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京報社論

　　一旦有了召回制度，消費者就拿到了“尚方寶劍”。

　　在國家質檢總局執法督查司進行約談和啟動缺陷調查情況下，三星(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向國家質檢總局備案了召回計劃，決定自2016年10月11日起，召回在中國大陸地區銷售的全部三星Note7手機，共計19萬餘台。

　　自今年8月2日三星Note7發布以來，在全球各地頻繁曝出起火、自燃、爆炸事故。9月2日，三星就Note7炸機事件致歉，宣布此前向10個國家發售的250萬部智能機在召回之列，卻將中國大陸排除在外。理由是：在中國大陸市場正式發售的國行版Note7，采用了不同的電池供應商，不存在電池安全問題。

　　但國行版Note7的電池具體情況並不十分清楚，在沒有滿足消費者的知情權情況下，三星對中國和其他國家執行雙重標准，與韓國、美國形成強烈對比，這讓中國消費者很不滿。在這種情況下，質檢部門遲遲未有舉動，這不僅僅是“動作太慢”的責任意識問題，也提示中國缺陷手機召回制度必須要盡快出台。

　　關鍵是，在中國銷售的國行版Note7並非如三星所言的安全，到目前為止，已經發生20起三星Note7手機過熱、燃燒事故，而三星公司一度拒不承認，認為是用戶外部加熱所致。現在決定召回，顯然是承認確有問題。當初的信誓旦旦剛剛落地，就被事實打臉。

　　三星執行雙重標准，且產品存在重大質量問題，按道理，有關部門應該迅速強制要求三星召回缺陷手機，而不只是拖延及溫和約談。除了責任意識問題，也說明中國目前缺乏缺陷手機召回制度，影響了相關部門的強硬執法，給消費者帶來不必要的損失。

　　一旦有了召回制度，消費者就拿到了“尚方寶劍”。召回的成本太高，企業不敢以犧牲公眾安全利益為代價來換取高額利潤，會更注重產品質量，不敢有絲毫粗心大意，消費者可以大大地節省維權成本。

　　縱觀上世紀90年代中國手機市場大規模發展以來，至少已發生過兩次洋手機召回：2001年松下GD92、GD93兩款手機召回;2006年摩托羅拉手機“明”(A1200)召回。而國產手機召回，最具代表性的是2015年7月，TCL主動召回么么噠3S部分手機。這些召回行為皆為企業主動行為，並非受到國家法規強制要求，因為我們一直未在缺陷手機召回方面立規矩。

　　其實，早在2004年，因手機質量問題居高不下，中消協曾向國家有關部門提議設立手機召回制度，對手機設計缺陷問題，要“強制召回”。但這個建議十餘年來，因種種原因一直被擱淺。此次三星敢公然采取雙重標准，事發初期對中國拒不實行召回，不能不說與中國召回制度的缺失有關。之所以在美國迅速召回，因為美國有召回制度，公司一旦拒絕召回，那么政府罰款、消費者訴訟賠償、公司信譽受損等，將使其付出更多。

　　今天，人們已越來越離不開手機，手機的作用和重要性無須贅言，已經到了須臾不離的地步。誰都害怕手裏的手機突然變成手雷，出於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尤其是安全考慮，對缺陷手機產品實行強制召回制度應該提到議事日程，不能一拖再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