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晉與勞爾·卡斯特羅在哈瓦那革命宮殿會面。圖/視覺中國

　　最近，安倍作為日本首相初訪古巴。由於和李克強總理訪問古巴幾乎同一時段，並慷慨地擬免除古巴1200億日元(約合9.96億美元)的未償債務，占古巴全部未償債務的三分之二。此舉被媒體評論稱，“日本在西半球開辟與中國競爭影響力的新戰場”。

　　實際上，此“戰場”早已不“新”。2014年7月，習近平主席剛結束對中南美國家的訪問，安倍就“接踵而至”，宣稱“在進行高層營銷的意義上，我認為擁有6億人口的中南美是新的地平線”，並對基礎設施出口等經濟外交表示了積極意願。按照《日本經濟新聞》的評論，“安倍有意牽制正在通過經濟支援等舉措在中南美提升影響力的中國”。

　　屢次在中國領導人訪問後，安倍接踵而至的重要原因，是對中國不斷拓展全球影響力的深刻擔憂。在2010年日本GDP總量被中國超過後，這種憂慮更顯得不加掩飾。

　　日本不甘心淪為“亞洲老二”，無疑是主要原因。曆史上，中日關系經曆了三次轉折。第一次，公元663年，中日爆發首次武裝沖突：白江之戰。此戰中國擊敗了日本，確立了在“東亞秩序”的“盟主”地位。第二次，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戰勝中國，顛覆了東亞秩序。第三次，日本在二戰中戰敗投降，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夢想破滅。但是，按照日本左翼史家竹內好的說法，“日本人沒有敗給中國的實際感覺。日本是向盟國投降的，當時的盟國主要是美英中蘇，但日本只是向美國低頭服輸的感覺強烈些，對蘇聯也是如此。”不願意向中國低頭，也是日本不願徹底反思侵略曆史的重要原因。

　　另外，相對於中國的迅速崛起和發展，而日本則因通貨緊縮等因素導致經濟長期徘徊不前，民族向心力減弱。加之日本一些媒體刻意渲染 “中國威脅”，使日本民眾產生危機意識。可以說，中日關系的緊張程度和日本對美日同盟的支持度呈正比。數據為證：日本共同社民調顯示，2013年初“中日軍機對峙”時，要求強化美日同盟的受訪者高達75。9%。正是在這種民意背景下，安倍政權在多數民眾反對修憲的情況下，以“複興強大日本”為旗號，采取“迂回戰略”，通過制定“新安保法”解禁集體自衛權，改變日本長期堅持的專守防衛政策。但是，重建軍事強國的國策，並不為多數日本民眾所認可。民調顯示，超過60%的受訪者反對“新安保法”。所以反對，不外乎兩個原因，一是日本軍費開支連年創出新高，影響民生改善;二是加劇戰爭危險，影響安定生活。這種矛盾困擾日本民眾。

　　安倍政權同樣陷入矛盾。因為，擴充軍備“奪回強大日本”需要錢;為實現“入常夢”拉票需要錢;獲取日本稀缺的資源需要錢;改善民生鞏固權力基礎需要錢。但最令安倍政權煩心的，恰恰是錢。“安倍經濟學”原定2年實現2%物價的上漲目標，不僅至今無法兌現， 而且2014年4月份增加消費稅和今年2月開始實施負利率政策，反而加劇了通縮。2015年，日本對華貿易逆差2.8322萬億日元，不僅連續5年逆差，而且再次創出新高。日本政府負債額超過GDP的230%，今年負債額已達1053.4676萬億日元(約合69萬億人民幣)，只能“寅吃卯糧”。日本內閣府公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上半年，日本名義GDP規模僅相當於中國同期名義GDP52162.74億美元的42.91%。免除外國債務是什么行為，不言自明。

　　日本民眾和政府如何擺脫上述矛盾?筆者認為，切實改善中日關系，與中國實現“經貿互利”，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才是明智的選擇。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在訪美時曾經表示，現在要成為軍事大國，需廣袤的國土和眾多的人口，英國不可能成為那樣的大國。安倍是否也該想想自己的“金元外交”能堅持多久?

　　(作者：馮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