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世界郵報》主編內森·加德爾斯發文“中國為何擔心西方煽動顏色革命”，建議西方避免挑戰中國的根本性政治制度，並指出中國價值觀和政治制度的形成有深厚的曆史背景。對此，美國曆史學者華志堅和梅凱悅發表“專制對中國微妙的政治傳統構成危害”一文反駁加德爾斯，強調中國存在多樣的政治傳統，指責中國政權和殖民者有相似的思維，都不願下放權力，放開民主化進程。鑒於華梅二人對中國政治傳統的理解存在失實之處，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貝淡寧撰文闡述中國發展為單一制國家的曆史源流，並指出不可簡單套用西方政治框架評價中國政治。該文首發於《世界郵報》，觀察者網全文翻譯，以饗讀者。】

　　近日，《世界郵報》主編內森·加德爾斯發表了一篇有關中國政治的評論文章。對此，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曆史學助理教授梅凱悅(Kate Merkel-Hess)和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曆史教授華志堅(Jeffrey Wasserstrom)兩人做出了回應，這一回應使我們意識到，研究中國政治必須考慮豐富多面的政治傳統。

　　從春秋時期到清末帝國崩塌，儒家、法家、道家、佛教等思想百花齊放。民國以來，中國的思想家們則圍繞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女權主義等西方政治傳統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因此，如果斷言稱中國曆史上只有一種政治傳統，並以此為依據來推斷當代中國的話，顯然是錯誤的。不過加德爾斯並沒有犯這個錯誤，他在文中用的是“主流觀念”一詞，並沒有排除其他支流的存在。

　　問題反而出在華志堅和梅凱悅兩人的身上，他們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他們過於關注這些“非主流”的思想，並敦促西方評論家批評中國政府未能實踐中國政治傳統中“最好的部分”，而這些政治傳統恰好與西方“自由主義民主的理想和人權觀念”不謀而合。換句話說，就是要套用西方政治框架評價中國政治的進退得失，並支持中國本土與西方“所見略同”的批評者。

　　評價中國政治的發展不應唯“自由民主”是論。事實上，中國可以提出道德上合情合理、政治上切實可行的方案代替自由主義民主，但是華志堅和梅凱悅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由此觀之，這兩位學者的思想觀念與19世紀、20世紀的殖民者別無二致，都極力鼓吹西方的政治信仰。而曆史上，這些被強加於中國的政治信仰帶來的效果多半是災難性的。

　　不過，華梅二人的文章仍然提出了兩個重要的議題。其一，何種政治傳統或價值觀更能解釋當代中國的政治?其二，何種政治傳統或價值觀更能有效衡量和評估當代中國的政治?不妨讓我來逐一回答這兩個問題。

　　如果我們要解釋政治制度或政策成效，那么最直觀、最不容爭辯的是政治、經濟因素產生的效果。但是文化的作用也不容忽視，它為分析各種社會政治選擇提供了框架和思路，也有助於推動政策的實施，使某種政治道路變得更為可行。不妨考慮一下加德爾斯所談的“政治統一”的價值。以色列曆史學家尤銳(Yuri Pines)在其知名作品《展望永恒帝國》一書中寫道，戰國時期的政治思想家雖然政治主張迥異，但是他們都認可單一君主治理下的國家統一，這此後也成為了中國政治思想的基石。“政治統一”的原則解釋了中國帝制、皇權和政治制度發展的根源，以及中國政策和政治制度穩定的緣由。尤銳認為，盡管中華帝國的曆史中時有亂世和分裂，但是中國根本的政治體制、社會政治和文化特征總能恢複穩定。“政治統一”的原則也解釋了為什么20世紀早期“聯省自治”等政治主張無法得以實現的原因，因為這些主張與中國主流政治價值觀向左。

　　簡而言之，主流政治價值觀念在立法者和普通民眾的心中根深蒂固，並作為動因促成了某些結果。尤銳認為，中國共產黨可以被視作單一制國家和最高權威的具體體現，但當代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不同於古代家族承繼的帝王，前者是由“選賢任能”的程序產生的，任期也往往不會超過兩屆。無獨有偶，加德爾斯也認為，人們維護單一制國家的深刻觀念影響著當代中國領導人的政策，這也解釋了為什么這些政策往往總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誠然，當下中國的非主流政治觀點，如美式對抗式政治、三權鼎立等政治理念也許會在未來獲得民眾的認同，並取代主流價值觀念。但在拿不出強有力證據的情況下，這也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已。

　　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選賢任能”的政治觀念可能和“政治統一”一樣深入人心。從孔子以降，絕大多數的中國思想家們都認為，優秀政治體制的目標應該是甄選並提拔德才兼備的人才;他們爭辯的主要是“何為德才兼備”，以及如何衡量品德與才能。從隋朝開始，中國“選賢任能”的政治理念就以科舉考試的形式制度化了下來，中舉的考生在基層政府鍛煉，按照能力逐級獲得提升。

　　與“政治統一”的價值觀一樣，“選賢任能”也曾在20世紀的時候遭遇了理念和實踐的雙重沖擊。但在經曆過短暫的激進民粹主義之風和“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領導人很快重建了“選賢任能”的政治體制。雖然今天的“選賢任能”與古代科舉內容有別，但在形式上幾乎沿襲了後者。

　　但是，不管中國有怎樣的政治現實，也不管其未來變化方向如何，華志堅和梅凱悅等自由民主主義者仍然會批判當代中國“所謂的‘選賢任能’”治理體系，而極力宣揚民選政治領袖的種種好處。如今，在除朝鮮以外的其他國家，很少有人支持家族傳承的獨裁統治——即使這些根植於曆史的政權被證明是穩定的。那么，我們為什么還要認為中國的“專制”具有道德特殊性呢?

　　不過仔細想想，“選賢任能”的政治體制真有那么糟糕嗎?我在新書《賢能政治：為什么尚賢制比選舉民主制更適合中國》中，為這一政治體制進行了辯護，借此機會簡要概括一下我的觀點。其一，“選賢任能”的理念在中國深入人心，它比民主選舉等其他政治形式更穩定。其二，政治民調顯示人們對中國的官員選拔模式支持度一直很高。其三，中國對下一代和全世界都肩負著重大的責任，它需要選出經驗最為豐富、知識最為廣博的領導人，他們不應只為眼下這一代人著想。第四，科技的快速進步和突如其來的金融沖擊、自然災害等都需要思路清晰的領導人們做出快速而全面的反應。最後，“選賢任能”的官員選拔模式與基本人權和廣泛意義的民主價值相吻合，中國在基層政府實現民主選舉，也有政治協商、信息公開、質詢反饋等機制保障。

　　“選賢任能”避免了通過“一人一票”形式的多黨選舉產生國家最高領導人。中國需要有機制來盡可能確保最高領導人經驗豐富、視野廣闊、思維長遠，避免讓“中國版特朗普”進入權力核心。

　　當然，中國的賢能政治仍然存在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正如美式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之間也存在差距一樣。但是西方的思想家們應當支持中國建立具有民主特色的“選賢任能”選拔模式，不是嗎?對於一些西方學者而言，這也許像一劑苦口的中藥般難以接受。就我個人而言，我也是在中國住了許多年，與中國的朋友、同事多番交流思考後才願意接受這一觀點的。除了選賢任能，中國還有其他的政治制度選擇嗎?難道西方人只應支持那些恰好與自己觀點一致的“中國異見分子”嗎?這難道不是殖民思維的遺毒嗎?

　　也許我的這一番評論對華志堅和梅凱悅並不是很公平。長期以來，我十分欣賞他們的博學，以及他們深入淺出的中國現代史著作。或許他們在與中國學者的交流過程中，評判政治的規范標准發生了變化。如果是這樣，我十分希望了解他們用怎樣的標准來衡量中國政治的進步與倒退，為何與評價美國政治的標准不同?

　　(青年觀察者張成譯自《世界郵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