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晶報社論

　　正如“詐騙之鄉”對詐騙行為不以為恥一樣，我們也很少看到這些詐騙的“合謀者”表現出真正的懺悔與自省。

　　徐玉玉事件之後，又有一系列電信詐騙事件陸續進入公眾視野。與徐玉玉事件類似的最新一起悲劇是，據媒體昨日報道，因開學前夕疑遭電信詐騙學費，廣東揭陽准女大學生留遺書自殺。這再一次刺痛了公眾的神經。

　　然而，這還不是真正的痛處。與公眾對電信詐騙者深惡痛絕的普遍感受相反，媒體調查發現，徐玉玉事件中，六名嫌疑犯中有五名是福建人，其中有三人更是共同來自於“電信詐騙之鄉”的福建安溪縣。在那裏，誰騙到了大錢，不以為是犯罪，反以為“有本事”，甚至一些姑娘嫁人先問搞不搞詐騙。

　　罪與非罪，就這樣全部顛倒了過來。這樣的扭曲景象，比詐騙本身更可怕。據悉，該縣魁鬥鎮的移動電話通信基站曾是“亞洲最繁忙的基站”，在短信詐騙高峰期間，安溪境內一天發出的手機短信達上百萬條之多，騙人錢財的勾當，在那裏成了一門人們相互“攀比”的生意——還有什麼比這更能讓人感受到人性的潰爛與價值的崩塌?

　　我們生活的這個國度，是產生過孔子、莊子，產生過《論語》、“仁愛”思想的國度。在傳統社會裏，即使是窮鄉僻壤，“仁義理智信”的理念也深入人心。鄉村社會通過一系列民風民俗，通過敬拜天地與祖先，通過節日戲台等完成了對傳統價值的傳遞。但是，詐騙“光榮”的現代浮世繪，讓我們清晰地聽到了價值底線斷裂的聲音。

　　事實上，觀察許多起違法事件，都有類似這樣的“集體作案”特征，都有顛倒罪與非罪邊界的集體心理。廣東省茂名市電白縣也曾因電話詐騙高發，被網友稱為“全國電信詐騙之鄉”。湖南雙峰縣系曾國藩故裏，卻一度被媒體稱為“假證之鄉”。央視曾報道，當地走馬街7萬人口至少有2萬人從事過制販假證和短信詐騙。最猖狂的時候，出現了一堆農民圍聚在銀行或者郵政儲蓄所，一邊賭博聊天吃喝，一邊用手機騙取各地民眾錢財的奇特場景。

　　從中我們甚至能聞到一種互害型社會的氣息——當一個人對於弱者不再有同情感，對於他人的尊嚴不再有敬畏感;當詐騙者在當地循規蹈矩，詐騙外地人錢財卻不擇手段，並被當地人奉為“成功人士”，在這樣的社會心理席卷下，遲早，他們也會成為另外的場合下的受害者。

　　一起起電信詐騙事件，讓我們看到了一些人內心的惡、貧瘠與荒涼。但是，價值淪落、靈魂潰爛的不只是這些詐騙者。詐騙者可以輕易獲得發送短信的基站，辦到想要的各種電話卡，在網絡上買到任何想買到的個人信息……運營商、信息販賣者都給詐騙者提供了便利，都必須對徐玉玉們負責。可是，正如“詐騙之鄉”對詐騙行為不以為恥一樣，我們也很少看到這些詐騙的“合謀者”表現出真正的懺悔與自省。

　　我們要提防幹燥化、戾氣化的人際交往重新定義著人心文化形態，人性根基的重建、文化根基重建的重要性與緊迫性自不待言。與此同時，也需要用規則、法治的精神在不知不覺中浸染社會人心，來完成自我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