，但毋庸置疑，國際恐怖組織絕不會放棄借機炒作，以達到擴大影響、制造社會恐慌和幹擾人們正常生活的目的。

　　事發後法國總統奧朗德在愛麗舍宮發表演說，認為襲擊的性質為“不容忽視的恐怖主義屬性和絕對的暴力行為”，並提出了多項針鋒相對的反恐措施：將此前因歐洲杯安保需要而實施的、原定於7月26日結束的緊急狀態延長3個月;繼續並“進一步加強”法軍在敘利亞、伊拉克境內針對“伊斯蘭國”目標的軍事行動;加強國內反恐人力、物力和裝備的投入，等等。

　　但上述做法帶有很強烈的安撫人心色彩，卻未必契合反恐和安保的急需。

　　本次尼斯血案正是發生在法國緊急狀態即將結束但尚未結束之際，既然此前的緊急狀態(還是在主辦歐洲杯的“高規格”下)都未能擋住海濱大道沖入人群的卡車，那么延長後的緊急狀態就真能在敵暗我明的大環境下達到預期功效么?至於在遙遠東地中海的大手筆軍事行動，則更像是找不到具體目標後的一種無奈宣泄和示威——— 直接間接牽扯到這場軍事行動的法國軍人已經過萬，卻並未對本土反恐安全起到和投入相稱的作用。

　　一輛停在路邊的載重卡車，既可能是普普通通的交通物流工具，也可能在倏忽間變成足以導致群死群傷惡性事件的“恐怖凶器”，其殺傷力絕不亞於自動步槍、塑性炸藥，其敏感度和可防范度卻甚至可能比不過一支倒捏在街頭青年手中的空玻璃酒瓶。如果對這些“隱患”漠然視之，尼斯血案隨時隨地可能被複制;如果對每一輛卡車、每一個行人都如臨大敵，又會嚴重拖累社會運轉效率，影響正常社會生活———這同樣是恐怖策劃者的罪惡目的之一。

　　美國總統奧巴馬每逢國內外發生重大恐怖襲擊或惡性暴力事件，都會照例大談“控槍”，並將恐怖、惡性暴力事件的頻發，歸咎於政治對手在“控槍”問題上的掣肘，但法國這個控槍嚴格的國家接二連三發生的恐怖事件表明，“控槍”的效果恐怕未必如預期———既不能制止“11·13”式團夥恐怖分子武裝到牙齒，更不能預防尼斯慘案一類“卡車狂魔”的瞬間爆發。

　　那么，什么是最危險、最需嚴禁的恐怖武器?

　　不是槍械、炸藥、雷管等現代化武器，不是“莫洛托夫雞尾酒”、“高壓鍋炸彈”等“土槍土炮”，當然更不是每一輛往來街上的卡車。最危險、最需嚴禁的，是充滿恐怖暴力的頭腦、語言、思想，以及這些“看不見的凶器”的蔓延和傳播。

　　“伊斯蘭國”發言人、著名恐怖首腦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納尼2014年曾經在網絡“洗腦”中公開煽動，“即便沒有槍，沒有子彈和炸藥一樣可以‘聖戰’，你可以用各種借口約‘異教徒’單獨見面，然後用石頭、用刀、用毒藥、用車……都可以殺死他。你甚至還可以把他扔下懸崖，或者赤手空拳地掐死他”。很顯然，在一顆充滿偏執、仇恨、暴力的極端主義者頭腦中，任何在普通人看來不過是正常交往和日常生活一部分的行為方式，都可成為恐怖計劃的一環，任何在普通人手中用於工作、娛樂、社交的普通事物，都可變成致人死亡的凶器。甚至哪怕什么武器都沒有，只要這種“看不見的凶器”根深蒂固存在，慘劇就隨時隨地可能發生。

　　如果任由這種“看不見的凶器”傳播、複制，則偏執、仇恨和暴力的種子便會到處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民宅的窗玻璃，公園的垃圾桶和長椅，路邊院落的金屬柵欄，路上的鋪路磚……都可能在“看不見的凶器”的操作下瞬間迸發出邪惡的殺機。

　　加強安保、增大反恐投入和“有形打擊”的力度固然重要和不可或缺，但更重要的是防范、消滅“看不見的凶器”———消滅這些凶器的制造者、傳播者和中轉者，孤立它們的“感染源”、切斷它們的傳播途徑，以免這些“看不見的凶器”汙染社會的正常生活，把一個個好端端的人變成嗜血的惡魔，把一件件好端端的物件變成滴血的屠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