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晶報社論

　　電信詐騙的猖獗程度與監管的失責程度成正比，無論是哪個環節，我們永遠也不能讓技術和執法跑到了詐騙的後面。

　　針對公眾關於電信詐騙為何屢禁不止的疑問，工信部日前回應稱，不排除個別基層電信企業為追求短期經濟效益而罔顧社會責任，將要求虛擬運營商嚴格落實實名制整改，並將制定、出台一系列技術標准和規范，督促相關企業加快技術手段建設，增強虛假號碼的檢測和攔截處置能力。

　　少女徐玉玉用生命喚起了全社會對電信詐騙的關注，但事實上，類似這樣的詐騙場景幾乎每天都在發生，電信詐騙已成社會一大公害。不過，這個公害的形成不僅僅是因為那些喪盡天良的詐騙犯，各個環節的監管漏洞也是電信詐騙之所以泛濫成災的原因。或者說，詐騙者的得逞，恰恰說明了監管的失敗。

　　按照全國人大代表陳偉才的說法，實施電信詐騙主要借助兩條渠道，一是通信線路，二是銀行網絡。騙子通過通信線路與事主聯系，進行誘騙;事主受騙，把錢存入“安全賬號”，騙子通過銀行網絡將錢快速提走。由於這兩條渠道一直監管不力，極大誘發了犯罪。

　　比如，徐玉玉事件中的170和171虛擬運營商號段，不需要實名驗證就能買到，成為詐騙分子藏汙納垢的“首選地”。盡管這些年關於手機實名制的文件沒少出台，早在2013年9月1日，工信部頒布的《電話用戶真實身份信息登記規定》中，就要求用戶在辦理手機卡入網手續時，必須提供真實身份信息，但人們看到的仍然是大量未實名制的號碼流入市場。黑卡泛濫，黑號橫行。

　　再比如，按規定，銀行辦理信用卡、借記卡時要由持卡者本人到場核實身份，但很多銀行的這個環節形同虛設，一些銀行發卡到了泛濫成災的地步。此外，信息詐騙中頻繁出現跨行跨地區跨境轉賬，尤其是跨境轉賬的手續費額外高企，也“刺激”一些銀行對電信詐騙“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從這個角度看，為防控打擊信息網絡詐騙犯罪行為，日前面向社會征求意見的《深圳經濟特區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條例(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明確銀行、電信等單位應履責落實實名制，可謂牽住了治理電信詐騙的“牛鼻子”——管好了銀行卡、電話卡，也就極大地“卡”住了電信詐騙的通道。深圳積累了較為豐富的反電信詐騙經驗，不久前成立的深圳市反電信網絡詐騙中心建立起了警銀聯動、警通聯動、警企聯動機制，如何在落實相關實名制方面推出更多創新舉措，值得期待。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實名制並不能“包打天下”，即使實名制實現了百分百覆蓋，也並不意味著萬事大吉。恰恰相反，如果不能同步加大對個人信息的保護力度，實名制可能反而“助力”電信詐騙。這涉及到監管鏈條上的個人信息買賣問題，我國至今沒有出台一部專門性的個人信息保護法，信息泄露犯罪成本低，這進一步加劇了電信詐騙的泛濫。一句話，電信詐騙的猖獗程度與監管的失責程度成正比，無論是哪個環節，我們永遠也不能讓技術和執法跑到了詐騙的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