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鵬
如何因應中美關系的新變化?中國戰略界也在思考，中國政府則在行動，初步的答案就是“努力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
【“亞太再平衡”戰略從2009年一直延續至今，幾乎覆蓋了奧巴馬的兩個任期，在執掌白宮的最後日子裏，奧巴馬仍在亞太發力。他不僅將在中國參加G20峰會，之後還要到老撾參加東盟峰會。
雖然美媒對奧巴馬的亞洲之行，以及“再平衡”、TPP等議題頗為關心，紛紛猜測奧巴馬外交政治遺產的前景，但是，這些遺產即使真能留下來，成色幾何?
本文作者袁鵬梳理了2008年以來中美關系的變化，指出中美關系發生了“部分質變”，可美國對華戰略仍缺乏大智慧。“奧巴馬政府的對華政策中，與其說有一套完整的對華戰略框架，不如說是一系列應急性、反應性的政策拼盤。”】
2008年以來，隨著美中實力與影響力的消長，兩國關系從“超”與“強”關系變異為特殊意義的“老大”與“老二”關系。中美關系新變局要求重新確立兩國關系新框架。然而，美國缺少完整的對華戰略，其策略只是一系列應急性、反應性的政策拼盤。中國主動尋求破解大國沖突的曆史性難題，提出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對此，美方基本采取“不排斥、不跟進、不上套、不含糊”的“四不”態度，顯示其十分微妙複雜的心態
當前中美關系的一個突出現象，是過於被南海問題所聚焦，過於被網絡媒體所塑造，過於被日本、菲律賓等“第三方因素”所綁架，以至於人們淡化了一個基本事實，即中美關系是世界上最複雜、最全面、最具戰略性的一對關系。“最複雜”意味著既有對抗、競爭之一面，也有合作、協調之另一面，競爭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競爭，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如此;“最全面”意味著雙邊關系的內涵和外延都極其豐富，任何簡單化、片面化、極端化、情緒化的認識和結論都將被證明是錯誤或至少是曇花一現的;“最具戰略性”則意味著，中美關系往往牽一發動全身，不只對彼此內政，也不只對亞太局勢，而且對全球戰略格局和世界秩序構建深具牽動力和影響力，因此尤須倍加重視和精心呵護。
要把握中美關系“主旋律”
中美關系的複雜性、全面性、戰略性往往在兩國首腦會晤和年度戰略與經濟對話及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機制中得到體現。但相關報道往往只集中在活動前後大約一周時間，事後則一切如故，中美關系的“主旋律”仍舊被南海、軍事等議題所占據。以軍事關系為例，中美兩軍南海博弈無人不曉，而每年數十次的兩軍交流則鮮為人知，結果，兩軍之間的戰略對抗被誇大，兩國關系的全面性和複雜性則被掩蓋。
事實上，兩國高層對中美關系全面性、複雜性和戰略性的認知非常清醒，對穩定和發展兩國關系的決心和信心異常堅定。從2013年至今，兩國領導人開創性地實現了“莊園會晤”“瀛台夜話”“白宮秋敘”，對彼此發展目標、戰略意圖保持經常性深層戰略溝通，增信釋疑、明確方向，效果良好。這是中美戰略穩定的重要保障。從工作層看，兩國官方100多個對話交流機制涵蓋中美關系幾乎各個領域，累計達成數百項具體成果，這種高頻率、多領域、深層次的對話機制網絡被稱為兩國關系史上的創舉。對話交流未必能立即解決問題，但有助於彼此搞清狀況、規避風險、尋求合作，它們構成中美戰略穩定的又一重要保障。
但在戰略界和輿論層，人們往往更多看到或更關注中美關系相對負面的消息。如今傳統媒體和新媒體交叉感染，穿透力強，影響力大，極易“三人成虎”，使原本片面的信息被放大。戰略層本應成為平衡輿論、塑造媒體的積極力量，但事實是要么與輿論層遙相呼應、互為印證甚至“被塑造”，客觀理性的討論和包容互鑒的精神有所缺失，其建設性作用並未充分發揮。
四大變化顯示“部分質變”
中美關系正常化以來的三四十年，兩國關系雖起伏不定，但總體趨勢是“螺旋上升”;兩國均堅持鬥爭與合作兩手，但基本做到“鬥而不破，和而不同”;兩國雖“同床異夢”，但戰略方向基本是相向而行。
但是，近10年來尤其是2008年以來，中美關系的上述特征或規律開始發生變化，且已從量變累積至“部分質變”，導致中美關系的既有發展規律不再“靈驗”，一些長期指導中美關系的原則、框架、政策也部分“失靈”。大體而言，中美關系出現四大新變化。
一是實力對比的變化。尤其是2008年前後，美國內陷金融危機，外陷中東泥潭，實力與影響力大幅受損，中國則抓住戰略機遇，保持戰略定力，實力與影響力同步提升，不僅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而且貿易總量、科技實力、軍事實力也取得重大飛躍。美國戰略界在認識和評估中國時，看到的不只是經濟崛起，而且是中國有別於蘇聯的複合型實力。更重要的是，中美實力對比的拉近與西方世界同新興大國力量對比發生曆史性變遷的國際大勢產生共振，兩國實力差距縮小的態勢被人為放大了。其結果，美中關系從一般意義上的“超”與“強”關系變異為特殊意義的“老大”與“老二”關系，美國對華戰略也由應對“中國崛起”轉向思考如何應對主要“戰略競爭對手”。新時期中美關系中競爭、博弈面明顯增強，且更多地事涉地緣政治、軍事安全、發展模式等深層領域，這是最根本的原因。
二是戰略態勢的變化。美國從反恐轉向應對大國崛起，從中東轉向亞太，看似全球戰略收縮，實則亞太戰略擴張，其亞太戰略再平衡對中國構成軍事、外交、經濟、政治乃至心理上的全方位挑戰。中國通過“一帶一路”軟的一手和“填海造陸”硬的一手頂住了美國的戰略壓力，卻被解讀為大國戰略擴展、欲將美國逐出亞太。其結果，中美百年來首次在亞太地區全方位正面相對，彼此既未做好完全的戰略和心理准備，又缺乏現成的規則和路線圖，都試圖從最壞處猜度對方。中美當前在亞太地區的緊張態勢，大體與此相關。中美能否在亞太地區長期和平共處，成為考驗兩國關系最突出也最緊迫的戰略性課題。
三是戰略基礎的變化。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美關系的戰略基礎是共同對付蘇聯;冷戰後10年，是全球化大潮下的經濟合作;21世紀頭10年，則是經貿合作與反恐合作雙引擎驅動。現在，上述基礎要么不再，要么松動，要么嚴重破損。比如，美國雖仍強調恐怖主義是頭號威脅，但從其全球戰略布局和實際戰略投入看，從反恐轉向應對新興大國崛起一面愈益凸顯，將中東亂局“轉包”給歐洲人和中國人的意圖非常明顯。在這種情況下，很難想象反恐能像9·11事件後那幾年一樣成為中美關系的重要戰略基礎。再比如，經貿關系依然是中美關系的“壓艙石”，但隨著中美雙方同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美經貿關系傳統意義上的互補性在減弱，競爭性在增強，如應對不當，有可能使經貿關系從壓艙石變成沖突點或摩擦源。舊有基礎松動，新的基礎待建，中美關系這艘巨輪出現晃動就在所難免。
四是環境的變化。從外部環境看，中美關系越來越受制於所謂“第三方因素”的幹擾甚至綁架。近些年中美之間的地緣戰略博弈，多涉及日本、菲律賓、越南、朝鮮、蘇丹、伊朗、緬甸、烏克蘭、俄羅斯等國。中美與上述國家之間的關系往往引發彼此深度猜疑，而與它們之間的矛盾或過節也往往最終演化為中美之間的戰略摩擦。在這種情形下，中美關系如何發展，有時不完全取決於中美自身。從內部環境看，兩國國內都在經曆深層次結構性改革，都在經曆國內政治社會生態的重大變遷，高層決策越來越受制於國內利益集團、網絡媒體、社會輿論。以美國為例，政治極化與社會保守化趨向愈演愈烈，經濟民族主義與社會民粹主義大行其道。在這種背景下，一向支持中美關系的工商界對華態度變化明顯，經常在對華施壓上叫得最凶。在中國，理性的民族主義與狹隘的民粹主義也相互糅雜，一定程度上通過塑造輿論環境影響決策環境。
上述四大變化同時發生且互為影響，其結果，中美關系已然生變。茫然無知者以不變應萬變，用舊方治新病，當然沒有療效，反而可能誤事;敏於時勢者則理當主動求新求變，正面迎接中美關系的新變局，重新確立中美關系的新框架。
美對華戰略缺乏大智慧
對此，美國朝野展開了又一輪對華戰略大辯論。數十位戰略思想界人士和中國問題專家粉墨登場，思考如何看待中國的新變化、如何適應中美關系的新變局、如何謀劃對華戰略的新框架。有的認為過去幾十年奉行的對華“接觸”戰略已經宣告破產，主張另起爐灶，加大對華遏制;有的強調美國對華戰略的最大問題在於執行不力、協調不夠，雖不贊成另起爐灶，但主張加一把火，“該強硬時要強硬”;也有少數人建議美國要學會適應中國崛起、調適自身心態、尋求包容發展。總體而言，美國對華戰略大辯論負面聲音較大，主張對華示強的調門較高，理性的、具有長遠戰略視野的觀點並不多，且迄今沒有得出明確的結論。
體現在奧巴馬政府的對華政策中，與其說有一套完整的對華戰略框架，不如說是一系列應急性、反應性的政策拼盤。個中原因，一方面在於美國疲於應對經濟複蘇、政治內鬥和國際危機，無暇思考長遠對華戰略;另一方面也在於美國囿於霸權邏輯，無法擺脫遏制、接觸等慣性思維窠臼，因此難以提出符合新時代條件和中美關系新特點的對華戰略新思想;更重要的是，對美國而言，中國既具備蘇聯那樣的國土規模和軍事潛力，又具備遠超上世紀80年代日本那樣的經濟實力，還擁有歐盟所不具備的強大民族凝聚力和戰略執行力，且不主動挑戰既有國際秩序、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還與美國利益深度交融，對於這樣一個“三合一”或“多合一”的全新戰略對手，美國既有戰略工具箱裏找不出一種像樣的工具，這正是美國的焦慮所在。美國對華政策只好同時使用多種工具，接觸、遏制、防范、規制、競爭、合作多管齊下，因時因勢靈活運用、排列組合。在實踐中，這種策略看似奏效，但往往自相矛盾、混亂不堪，顯得功能性有餘，戰略性不足;“巧實力”有餘，大智慧不足;管得了一時，管不了一世。下屆美國政府是否會形成新的對華戰略框架?以目前大選的亂象，期待美國對華政策近期內有新的變化似乎並不現實。這是中美關系最危險的地方。
中國坦蕩應對美方疑慮
如何因應中美關系的新變化?中國戰略界也在思考，中國政府則在行動，初步的答案就是“努力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
新型大國關系之新，首先在於中國敏銳地意識到中美關系的新變化，因此主動尋求破解所謂“修昔底德陷阱”的曆史性難題，給大國沖突的老問題尋找新答案，提出以“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精神構建中美關系的新框架。其新還在於，中國期待通過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構建為當代國際關系開創前無古人但後啟來者的先例，為國際秩序的重構貢獻中國的智慧和力量。
圍繞新型大國關系的構建，中國戰略界、理論界正孜孜以求，試圖從國際關系理論、國際政治學、中國傳統文化等學理層面吸收營養，為這座理論大廈添磚加瓦;中國政府則本著新型大國關系的精神破解中美關系從網絡安全、氣候變化到東海南海、雙向投資等一系列新難題。總之，中國在艱難但努力地推動中美關系與時俱進，繼續朝著健康穩定的方向發展。
遺憾的是，美國方面對於新型大國關系的構建基本采取“不排斥、不跟進、不上套、不含糊”的“四不”態度，其中緣由十分微妙複雜。一方面，美國對於中方釋出的善意和誠意心有感知，無法排斥;另一方面，對背後的戰略意圖和目的又將信將疑，不願跟進。從根本上講，美國這種欲迎還拒的矛盾心態反映了美國戰略界當下的處境：既高度自信，認為中國還不夠資格與其平起平坐奢談所謂“相互尊重”;又戰略焦慮，擔心這是中國忽悠美國的戰略欺騙，旨在為繼續高速崛起爭取更長的戰略機遇期;還自怨自艾，將中國的每個具體動作同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對號入座，稱中國“說一套做一套”。如此這般，美方將中國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倡議庸俗化和狹隘化了。
回應美方的疑慮或指責，中國的立場只能是“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對於順應曆史潮流、符合中美關系新現實的戰略選擇，只能選擇義無反顧地堅持不懈，而不為一言一事所惑。對於中美關系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既需要從理念上引領，也需要從理論上破解，更需要在實踐中塑造，其中，高層引領、戰略溝通、危機管控、國際合作的同步加強，至為關鍵。
(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