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刁大明
下一屆美國總統只能從希拉里或特朗普之間產生，但無論誰勝出，輸的都是驢象兩黨。他們輸給了變化著的時代，更輸給了迫切期待變革的民意。
北京時間9月27日上午9點，美國民主黨總統該候選人希拉里與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將首次面對面“開撕”——進行第一場電視直播辯論。
作為后金融危機時代首次產生新總統的選舉，2016年大選早已被賦予了太多歷史性標簽。但不可否認，產生希拉里和特朗普的制度安排的確如迷宮般扭曲著民意的表達，而僅就本次選舉發展到目前的劇情看，驢象兩黨政治生態中的深層次隱憂也已一覽無余。
經過長達18個月的驢象競逐，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終于來到了不足兩個月的最后沖刺階段。自7月下旬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以來，該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雖一度在綜合民調中持續領跑，但“郵件門”陰影的揮之不去始終纏困選情，而在“9?11事件”15周年紀念活動上“病退”而引出的“陰謀論”猜測已衍生出多個驚悚版本，比如“希拉里只能再活一年”抑或是“希拉里使用了替身”。與事關過去是非的“郵件門”不同，事關未來能否有效競選或履職的“健康門”儼然已成為希拉里競選的“九月噩夢”。
面對希拉里勢頭的轉弱，選擇靜觀其變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基本保持了克制。8月中旬的臨陣換將、嚴控“大嘴”等止血措施促使了其支持率的穩健回升，選情似乎已迫近又一個死亡交叉的邊緣。當然，在希拉里快速復工、回歸競選的情況下，如果特朗普在當地時間9月26日開啟的三場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上再次出現極端言論的單曲循環，選情或許又將發生再一次的逆轉。
作為后金融危機時代首次產生新總統的選舉，2016年大選早已被賦予了太多歷史性標簽：可能選出美國首位女性總統、可能刷新羅納德?里根在1980年創下的首次當選總統的高齡紀錄、美國選舉政治跨入智能終端動員時代的“門檻之年”??
但最為令人失望的一定是這樣一個罕見的現實：這是一場兩個歷史上最不受歡迎人選之間的白宮競爭。過去數年中希拉里所享有的高滿意度在2015年4月宣布參選之后戛然而止，如今只能維持在40％上下，其不滿意度卻飆升到了至少55％。而特朗普的不滿意度更是高達70％，其滿意度只有這個數字的二分之一。換言之，也許并非“這屆美國人民不行”，而是選民們無可奈何地陷入了無人可選的困境之中。不可否認，產生希拉里和特朗普的制度安排的確如迷宮般扭曲著民意的表達，而僅就本次選舉發展到目前的劇情看，驢象兩黨政治生態中的深層次隱憂也已一覽無余。
民主黨：馬賽克化與高科技化
如今看來，一心要親歷并改寫歷史的希拉里似乎注定在權力之路上遭遇各色牽絆。8年前是年輕氣盛的奧巴馬，2016年民主黨初選又碰上了老氣橫秋卻一腔熱忱的伯尼?桑德斯，如今的大選階段則是“‘各種門’猛于特朗普”。冷眼分析，桑德斯與希拉里之間令人意外的纏斗，應當說是民主黨內部不同政治派別——至少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的喬治?麥考文式的“進步主義民主黨人”與在1980年代末期得以不斷得勢的“新民主黨人”——之間沖突的延續。
兩個分支之間的最大差異并不在于社會事務，而是經濟財政議題。“進步主義民主黨”基本上主張凱恩斯主義導向的混合經濟體制，強調大政府福利，而“新民主黨人”持有著較為保守的財政傾向，倡導以發展經濟來為公眾提供所謂的“就業福利”，符合“第三條道路”的審美。在很多時候，他們之間的區分度并不鮮明，比如約翰?肯尼迪幾乎是個“居間人物”，而自稱為“新民主黨人”的奧巴馬所推進的多個重大政策卻帶有濃厚的進步主義色彩。
在這次民怨沸騰、反對全球化情緒高漲的選戰之中，極左和中左之間的路徑之爭被無限放大。即便桑德斯口口聲聲自詡為“民主社會主義者”，但被其吸引的民主黨人卻多為進步主義一派，而希拉里自然繼承了被認為“新民主黨”旗幟的比爾?克林頓的衣缽。可以預見的是，隨著以霍華德?迪安、伊麗莎白?沃倫為代表的“進步主義民主黨人”的抬頭，為了回應后金融危機時代下美國面對的復雜內外挑戰，民主黨內部正在經歷著新一輪事關重大的意識形態整合，其重要體現即希拉里在桑德斯的初選塑造下吸納了更多的平民主義政策議程。
不過，由政治人物出于選舉計算而謀求的整合，無法掩蓋民主黨目前面臨的失衡狀態。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最近在《外交事務》上撰文指出的那樣，民主黨近年來將更大熱情傾注于所謂的“身份政治”，轉型為代表女性、非洲裔美國人、城市年輕人、同性戀者、環境保護主義者甚至是新移民群體的馬賽克化的政黨，進而也就把白人男性群體的利益表達置于最邊緣的境地。甚至有觀點認為，2008年在奧巴馬和希拉里之間展開的大選級別的民主黨初選本質上就是一場強調“身份政治”的黨內廝殺。這種“多元面孔”的瘋狂生長的確為民主黨實現了重大的選票收獲。有統計顯示，1976年以來非洲裔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力挺從未跌落過八成，極值即2008年助力奧巴馬歷史性當選的95％；緊隨其后的是拉美裔、亞裔、LGBT等群體，即便是撐起半邊天的女性也貢獻了55％的多數支持率。
但民主黨的這些面孔在本次大選中卻都笑不起來了。受到全球化的沖擊，由白人男性占據多數的藍領中下層大多只能維持低水平就業；中產階層的空前萎縮也為該群體平添著巨大的被剝奪感。民主黨政府推進的一系列政策，比如奧巴馬醫改，雖說也同樣惠及中下層的白人，但后者依舊堅信他們只是搭上了少數裔或移民的便車而已。產生如此強烈而頑固的被忽視感的部分原因，即在低端需求層次上的政策區分度原本就偏小，或者培訓與再就業政策因個體差異以及聯邦主義下的內耗而大打折扣
奧巴馬或希拉里的民主黨丟失白人男性選民盤的同時，高新科技產業的高歌猛進也正在從另一個緯度上改造著民主黨的生態結構。其最搶眼的體現當屬被廣泛討論的桑德斯等“反建制派”政治人物借助互聯網動員的戲劇性崛起。而在與“桑德斯現象”背道而馳的方向上，科技力量所扮演的角色卻走得更遠。從統計數據上看，接受過大學教育的選民已日漸充當起民主黨的中流砥柱，其占比從1952年的12％擴展到2004年的將近60％，而民主黨陣營接受的來自信息產業的募款也逐年超越了工會組織能夠提供的水平。從蓋茨到扎克伯格，從微軟到谷歌，所謂的“硅谷民主黨人”的得勢加劇了民主黨在社會與族裔意義上的多元化。但當這種人力成本更低的高新科技與少數裔或新移民一道涌入了與藍領工人一起爭奪低水平就業的混戰之時，民主黨與藍領群體之間的蜜月也就被徹底終結了。
為了競選造勢、凸顯親民形象而搭乘地鐵的希拉里被媒體發現竟然不會使用進站軋機，于是人們不禁會想起那個頗為諷刺的說法，即“豪車自由派”。從某種意義上講，“硅谷民主黨人”的大行其道助長了這類言行不一的“豪車自由派”的興盛。而習慣了坐在豪車里做政治盤算的希拉里們只會樂此不疲地借助大數據來鎖定選民，自然無法讓在車間里、工地上流汗的藍領階層有什么共情之處。這種距離感直接加劇了不可信任的刻板印象，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即便希拉里陣營反復宣稱這位68歲的候選人身體無礙，輿論仍舊堅持著憂心忡忡的質疑。
共和黨：槍炮、生意、圣經都不靈
失去了就業與社會福利庇護的藍領中下層，很多只能倒向聊以慰藉的精神支柱，即共和黨標榜的家庭與宗教價值觀。但問題在于，這種轉向仍無法平息共和黨內部同樣存在著的復雜糾葛。
與民主黨人的兩個分支或多元面孔相似，1980年代以來由里根一手打造的共和黨一般被認為有三張面孔，即槍炮、生意與圣經。槍炮自然指的是動不動就要舞刀弄槍的代表軍工利益的軍事鷹派，生意代表溫和重商派，而圣經則是宗教保守派。目前看，反恐戰爭與金融危機所引發的美國聯邦預算的巨大壓力以及國內戰略界濃重的“內顧傾向”，明顯打壓了軍事鷹派的活動空間，其代表人物約翰?麥凱恩在2008年以來大肆叫囂美國在亞太的所謂“威脅”也正是為了盡力爭取多一些話語權，而其在今年謀求連任時的捉襟見肘也證明了一個人掙扎的收效甚微。
相對于軍事鷹派的困境，重商派也陷入了進退兩難的迷惘，無論是支持自由貿易還是從國內市場和勞動力的考量出發支持移民改革，都難以在民怨爆棚的大選年找到足夠的政治市場。這也可以解釋杰布?布什或者約翰?卡西奇無力熬過初選的原因。比較之下，唯有宗教保守派繼續發揮著共和黨黨內黏合劑的關鍵作用，甚至還在過去幾年中馴服了茶黨勢力，弗蘭肯斯坦式地組合為“茶黨福音派”。但問題在于足以在價值觀、家庭觀念等傳統議題上說服藍領的宗教派并不能為目前最為棘手的經濟與就業關切開出靈丹妙藥，于是特德?克魯茲也只好在初選的最后一刻敗下陣來。
三張面孔的失靈為新面孔的浮現創造了機會，這也就是特朗普倡導的所謂“本土主義”傾向。回望過去，“本土主義”作為共和黨黨內并不主流的勢力也算由來已久，而上一次被關注還是在1940年共和黨初選中關于參與二戰與否的激烈爭辯，其時俄亥俄州國會參議員鮑勃?塔夫脫就是持有堅定不干預傾向的“本土主義者”。而幾乎在美國立國之前，來自英國的新教徒移民就自視為“真正美國人”，并將“本土主義”的矛頭直指了信仰天主教的其他歐洲移民以及北美大陸的土著。
在口無遮攔之間，特朗普高超地在族裔和宗教意義上操作著“本土主義”，一方面以嚴厲的移民限制政策回應著藍領群體的經濟關切，一方面又以強有力的反恐策略滿足宗教保守派對外部世界的焦慮。特朗普為共和黨招回的這張面孔，的確更為有效地吸引了在本次選舉中出現擺動的藍領階層，但也很大程度上挑戰了共和黨傳統主流派的心理底線。基于“本土主義”的不干預傾向令軍事鷹派無法接受，徹底地排斥“他者”甚至減少與“他者”聯動的極端主張也明顯傷及重商派利益，而美墨邊境筑墻、驅逐非法移民等一系列政策議程走到底其實是與保守主義價值觀背道而馳的大政府擴權。更為令人擔憂的是，這種“逞口舌之利”的極端做法到底會為美國乃至世界帶來什么？
從前副國務卿羅伯特?阿米蒂奇到前財長亨利?保爾森，再到曾是2010年加州州長共和黨候選人的惠普現總裁梅格?惠特曼??盤踞在華盛頓的戰略界精英與來自新英格蘭地區和西海岸的商界人士攜手，吹響了共和黨內部最先反對特朗普的號角。而這些人也被認為可能成為所謂的“克林頓共和黨人”；甚至據此有預判認為，“克林頓共和黨人”會類似于1980年代的“里根民主黨人”，促使希拉里?克林頓在本次大選中以類似里根時代的歷史性選票優勢入主白宮。
從5月鎖定初選以來，特朗普言行的前后不一也凸顯了其在團結共和黨主流和維持白人藍領群體支持之間的艱難抉擇。而至少自7月底全國代表大會以來，雖然其過激言論有所收斂，但特氏基本上放棄了整合共和黨、實現“最大公約數”的努力，轉而繼續以“本土主義”穩固藍領基本盤。換言之，競選總統的特朗普雖然并非徹底無視“學習總統范兒”的建議，但還是在更多時候堅持著“讓特朗普做特朗普”的本色出演。
藍領真的能撬動驢象政治？
從茶黨運動到占領華爾街，從特朗普到桑德斯，美國驢象政治展現出所謂“黨間斗、黨內斗”的奇特圖景，這也是1856年民主、共和兩黨對決形成以來的頭一遭。依照美國政治學界關于“政黨重組”標準的判斷，如此“碎片極化”的態勢極可能意味著下一次政黨重組的開端。本質上講，政黨重組意味著政黨選民盤的重大變動。1960年代在《民權法案》與“偉大社會”的推動下南方的非洲裔倒向了民主黨；而在1980年代里根又將新英格蘭和西海岸的重商派與南方保守派團結黏合在一起。
讓歷史照進現實的話，如今被特朗普撬動的藍領群體是否會導致共和黨的重組的確還存在諸多疑問，比如藍領群體在政治規模意義上會否有與非洲裔同樣的體量，如今按照美國社會學界的標準，勞工階層（workingclass）可達到三成，這樣的話無疑是個重大數字；又如也要充分考慮藍領群體與少數裔群體、女性群體之間的交叉關系，如果去除被民主黨引力吸引的群體之后，到底又有多少群體正在變動；再如還需要明確藍領群體的變動是否只是總統層次而已，是否普遍存在于其他選舉層次，即能否形成普遍趨勢。更為嚴峻的是，在各自的重大重組，兩黨接納、消化新選民盤的過程都相對順利，至少沒有出現如今共和黨在“特朗普現象”影響下的致命不適。
面對后金融危機時代長期作為“沉默大多數”的藍領群體的覺醒，一面是民主黨的長期忽視，另一面是共和黨的投機煽動。在為了反對而反對的極化政治和以當選為至上目標的競選政治的雙重侵蝕下，驢象兩黨被鼓吹為政體潤滑劑的“第二憲法”角色快速褪去，選民正在因無法通過政黨實現利益表達而對美國政治愈加失望。而今，下一屆美國總統只能從希拉里或特朗普之間產生，但無論誰勝出，輸的都是驢象兩黨。他們輸給了變化著的時代，更輸給了迫切期待變革的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