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駿

　　近二、三年來，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呈現不對稱現象：一方面，因為內地遊客持續減少，香港的零售業已踏入「寒冬」，並拖累相關行業，有關業界不斷要求政府採取措施，吸引內地遊客以扭轉形勢;與此同時，另一方面，「滬港通」、「深港通」接踵而來，頗受香港金融界和投資者青睞。

　　港府未回應零售業訴求

　　至今，政府無特別措施回應前一種訴求，對滿足後一種欲望則不遺餘力。這同香港金融界的影響力遠勝於零售業及相關行業有關，深入分析發現，這也折射香港居民普遍存在「自掃門前雪」的心態。

　　零售業及相關行業進入「寒冬」，對這些行業的老闆和僱員是壞事，但是，所涉及的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下降讓居民受惠。此其一。內地遊客持續減少，商店和酒樓的門庭顯得冷落，其老闆和員工的心情不悅，但是，街道和商業中心相對安謐，更多的香港居民不乏「眼不見心不煩」之舒適感。此其二。內地遊客持續減少，首當其衝的是銷售名牌商品和高檔商品的商店，它們收縮規模導致香港主要商業地段的店舖租金下降，令經銷中低檔商品的店舖的租金壓力消減。此其三。於是，零售業及相關行業至今未能向政府施加足以產生實際政策效果的壓力。

　　另一方面，至今香港金融市場與內地金融市場的聯通進展良好，是否就意味今後不會遭遇嚴重障礙?答案是否定的。

　　兩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之所以至今進展良好是因為：第一，尚未引發兩地金融市場在制度上的摩擦;第二，各項措施均有利於香港金融市場拓展業務、最大最強。然而，人民幣正式加入特別提款權(SDR)的貨幣籃後，香港金融市場無法迴避兩大制度層面的挑戰。

　　金融制度層面的兩大挑戰

　　一是港元與人民幣關係的挑戰。當今世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貨幣只要是充分可兌換貨幣，再加上其他條件就可以建成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和新加坡均屬於這一種情形。但是，只有躋身國際儲備貨幣的國家，配合其他條件，才有望造就全球性國際金融中心。中國完全有條件在21世紀前二、三十年在亞洲造就一個足以與北美的紐約和歐洲的倫敦(可能為法蘭克福取代)並駕齊驅的全球性國際金融中心。以目前綜合條件而言，香港優先上海。但是，港元國際地位和香港本身經濟規模決定香港至今是一個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如欲變成全球性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惟有既融入內地經濟，又使港元與人民幣融為一體。否則，上海將後來居上。

　　另一個挑戰來自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所標誌的全球經濟治理架構改革。一年前，在IMF批准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後，美國國會終於批准IMF於2010年制訂的增資方案，中國在IMF的份額由第六位提升至第三位。這是全球經濟治理架構朝同全球重心由西方向東方轉移相一致的方向所進行的改革。美國雖然順應了這一歷史趨勢而支持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並批准被其拖延5年之久的IMF增資方案，卻是以確保美國在IMF以及美元在SDR貨幣籃的支配地位為前提。只要全球經濟治理架構繼續朝同全球重心轉移相一致的方向改革，中國與西方若干既得利益國家在金融經濟領域的摩擦將加劇。香港是在上世紀70年代依靠西方而建成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的，並且，一直向西方高度開放，豈能獨善其身?

　　總之，對待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香港社會需要克服在制度上的優越感和利益上的狹隘本位主義。如果不能克服制度上的優越感，那麼，香港金融市場與內地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不久便會碰到一堵「牆」。如果各行各業抱持「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態，那麼，政府就難以從全局高度推進兩地經濟一體化。

　　留給香港抉擇的時間迅速流失。毗鄰香港的深圳正急速崛起。10月3日，《香港01》以《中國人口大遷移：深圳將贏得21世紀「城市戰爭」?》為題刊登評論文章稱：「深圳憑藉多方優勢，或成為內地首屈一指的城市，甚至趕超上海」。文章稱，一座城市的競爭力與其所在城市群相關。不妨視為對香港的含蓄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