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龍貴

　　個人信息泄露不僅是“徐玉玉”這些小人物的遭遇，就連奧運明星、演藝界紅人也難以幸免。當個人信息不能“由我做主”的時候，誰都沒有任何安全感可言。

　　孫楊、傅園慧身份證號40元一個，300元“我知道的明星手機號、證件號，打包帶走”……從普通旅客莫名收到“航班取消、改簽”的短信，到明星航班信息屢被泄露，日前，認證為“娛樂評論人”的網民“長腿胡乓”的一條微博，讓倒賣明星航班信息的產業鏈浮出水面。

　　看來，個人信息泄露不僅是“徐玉玉”這些小人物的遭遇，就連奧運明星、演藝界紅人也難以幸免。當個人信息不能“由我做主”的時候，誰都沒有任何安全感可言。

　　從報道來看，明星航班信息倒賣幾乎已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並且手法多樣、花樣百出，甚至按照明星的市場號召力，價格也有所不同。比如最近比較火的就是奧運明星——買傅園慧證件號竟然可送胡歌證件號。這至少說明兩點，其一，無論是獲取、倒賣，還是購買明星航班信息，門檻和成本都非常低，這意味著任何人都有可能進入這個圈子，成為信息詐騙的潛在幫凶。其二，圍繞個人信息已形成了一個相對成熟的產業鏈，層層分級，運轉高效，並且這幾乎就是一個公開叫賣的市場，就差在媒體上打廣告了。

　　無論什么身份，個人航班信息容易泄露，與當前民航業的管理體系有一定的關系。正如業內人士所說，航班信息泄露的途徑太多了，航空公司、保險公司、機票代理商、中航信等都有可能泄露。而掌握航班信息的機構越多，也就意味監管和事後追查的難度越大。就好比多頭管理，理論上誰都有責任，實際上誰都不用擔責，因而無法形成良性的內部監管機制。更何況，很多時候航班信息泄露未必會產生直接的危害，如何發現都是一個問題。

　　盡管如此，我也不認為航班信息泄露是一種必然結果，至少不該成為普遍現象。如果民航總局以及各大航空公司、機票代理商等機構能夠加大自身管理力度，真正以乘客利益為本位，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信息外泄的。相比之下，代理商、航空公司都有局限，而作為後台的中航信則掌握著乘客的所有信息，這是監管的重中之重，那么，能否制定有針對性的管理制度，對其進行源頭式管控?再比如，機票代理商分為多個層級，從業人員良莠不齊，顯然也有必要抬高從業門檻，強化對代理商的資質審核力度。事在人為，個人航班信息的大面積、常態化的泄露，折射出的其實是管理的懈怠，以及責任心的缺位。

　　當然，完全指望行業自律來堵住航班信息的漏洞，也不現實。預防個人信息泄露，歸根結底還是要靠法律的力量。《刑法修正案(九)》規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個人信息，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但在司法實踐中，此類案件多為象征性地輕判，相對於倒賣個人信息所獲得的利益，這不足以形成威懾力。尤需提醒的是，美國在1974年就有了隱私權法案，但我國至今還沒有一部專門針對個人隱私和信息安全方面的立法，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法律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