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衛·貝爾　　

　　1989年的秋天，隨著歐洲各國的鐵幕成堵倒下，當時我和幾個朋友心血來潮想新開一門大學曆史課，其名曰“上周三以來的歐洲局勢”。

　　曆史上的確有些時刻，能彙聚無數驚奇巨變，令人應接不暇。據說，列寧曾說過：“有時候數十年風平浪靜，有時候數十天就經曆滄海桑田。”(不過，這句“名言”多半是道聽途說。)列寧之前，法國作家夏多布裏昂也說過類似的話：“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時期的那四分之一世紀，容納了幾個世紀的大變革。”

　　1989年的下半年，短短3個月的時間，匈牙利、東德、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境內的共產主義政權垮台，德國柏林牆倒塌，美國入侵巴拿馬，戈爾巴喬夫和老布什在馬耳他峰會上宣布冷戰基本拉下帷幕——數年所積之巨變，聚於一季。

　　反觀現今，我們是否也身處一個類似的曆史加速時期呢?過去幾周內發生的世界大事多得讓人眩暈：6月23日，英國通過公投離開歐盟，世界為之震驚;7月7日，五名警察在達拉斯被槍殺，有關美國大動亂的恐怖情緒急速蔓延;一周之後的法國國慶日上，尼斯發生恐怖襲擊，幾十人慘遭殺害，“伊斯蘭國”恐怖組織宣稱對此事負責;就在尼斯襲擊事件還未淡出媒體實現之時，土耳其又發生軍事政變;緊接著，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魯日又發生襲警事件——以上這些事件發生的同時，敘利亞的宗派戰爭戰火不斷，當地人民生靈塗炭;北約組織和俄羅斯關系緊張加劇;美國則正在經曆近些年來最大的政治動亂，一位毫無從政經驗的民粹主義候選人竟然崛起成為共和黨2016年的總統候選人。民粹主義獨裁同時還在全世界許多其他國家都有上升之勢。引用中國的一句著名話(盡管它和列寧的評論一樣無據可言)，即：我們似乎活在一個“有趣的時代”。

　　當然，相比世界曆史中真正“有趣”的年代，2016年還只是小巫見大巫：1940年，不到三個月，納粹德國就占領了挪威、丹麥、荷蘭、比利時和法國，而前蘇聯則控制了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一年之後，又是在三個月之內，納粹向前蘇聯進攻了數百英裏，同時開始系統性屠殺猶太人和其他“不良分子”。1945年8月，僅兩周之內，波茨坦會議召開，日本廣島、長崎遭原子彈轟炸，前蘇聯向日本宣戰;接著，日本投降，二戰拉下帷幕。目前為止，2016年還遠不如1989年“有趣”，甚至還比不上1991年——那年發生了海灣戰爭，俄國爆發了反對戈爾巴喬夫的政變，接著前蘇聯解體，印度前總理甘地被刺。更別提2001年，堪稱“有趣年”之王，原因顯然不必贅述。

　　但是2016年才剛過去一半，上述種種事件很有可能在下半年加速變化，後果無人能預料。更為重要的是，就算遠隔半個地球，事件之間也存在著互相作用力，造成多米諾骨牌效應。對於我們來說，事件間的聯系和影響有時清晰明了，有時卻隱秘難辨。

　　最為明顯的一點是，一個巨變將引發直接模仿。1848年，西西裏和法國的反君主制革命就激起歐洲大批國家紛紛效仿、起義，革命之火傳至丹麥、奧地利、比利時以及德國和意大利各邦國。1968年，西歐世界學生起義此起彼伏、遙相呼應、甚至相互協作，起義於5月在巴黎達到高潮，秩序混亂，法國總統戴高樂不得不暫時逃亡德國一處軍事基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晚期，前蘇聯政權一處權力結構發生動搖，導致其他各處的改革者和反對者一再試探，甚至試圖打垮政權。1989年秋，龐大的前蘇聯政權像多米諾骨牌般一塊塊倒塌。之後東歐的“顏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都出現了類似的情形。而現今，每次恐怖襲擊都被伊斯蘭國組織大肆宣傳，恐怖分子甚至受到贊頌，其他極端分子因此紛紛效仿、爭當“烈士”。

　　有時巨變的發生，得益於其創造的新機會。比如，潛在反對者、敵人被其他地方事件分散注意力時，軍事侵略就變得相當誘人。

　　1940年6月15日德軍進入巴黎的第二天，斯大林開始攻打波羅的海諸國，這絕非偶然。1968年8月，美國剛經曆了馬丁·路德·金和羅伯特·肯尼迪總統的刺殺事件，同時又身陷越南戰爭的泥沼。趁此良機，前蘇聯就更加鼓足勇氣，以武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終止了“布拉格之春”。我們現在仍然不知道今年土耳其政變的全局，但至少我們知道政變策劃者必是由千裏之外的風雲變幻壯了膽。鑒於近期一系列恐怖襲擊事件的發生，美國和其盟國若要向土耳其軍事政府(其承諾將打擊伊斯蘭國，並推翻總理埃爾多安的伊斯蘭式改革)進行嚴肅政治打擊，將會比前些年困難許多。

　　反過來，對於國家實力和地位的焦慮也會導致騷動產生，使得某些群體或者整個國家都陷於“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的恐懼之中，甚至面對巨大變革展開進攻性活動。許多曆史學家認為，1914年奧地利大公費迪南受刺後，德國的反應具有如此大的攻擊性，是由於德國精英階層擔心他們在軍事競賽中會輸給英法兩國。更糟的是，這種焦慮情緒通常毫無事實根據。

　　人們幾乎已經忘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晚期到八十年代早期，前蘇聯已經危在旦夕，此時仍有很大一部分美國公眾誤認為龐大的東方巨人將要壓倒墮落孱弱的西方。而這樣的想法據說和美國中情局的一份蘇聯力量調查報告中誇張的結果不謀而合，因此早在裏根當選總統之前，美國就開始大力擴展軍事力量。

　　現今，盡管美國經濟還不錯，美國軍事支出遠超後8名國家軍事支出之和，但是對於美國實力的焦慮又卷土重來了——特朗普就是一個絕佳的例子，他堅稱幾乎所有國家都在“占我們(美國)的便宜”。恐懼的刺激力不必言說，若使用不當，這種恐懼將指使美國政府針對所謂“前所未有之敵人”展開暴力行動，後果不堪設想。

　　最後，廣泛的騷動將帶來瘋狂的焦慮和無端的希望，將導致一個錯覺：正常方式方法已無法解決問題，需要抬出極端措施了。西方世界的曆史中，這樣的情形常和猶太和基督教最強大的預言相聯系：救世主的出世、耶穌基督的複活、審判日的到來等等。基督教伊始，幾乎每年都有人堅稱世界末日已經來臨。如果持這種想法的人為此屠殺異教徒，其他人就會因為飆升的暴力和動亂而相信世界末日說，最終產生一個惡性循環，毀滅性力量像滾雪球般越滾越大。

　　一些曆史學家認為歐洲宗教改革時期，類似的情形曾發生過：馬丁·路德和羅馬教廷決裂，引發眾人對末日到來的恐慌，進而引發暴力沖突，引發人們對天啟的進一步恐慌……如此循環。最終結果就是多年的宗教戰爭屠殺了歐洲的大量人口。今天，伊斯蘭國組織的狂熱分子宣稱他們是為了世界的未來與穆斯林以外的“異教徒”打一場末日之戰;他們每犯一次罪行，就將說服更多西方人，世界末日的確已經來臨。

　　不過這種模式也並非僅限於宗教層面，世俗版本的“世界末日事件”也不少。馬克思主義贊歌《國際歌》歌詞中“這是最後的鬥爭。”這個口號警告我們，決定命運的一戰到了，就像曆史上的口號“耶穌複活了”一樣，此刻已經不是平凡時刻，是時候訴諸極端手段了。9·11事件可能就是以上模式的一個范例——布什政府當時判斷，美國需要向對方挑起大戰——但是他們並沒有意識到，對手襲擊美國並非為了清除所謂妨礙世界秩序的“存在性威脅”。

　　2016年的夏天，動蕩、焦慮混於一鍋，最終將釀就怎樣一番結果，無人知曉。會像2001或1989年一樣“有趣”嗎?接下來的半年，事態會繼續加速嗎?若上蒼護佑，喧嘩和騷動終將退去，今年剩下的時間甚至可能“無聊”至極。我們只希望2016年不要成為未來大學曆史課程的一個標題。但是，正如曆史上種種實例所示，暴力和騷動若要向擴散，不費吹灰之力，不知哪天就成為了一場世界性風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