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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晉與勞爾·卡斯特羅在哈瓦那革命宮殿會面。圖/視覺中國
最近,安倍作為日本首相初訪古巴。由於和李克強總理訪問古巴幾乎同一時段,並慷慨地擬免除古巴1200億日元(約合9.96億美元)的未償債務,占古巴全部未償債務的三分之二。此舉被媒體評論稱,“日本在西半球開辟與中國競爭影響力的新戰場”。
實際上,此“戰場”早已不“新”。2014年7月,習近平主席剛結束對中南美國家的訪問,安倍就“接踵而至”,宣稱“在進行高層營銷的意義上,我認為擁有6億人口的中南美是新的地平線”,並對基礎設施出口等經濟外交表示了積極意願。按照《日本經濟新聞》的評論,“安倍有意牽制正在通過經濟支援等舉措在中南美提升影響力的中國”。
屢次在中國領導人訪問後,安倍接踵而至的重要原因,是對中國不斷拓展全球影響力的深刻擔憂。在2010年日本GDP總量被中國超過後,這種憂慮更顯得不加掩飾。
日本不甘心淪為“亞洲老二”,無疑是主要原因。曆史上,中日關系經曆了三次轉折。第一次,公元663年,中日爆發首次武裝沖突:白江之戰。此戰中國擊敗了日本,確立了在“東亞秩序”的“盟主”地位。第二次,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戰勝中國,顛覆了東亞秩序。第三次,日本在二戰中戰敗投降,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夢想破滅。但是,按照日本左翼史家竹內好的說法,“日本人沒有敗給中國的實際感覺。日本是向盟國投降的,當時的盟國主要是美英中蘇,但日本只是向美國低頭服輸的感覺強烈些,對蘇聯也是如此。”不願意向中國低頭,也是日本不願徹底反思侵略曆史的重要原因。
另外,相對於中國的迅速崛起和發展,而日本則因通貨緊縮等因素導致經濟長期徘徊不前,民族向心力減弱。加之日本一些媒體刻意渲染 “中國威脅”,使日本民眾產生危機意識。可以說,中日關系的緊張程度和日本對美日同盟的支持度呈正比。數據為證:日本共同社民調顯示,2013年初“中日軍機對峙”時,要求強化美日同盟的受訪者高達75。9%。正是在這種民意背景下,安倍政權在多數民眾反對修憲的情況下,以“複興強大日本”為旗號,采取“迂回戰略”,通過制定“新安保法”解禁集體自衛權,改變日本長期堅持的專守防衛政策。但是,重建軍事強國的國策,並不為多數日本民眾所認可。民調顯示,超過60%的受訪者反對“新安保法”。所以反對,不外乎兩個原因,一是日本軍費開支連年創出新高,影響民生改善;二是加劇戰爭危險,影響安定生活。這種矛盾困擾日本民眾。
安倍政權同樣陷入矛盾。因為,擴充軍備“奪回強大日本”需要錢;為實現“入常夢”拉票需要錢;獲取日本稀缺的資源需要錢;改善民生鞏固權力基礎需要錢。但最令安倍政權煩心的,恰恰是錢。“安倍經濟學”原定2年實現2%物價的上漲目標,不僅至今無法兌現, 而且2014年4月份增加消費稅和今年2月開始實施負利率政策,反而加劇了通縮。2015年,日本對華貿易逆差2.8322萬億日元,不僅連續5年逆差,而且再次創出新高。日本政府負債額超過GDP的230%,今年負債額已達1053.4676萬億日元(約合69萬億人民幣),只能“寅吃卯糧”。日本內閣府公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上半年,日本名義GDP規模僅相當於中國同期名義GDP52162.74億美元的42.91%。免除外國債務是什么行為,不言自明。
日本民眾和政府如何擺脫上述矛盾?筆者認為,切實改善中日關系,與中國實現“經貿互利”,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才是明智的選擇。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在訪美時曾經表示,現在要成為軍事大國,需廣袤的國土和眾多的人口,英國不可能成為那樣的大國。安倍是否也該想想自己的“金元外交”能堅持多久?
(作者:馮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