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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敦煌兩千年興衰史之鏡鑒
作者：馮明/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
嘉靖三年（1524年）是敦煌歷史上具有分水嶺意義的一年。這一年，明朝政府下令封閉嘉峪關，放棄了對嘉峪關以西地區的管轄，原關外行政機構及軍民撤遷回關內。
在此之前一千多年的時間里，敦煌是絲綢之路上的商貿、文化、軍事重鎮。嘉靖封關正式宣告了敦煌作為“絲路明珠”的輝煌被歷史塵封。在此之后長達四個世紀的時間里，距離嘉峪關以西360公里的敦煌只是亞歐大陸腹地深處茫茫戈壁灘中一個破敗的小城，鮮有人知曉。
2016年9月20日，作為“一帶一路”戰略重要平臺之一的首屆“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在敦煌開幕，七十多個國家以及國際組織派文化代表團前來參會。敦煌成為文博會的永久性會址，今后每年舉辦一屆。
一、文明交匯
一切關于敦煌的討論必須先從其地理位置開始。敦煌地處河西走廊的最西端，甘肅、青海、新疆三省交匯處，是被沙漠戈壁所包圍的一小塊綠洲。一方面，敦煌的確處于橫貫歐亞大陸交通要道的關鍵位置，向東連接中原，向西緊鄰新疆連接中西亞。另一方面，敦煌周圍沒有大城市，古代如此，至今依然如此。敦煌距離省會蘭州1100公里，距離新疆首府烏魯木齊990公里，即便距離酒泉市府所在地肅州區也有390公里之遠。獨特的地理位置構成敦煌兩千年歷史上興起與衰落的空間背景和邏輯出發點，也是理解敦煌經濟社會歷史變遷的必要知識前提。
敦煌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三代之前，古稱“三危”。在《禹貢》、《尚書?舜典》等典籍中就已經出現了“三危”這一地名。至今，在敦煌市東南方向仍可看到一座“三危山”。在夏、商、周三代，敦煌被稱為“瓜州”，根據《左轉》的記載，是“允姓之戎”生活居住的地方。《禹貢?山水澤地篇》中記載，“敦煌古瓜州也，州之貢物地出好瓜”。有趣的是，直到今日，敦煌依然盛產西瓜和甜瓜，口感絕佳，遠近馳名。
當然，不論是“三危”還是“瓜州”，都是歷史地理學上的一個泛稱，大致對應著今天敦煌所在的這一片地理區域，與現如今正式的敦煌市行政區劃并非完全對應。實際上，在現在的敦煌市東北方向大約一百公里處，還有一個叫“瓜州”的縣級行政區。
敦煌真正在正史中成為具有官方意義的行政地名始于西漢時期。漢武帝元獰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軍隊被漢朝軍隊擊敗。自此，漢朝在河西地區設置了武威郡和酒泉郡兩個行政區劃，以及玉門關、陽關兩個軍事關隘，并修筑了長城。十年之后，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分置張掖郡和敦煌郡，與武威郡和酒泉郡并稱“河西四郡”。從內地遷移居民到此屯田戍守。
自漢武帝“列四郡”、“據兩關”之后，敦煌開始成為中原地區通往西域道路上的軍事、商貿、文化、政治重鎮和交通咽喉。中原地區的商旅從洛陽、長安等都市出發，一路向西，在敦煌分道南北兩路，或出陽關、走昆侖山北麓，或出玉門關、走天山南麓，然后經西域，最遠延伸至如今的西亞、歐洲和北非地區。日后對亞歐大陸商業貿易和文明交流影響深遠的“絲綢之路”就是沿著這條通路展開的。
因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敦煌長期作為古代“絲綢之路”上的商旅集散、文化交融、軍事儲備之所。在當時交通遲緩、通信阻塞、自然環境惡劣的條件下，敦煌成為長途跋涉過程中人畜歇腳避難之所和商品貨物交換的中轉站。可謂茫茫戈壁之中的一顆“絲綢明珠”，迎接不同身份、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此匯聚來往，連接古代東方與西方的經濟、政治、文化、宗教交流。
東漢、三國、兩晉一直到十六國時期，敦煌因為遠離政治中心，在當地豪族政權的治理下基本保持穩定，人口還出現了一定增加。敦煌成為佛教傳入東方生根發芽的第一站，與來自中原的儒家文化在此交匯。竺法護及其弟子西晉時期在敦煌翻譯佛經、傳播教義。其后不久，樂僔和尚在前秦時期來到這里，開鑿了第一口佛教像窟，這就是莫高窟的開端。
古代敦煌在隋唐時期達到鼎盛。絲綢之路暢通繁榮，加之統治者大力倡導佛教，莫高窟開窟造像之風在這兩朝大興，即便在安史之亂吐蕃占領敦煌期間也沒有淡化。后來，張議潮率兵起義，被唐王朝冊封為“歸義軍節度使”。張氏家族的統治在后梁乾化四年（914年）被其外孫婿曹議金接替。張氏和曹氏家族一方面奉中原王朝為正統，接受封號，另一方面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和親交好，保持與西域的商貿文化交流，在較長時期維持了該地區的穩定和繁榮。
兩宋時期，敦煌在西夏統治下的一百多年間里，經濟繁榮，文藝興盛。蒙古人在1227年打敗西夏，占領敦煌。在蒙古大軍日后西征的道路上，敦煌是一個重要的據點。在元代以后，敦煌失去了連接東西商貿文化交流的地位，逐漸開始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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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西分野
嘉靖封閉嘉峪關距離鄭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已經過去了94年。而在世界的西方，大航海時代正在拉開序幕。在嘉靖封關之前的三十年，哥倫布在西班牙伊莎貝拉女王的支持下，先后4次出海遠航，跨越大西洋抵達美洲，史稱“發現新大陸”（1492年）。1511年，西班牙人巴爾沃亞在巴拿馬地峽的高山之巔望見了太平洋，成為“發現太平洋的第一個歐洲人”。1519年到1521年，葡萄牙人麥哲倫率領團隊完成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環球航行。麥哲倫船隊返回葡萄牙之后的第三年，明朝政府下令封閉嘉峪關，敦煌成為棄城。
放在更大的尺度來看，敦煌由興盛走向衰落不僅僅是一城一地之興衰，而是標志著東西方世界經濟史和文明史的“大分流”。伴隨著大航海時代序幕的拉開，西方海洋貿易迅速興起。然而此時，以“絲綢之路”為主要通道的亞歐大陸路上貿易卻日漸衰落。敦煌的衰落既是政權更迭、明王朝閉關鎖國的結果，也是海洋貿易替代陸上貿易的必然。
在西方走出中世紀的暗淡、開始走向大航海時代的波瀾壯闊之時，歐亞大陸東端的中國表面上仍處于皇權時代的最高峰，但實際上，閉關自守和不思進取的心態已經點燃了盛極而衰的導火索。當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美國等西方列強先后打開大門、走向更廣闊世界的同時，世界東方的大帝國卻關上了通向世界的大門。除了西部閉關之外，明朝政府以及清朝初年在東部和南部沿海地區還實行了嚴厲的海禁政策，直到清政府統一臺灣之后才開始有所緩和。
明朝封閉嘉峪關之后，敦煌先是被西域吐魯番占領。直到清代康熙五十七年（1718）平定新疆、雍正元年（1723）在敦煌設沙州所之后，中央政府才再次恢復了對敦煌的管轄和治理。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清政府下令沙州所改設沙州衛，從甘肅五十六州縣陸續向敦煌大規模移民墾荒屯田，重修沙州城。終于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人口經濟有所恢復之后，才改沙州衛為敦煌縣。此時距離嘉靖閉關已過去了兩個多世紀的時間。但直到1900年莫高窟藏經洞被發現、敦煌學蔚然盛行之前，敦煌始終只是中國大西北戈壁灘上一座默默無聞、鮮為人知的普通小城。
日后，歷史學家黃仁宇曾以《萬歷十五年》為題寫了一本頗有影響力的著作，這本書的英文標題或許更能反映作者的本意——“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譯為現代漢語是，“1587年，沒有大事發生的一年”或者“1587年，無關緊要的一年”。的確，與大航海時代之后西方的崛起相比，中國的衰落是一個漸進的、溫水煮青蛙的過程。明萬歷十五年（1587年）是嘉靖封閉嘉峪關之后的第63年。
黃仁宇在書中提到，“在歷史上，萬歷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當年，在我國的朝廷上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于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后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關系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
下令封閉嘉峪關，對于敦煌不是一件小事，對于明帝國也不是一件小事。它反映了明朝政府治理河西地區的成本已經超過了管轄收益，自此開始，明朝中央政府對于地方的控制力和國家治理能力就已經開始弱化了。
世界歷史東西方分野的大幕就此拉開。一邊是開放、探險、走向世界；另一邊是封閉、自大、抱殘守缺。一邊是意氣風發，從發現新大陸，到開拓殖民地、發展洲際海洋貿易，直到后來的探索南極，從文藝復興，到宗教改革，到工業革命，實現在空間世界和思想世界的開疆拓土；另一邊則是依舊重復著改朝換代的周期律，直到家底消耗、落后挨打、割地賠款、喪權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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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移民精神
清朝開關之后的敦煌歷史，就是一部移民史。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清政府從甘肅五十六州縣向敦煌有計劃、大規模地移民。這一階段的移民深深地影響著現如今敦煌的人口學特征和社會文化。
時至今日，我們依然能夠從地名中體會到敦煌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深刻的移民烙印。敦煌市西的“肅州鎮”，名字來源于肅州（即現在的酒泉市）。雍正年間的肅州移民來到此地，于是有了肅州坊、肅州堡、肅州廟村。月牙泉鎮有個村子叫“蘭州村”，蘭州村最早叫作“蘭州坊”，最早的居民是雍正年間從甘肅蘭州府遷移過來的。轉渠口鎮有個村子叫“漳縣村”，漳縣村的早期居民來自甘肅漳縣，移民到此建立了“漳縣坊”。“鹽茶村”的早期主體居民是雍正年間由當時的甘肅省鹽茶廳（即現在寧夏海原縣）移民而來。
事實上，這些來自甘肅五十六州縣的移民中，很多人本來就已經是移民的后代，他們的祖籍和故鄉可以追溯到山西、河北、河南、山東等省份。直到現在，很多敦煌老人仍然樂于回憶和講述先人當年從大槐樹出發背井離鄉、舉家遷徙的故事。
雍正遷民是敦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移民。在此之后，仍有移民陸陸續續遷至敦煌。最后一批較大規模移民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1990年，原甘肅省“兩西辦”與敦煌市政府簽訂指令性移民責任書，在敦煌市最北郊開墾荒灘，建立了一個整建制的移民村。1990年到1996年間，從甘肅省定西、白銀、蘭州、天水四個地區的十個縣市遷入移民485戶，1927人。因為70%以上的移民自定西市遷居而來，新成立的村子被命名為“定西村”。
我曾多次到定西村調研考察。在與村民的交談中了解到這個移民村二十六年的發展演進歷程。移民到來之初，開墾荒灘，苦難辛勤，可謂篳路藍縷。鹽堿地上搭個窩棚，父母兄弟擠進去，就是一個家。冬天嚴寒難耐凍得發抖，夏天烈日暴曬，春天青黃不接，還有風沙肆虐。有不少移民因為忍受不了創業的艱苦，而返回原籍地。新移民也曾被鄰近村子的人視為外來戶、甚至視為社會不安定因素。
在移民自身的努力和互幫互助下，加之當地政府部門的大力支持，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定西村如今的農民人均純收入已經高于其所屬的轉渠口鎮的平均值，路、渠、電等基礎設施建設相比于敦煌市其他農村也處于較高水平。
當年戈壁荒攤上披荊斬棘、扶犁趕牛、創業維艱的漢子如今有的已經步履蹣跚，兩鬢斑白；當年嗷嗷待哺、咿呀學語的嬰孩在這方水土的養育下，茁壯成長，成家立業，成為敦煌的新主人。
定西村是敦煌最后的一個整建制移民村，定西村的居民是最晚一批來到敦煌的移民。從定西村的發展歷程中，從定西老百姓口中講述的故事中，我仿佛看到了自清代康熙年間開關以來敦煌近三百年歷史中一代代移民的身影，體會到他們身上不畏艱險、敢為人先的冒險精神和開拓進取、互幫互助的創業熱情。
我想，敦煌精神不僅指以莫高窟壁畫為代表的開放包容、合作共贏，一代代移民們身上的那種冒險精神和創業熱情也是敦煌精神的一部分。事實上，移民身上所體現出來的冒險精神和創業熱情與古“絲綢之路”上不畏艱險、開拓進取、勇于打拼、包容互助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移民精神是對絲路精神的傳承和發揚，兩者共同構成了敦煌精神的內核。
如今，當我們講傳播敦煌文化、發揚絲路精神的時候，往往專指開放包容與跨文化融合。但如果真正全面地理解了敦煌的歷史之后，就會發現，這樣的界定過于狹隘了。甚至可以斷定，跨文化融合只是結果，是表象；深層內核是絲路商旅和外來移民身上那種不畏艱險、開拓進取、勇于打拼、包容互助的精神。
對于全球化大潮中的今人而言，加強跨文化交流、以開放的心態理解和包容異國文化，重要性自然無可辯駁；但與此同時，學習和發揚敢為人先、開拓創業、勇于創新的移民精神也是傳播敦煌文化的應有之意。特別是在當前中國經濟舊的粗放型增長模式難以持續、經濟結構亟待調整轉型升級的特殊歷史時期，后者更應值得大家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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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圣殿
敦煌再一次走進世人的目光要等到二十世紀初。1900年，道士王圓箓無意間發現了莫高窟藏經洞。藏經洞中貯藏著歷史上多個朝代的數萬件經卷、文書、賬冊、歷本、信札、織繡、畫像等文物資料。有的用漢文寫成，有的則用的是藏文、梵文、齊盧文、粟特文、和闐文、回鶻文、龜茲文、希伯來文等文字。
很快，以英國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為首的外國學者和探險家聞訊而來，半買半騙，以不公正的手段拿走了藏經洞中的大量文物。當時岌岌可危的清政府無暇、也沒有意識和能力去保護這些文物，導致大量珍貴文物散落海外。
值得些許慰藉的是，英國、法國、俄國、日本的眾多學者對這些文物資料進行了大量研究和挖掘工作，推動了“敦煌學”的形成。如今，敦煌學已經成為一門以研究藏經洞文書和敦煌石窟藝術為主，跨文化、長歷史、國際性的綜合學科。這時距離嘉靖棄城封關、敦煌軍民撤遷關內已經過去了將近四百年時間。
“絲綢之路”上商旅交匯和文化融合促成的繁榮集中地展現在莫高窟壁畫之中。莫高窟俗稱“千佛洞”。從十六國時期的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樂僔和尚在巖壁上開鑿第一個洞窟算起，距今已有整整1650年的歷史。前后歷經了北涼、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10個朝代，歷時綿延長達千年。
歷朝數代的開鑿興建使得莫高窟的規模不斷擴大，塑像、壁畫的內容不斷豐富。在隋唐鼎盛時期石窟總數曾超過千個。至今現存的洞窟有735個，彩塑3000余尊，壁畫面積大約4.5萬平方米，另外還有木構建筑5座，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佛教藝術圣地”。
盡管開鑿石窟主要是出于宗教原因，目的是用來禮佛。不過莫高窟所蘊涵的元素遠遠超出了宗教本身，而是集建筑、雕刻、彩塑、繪畫為一體的綜合藝術群。
尤其是壁畫，所包含的內容廣泛，意象豐富多彩，除了經變畫中的佛教經典故事和宗教形象之外，還有其他眾多神態各異、形象千奇百怪的人物造型，有王公貴族，有農夫牧人，有歌女舞伎，有商旅走卒，以及各個歷史時期捐資開窟的供養人像。
壁畫同時汲取了中原文化、伊斯蘭、波斯、印度、希臘藝術的特點和長處，涉及的景物五花八門、氣象萬千，既有山川河流、樹木花草、飛禽走獸，又有宮殿樓閣、橋梁酒肆、交通工具，還有服飾、樂器、生活器皿，以及狩獵耕作場景、戰爭場面、舞蹈形態、運動娛樂活動，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莫高窟藝術群是民間文藝繁榮薈萃的結果，不同于端莊肅穆或雍容華麗的皇家文藝或者廟堂文藝，因而表現手法往往更多元，更富有想象力，詼諧多姿、天馬行空。
一言以蔽之，莫高窟壁畫充分反映出敦煌在各自歷史時期的商貿繁榮、民族融合、文化多元化。有的石窟經歷了多個朝代反復翻修，地磚磨出了凹陷，窟內壁畫一層疊著一層。由表及里撥開層層壁畫，仿佛就像在時空隧道中穿梭，由近及遠看到不同歷史時期絲綢之路上先民們的生動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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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又見敦煌
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和敦煌學的發展一方面讓敦煌作為絲路明珠的輝煌歷史得以重見天日，展現在世人面前，另一方面也推動了敦煌走上復興之路，再一次以開放的胸懷擁抱世界。
近年來，敦煌旅游業迅速發展，形成了以莫高窟壁畫雕塑為核心，輻射陽關、玉門關、懸泉置、漢長城遺址等歷史人文景觀以及鳴沙山月牙泉、雅丹地質公園等自然景觀的大旅游圈。敦煌迅速崛起成為一座享譽海內外的文化旅游名城。航空、鐵路、公路交通設施的便利和互聯網的普及極大地縮短了敦煌與外界的通行時間和溝通成本，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助推。如今，旅游業已經成為敦煌的第一大產業。除此之外，敦煌近年來還致力于發展以葡萄、大棗等為主導和以溫室大棚、設施養殖為引領的現代農業。敦煌市政府提出了為城而農、為文而農、為游而農的“三為農業”發展思路，促進產業融合發展。敦煌的光電產業也已初具規模。
在嘉靖閉關的五百年之后，2013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訪問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時發表演講，提出了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絲綢之路經濟帶”與不久之后提出的“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合稱“一帶一路”，成為中國在經濟發展新階段的重大國家戰略。
又三年，2016年9月20日，作為“一帶一路”戰略重要平臺之一的首屆“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在敦煌開幕，七十多個國家以及國際組織派文化代表團前來參會。敦煌成為文博會的永久性會址，今后每年舉辦一屆。
另一方面，不可否認的是，敦煌未來的發展之路仍面臨著諸多約束和挑戰。水資源瓶頸明顯，地下水位持續下降。風沙、高溫、寒冬等極端天氣也是農業發展和旅游業發展的一大障礙。文化遺產保護和生態保護是敦煌當今面臨的首要挑戰，不能重演樓蘭古城的悲劇。
記得有一次在飛往敦煌的航班上，我的前排坐著一對年輕夫妻帶著孩子到敦煌旅游。聽得出來，小孩見多識廣，雖然只有十歲左右，但去過國內外很多地方，知曉不少故事和道理。當飛機飛過茫茫戈壁灘、終于看得見敦煌小城的時候，媽媽提醒小孩，敦煌到了。小孩透過機艙小窗看了一會兒，然后開始長篇大論。
他說，這里跟美國的拉斯維加斯很像，都是建設在沙漠中的城市。他說，這里好像沒有拉斯維加斯大，一座高樓也看不到。小孩還說，人類真偉大，能夠在沙漠中生存下來，建造城市。媽媽先是夸贊小孩善于思考，然后仔細地給孩子布置功課：敦煌和拉斯維加斯是很不一樣的城市，接下來幾天你要用心看，回家之后寫一篇游記交給老師，好不好？
小孩說的對，敦煌和拉斯維加斯這兩座城市的確有一些相同之處。兩座城市都坐落于戈壁深處，在原本人跡罕至之處營造起璀璨繁華。在各自的鼎盛時期，兩個城市都富有包容精神，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都是比較前衛的。
不過，也正像媽媽說的那樣，敦煌和拉斯維加斯又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城市。除了城市規模相差懸殊之外，兩者至少還有以下幾點不同。
其一，敦煌的歷史比拉斯維加斯要長得多。拉斯維加斯1905年才開始建立。而敦煌早在先秦時期就有文明出現，即便僅從漢武帝“列四郡”、“據兩關”起算，距今也已經有長達兩千一百多年的歷史。
其二，敦煌的繁榮是一代代商旅和移民點滴積累、開墾建設起來的。背后體現的是人的力量，是一個個的鮮活的人物形象，是一串串有血有汗的、活生生的故事。而在拉斯維加斯繁華的背后，反映更多的則是資本的力量，是萬丈高樓平地起；普通人走在拉斯維加斯的摩天大樓之間，或者置身于燈紅酒綠的賭場桌臺之間，常常只會感覺到渺小和迷茫。
其三，敦煌是古代世界幾大文明的匯聚交融之所。拉斯維加斯為人稱道的無非是賭場和演出秀。而根據學者季羨林的研究論斷：“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用“文化圣殿，人類敦煌”來描述敦煌是合適的。
當地人流傳著一句俏皮話：“蘭州是甘肅的，酒泉是中國的，敦煌是世界的”。潛臺詞是，蘭州是甘肅省的省會，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為國家做貢獻，而敦煌文化屬于全人類，盡管敦煌只是酒泉下屬的一個縣級市。考慮到敦煌在文明史上的特殊地位，這樣說倒也不讓人覺得浮夸。
六、千年鏡鑒
站在玉門關小方盤城遺址上，凝望這座歷經兩千年風霜的土城堡，歷史的恢宏與凝重感油然而生。放眼望去，茫茫無際的戈壁灘上，點綴著瓦礫殘片斜映夕陽，遠處依稀能夠看到曾經的古河床。不覺間，滄海桑田浮現腦海。兩千多個春秋歲月，兩千多年飛沙走石，將軍出關、征夫白發，鐵騎突出、商賈薈萃，羌笛悠悠、駝鈴聲聲，客舍青柳、車水馬龍，狂沙飛雪、夜光美酒，塵土封城、冷月寒光，遷民稼穡，瑰寶再現……
在這兩千多年的歷史中，敦煌先是由遠陲河西走廊最西端的邊防小鎮，逐步發展壯大成為絲綢之路上商旅集散、文化交匯的交通要塞，然后又從絲路明珠走向衰落，一度廢棄荒蕪；如今再度實現繁榮，成為享譽中外的旅游文化名城。
兩千年時間，由小及盛，由盛轉衰，衰而復興，敦煌走過了一個完整的周期輪回。回望兩千年，繁華散去，故人長辭，留下的是絲綢之路上一串串開放互利、包容互鑒的故事，是一代代移民敢為人先、開拓創業的熱情，是莫高窟壁畫中崇尚美好、樂觀積極、不被現實禁錮的人性之光。這三種精神猶如源頭活水，彼此連通，在沙漠戈壁中滋養了敦煌兩千年歷史；這三處源頭活水又如一方明鏡，映射敦煌兩千年興衰，啟示今人思考和借鑒。
本文作者系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