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撐起了韓國GDP的五分之一，這個以家族為核心的龐大企業帝國，多年來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上行下效的威權體制。這套體制的優勢是執行力非常強，能集中力量辦大事，劣勢是僵化壓抑，不出事則已，一出事必是大事。最近十多年，韓國民眾和政府對財閥體制的譴責，對交叉持股、循環出資的財閥企業系統的審查和限制也一直未曾停息
趙暉|文
三星Galaxy Note 7手機的命運在本周塵埃落定，三星電子正式停產這款旗艦手機。這距離Note 7高調的發布會不過兩個多月的時間，而其中有一個多月是波折不斷的召回。三星應對Note 7爆炸危機的全過程可以進入大公司應對瑕疵產品的失敗教科書。三星在首批Galaxy Note 7燃燒和爆炸事件後，並沒有進行徹底的檢查。消費者可以勉強接受第一次的召回，但第二次就會給公司品牌帶來巨大的損失，消費者會將三星的品牌等同於不安全。這一危機事件，讓三星焦頭爛額。瑞士信貸等機構預測，召回將使三星付出10億美元的代價，占今年全年預估淨利的5%。消息公布後，兩天內三星市值蒸發200億美元，投資者遭受到雷曼危機以來最大的兩日跌幅。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三星手機只是三星電子子公司的其中一項業務。三星，儼然一個帝國。
三星帝國的龐大觸手
一直以來，三星就是韓國人眼中的“天下第一”。這家總部位於首爾的最重要的財閥，撐起了韓國GDP的五分之一，寄托了5000萬韓國人的科技大夢。
三星生命，韓國最大的壽險公司。三星物產，建造了迪拜塔、吉隆坡雙子塔、仁川大橋、阿聯酋ENEC核電站等項目，此外還有大量的石油、天然氣、新能源投資，肩負著韓國的能源安全。三星重工，世界10大造船廠之一。三星Techwin，主造飛機(軍用+民用)、坦克、裝甲車。三星集團旗下有79家子公司。電子設備、造船、精密化學、石油、保險、風險投資、酒店、醫療院、物業、福利院、經濟研究院……可以說，2012年、2013年是它最輝煌的時期。2014年，全球最大的品牌管理咨詢公司Interbrand機構，給全球的企業價值進行排名，三星以455億美元的品牌價值位列第7名，2015年也是如此。家族企業，威權體制
在遭遇“炸彈門”這一危難時刻，三星帝國第三代接班人李在鎔正式上位。據報道，李在鎔將與現任執行董事權形成集體經營體制。
創始人李秉喆：育人選賢，設立秘書室
1938年，只有28歲的李秉喆，出資三萬韓元，在韓國大邱市成立了“三星商會”。當時的商會只有一個四層小樓，辦公室在一樓的角落裏，剩下的空間都用作倉庫。
三星創立之初，正值韓國內憂外患的殖民統治時期，亡國之悲、戰爭之痛使得李秉喆倍加渴望國家民族的富強。這似乎決定了三星人才經營的發展史，從一開始就是一部充滿考驗與革新的奮鬥史。三星集團創立初期，經營理念核心是人才，當時李秉喆強調的三點是“事業報國，人才第一，合理追求”。他說他把“一生80%的時間都用在育人選賢上”，可見他對人才的重視程度。1959年，三星的秘書室在日本“昭和三參謀”之一瀨島龍三和李秉喆的引領下成立了。起初，秘書室是三星物產下的一個“課”(等同於中國的科級部門)，只有20人，幫助會長處理日常事務。到了20世紀60年代，三星進行大量並購，分別收購了東方生命保險(以後的三星生命保險)、東花百貨、世韓造紙等機構，並於1969年成立了三星電子與三星電機。70年代，三星則開始多元化發展，專注於投資重工、化學等領域。此時三星已發展成為一家多元化經營的跨國企業。在三星的管理上，李秉喆把所有的日常事務交給下屬，自己只做戰略性的決策。同時，作為一家多元化經營的公司，三星子公司遍布世界各地，並且實施獨立經營制度，需要一個強大的參謀組織作為內部的協調者，收集信息後做出企劃和調整。於是，李秉喆參考三菱、三井和住友等日本財閥的秘書組織經驗，於1972年加強了秘書室的功能，令其擔負情報收集和分析、企劃、日常事務管理等輔助功能。到了20世紀70年代後期，三星秘書室的功能繼續增強，還負責企業的日常運營、財務、企劃、技術、安全、營銷、人事、調查、監察、財務、國際金融等事務。80年代開始，處於黃金時代的三星秘書室成為韓國最強大的情報分析組織。李健熙：“三星新經營”與“三星憲法”
1987年11月19日，李秉喆去世，自此三星正式進入李健熙時代，拉開了三星經營管理的新篇章。此後幾十年，李健熙進一步發展了父親的人才經營理念。
李健熙出任三星會長以後，在1988年三星集團慶祝公司成立50周年的慶典上，宣布公司開始“二次創業”。1993年是三星集團後來迅速發展的一個關鍵點，就是說在這一年，三星內部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三星公司由於一味地擴大產品線，快速生產出大量的微波爐等產品運往美國市場銷售，結果供過於求，貨物積壓嚴重。為了生存，公司不得不折價出售庫存商品。因此形成了三星產品廉價低端的形象。1993年，李健熙率領三星的高層領導團隊，到國外的主要市場上考查時，發現三星的產品無人問津，這一次考查對公司經營團隊的觸動非常大，他們開始反思：公司必須進行改革，改變以前重數量、輕質量的思想。為了在艱難的環境下實現公司的生存與發展，李健熙會長喊出了“除了老婆和孩子，一切都要變”的口號，拉開了三星“新經營運動”的序幕。1993年，注定是三星的命運轉折點。2月18日到8月初六個月時間，在洛杉磯、東京、法蘭克福等地陸續召開了大規模的“馬拉松”會議，參會人數有1800多人，每天會議甚至長達16個小時，與會者經常以漢堡代餐。李健熙演講48次之多，時長有350多個小時，演講內容記錄多達8500多頁。這些會議拉開了三星“新經營”的序幕，載入了三星史冊。李健熙在三星發起了“新經營變革”。1994年，他在世界各地的講話以及關於企業變革的闡述被濃縮成了5萬字左右的《三星新經營》小冊子，這個小冊子堪稱“三星藍皮書”。“三星憲法”是“三星藍皮書”的靈魂思想，三星把人性美、道德性、禮節、禮儀規范和行為規范看成是“三星憲法”，是企業的“根本大法”，是每一個三星人必須遵守的“天條”。
1999年，李健熙廢止秘書室，成立結構調整本部，但其作用和地位並未改變。
2006年，結構調整本部再次被削弱，人員削減到100名以下，改名為“戰略企劃室”，剝離秘書、運營等功能，秘書組轉為會長直屬，法務組則被轉到社長團協議會下，但仍然保留了人事、財務的支配權。李健熙曾定位秘書室：“由室掌權，子公司掌財”，意味著秘書室掌控人事任免實權，子公司掌控財務和投資決策。因此，秘書室人員時常受到各子公司總經理的招待。實際上，三星的權、財均由秘書室一手掌控，秘書室員工的薪資也是集團中最高的。結構調整本部晉升的任免狀中通常鑲有一塊黃金，例如，該部前法務組長金勇澈在晉升期間就獲得了一塊75克的純金，以彰顯其如日中天的地位。秘書室的名稱雖然經過多次改變，但三星內部仍舊沿用“室”的稱呼，並常將此“室”與韓國總統秘書室相比。在三星集團的組織序列中，來自“室”便是榮譽和權力的象征。而無論叫秘書室、結構調整本部還是戰略企劃室，其都是三星集團三角經營體制的核心：會長布局長期發展戰略;“室”設計方案、分配資源和調整業務;子公司具體實施。可以說，從功能上，“室”既是參謀本部，也是特務情報局，既是組織部，也是監察部，既是財政部，也是發改委。以其家族為核心，三星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上行下效的威權體制。威權下的輝煌與昏聵
三星這樣自上而下的威權治理模式，確實是一把雙刃劍。
在這樣的體制下，無論個人，還是一項事業，抑或整個組織，隆興的時候可以迅速躥升，一片繁華著錦，烈火烹油，因為這樣的體制執行力非常高，能一氣貫通，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范兒。但在停滯、平庸、甚至低迷的時候，則暗流湧動，病灶叢生，因為整個免疫系統都可能出了問題。也由於這樣的體制的壓制，平時不出事，一出事必是大事。拿三星第一個登頂全球的業務平板電視來說，正是三星的一意孤行，致使其獲得巨大成功。而反觀日本諸多技術實力甚至更強的競爭對手，內部戰略分歧嚴重，猶豫不決;外部勾心鬥角，相互傾軋，最終導致徹底敗北。而在面臨危機的時候，三星也有著超乎尋常的優異表現。08年金融危機，三星迅速將眾多法人分支機構降級為連發票都不能開的非法人機構，減縮一切不必要的開支。說起來簡單，但是對於像三星這樣的巨型公司來說這並不容易，無數的先例說明，大多數公司非得拖到於事無補甚至破產清盤的境地才有這樣的覺悟，而三星至今表現一直很好，未有昏招。
辯證地說，這十幾年，在這樣的體制下，取得了多少成功，就一定積累了多少問題，因為它天然就不具備自我修正的基因。
其次，三星目前整個事業已經到了非常關鍵的節點。在其集團旗艦公司三星電子中，三星手機業務所創造的利潤曾一度達到全部利潤的90%左右，風光一時無兩。然而這樣嚴重失衡的風光本身就是巨大的危機。即便沒有此次的爆炸事件，三星手機的市場份額也早已受到了巨大的挑戰和擠壓，在重要的中國市場，其市場占有率一度跌出前五。雖然三星也在嘗試發力新的業務，比如進軍醫療設備。然而在這個歐美日公司技術、標准和市場占有壓倒性優勢的行業，三星能有多大的作為?需要多久才能有所作為?對整個集團又能貢獻幾何?只有天知道。任何事業，最後起到決定性作用的，說到底都是人。說到人，就不能不提三星在過去這段燦爛輝煌時期最耀眼的明星經理人，崔志成。崔志成就是帶領三星平板電視業務打敗日本競爭對手雄踞第一的實際操盤人，被譽為市場奇才。後在06~07財年手機業務受挫之時，火線馳援數碼產品事業群，使得整個業務扭虧為盈，將手機業務帶入輝煌，並於2009年榮升CEO。可惜好景不長，2012年即下課，改為執掌所謂的未來戰略，開始養老。莫非，崔志成就是一個縮影，就是三星快速從平庸到輝煌再到暗淡的直接見證人和采樣標本?
如果說前兩次三星的危機是外部原因造成的，那么這次危機則歸根到底是自身內部的原因。而外部，還有韓國民眾、政府對財閥體制的譴責，對交叉持股、循環出資的審查和限制。一邊是表面的事業危機，一邊是深層的體制陷阱，對三星而言，目前真可謂是左邊酷暑，右邊寒冬。
本文資料來源：微信公號“撲克投資家”、“文觀天下”。轉載自微信公號“JIC投資觀察”
延伸閱讀
韓國家族財閥頻受沖擊 或已走向沒落?
葛小輝 |文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時任韓國總統樸正熙向18名當時的主要企業家提供了一份他們無法拒絕的合同：或加入他的發展計劃，或接受監獄生活。這些商業領袖當時都面臨或將因偷稅漏稅以及支付回扣的罪名而遭受重罰的境況。這份計劃迅速推動韓國的工業化，也逐漸形成了韓國的特殊經濟現象——家族財閥，這幾乎相當於一種經濟模式。
最近，三星集團陷入“手機爆炸門”，現代汽車工人罷工，樂天會長涉嫌貪汙、韓進海運已申請破產……這些作為韓國家族財閥企業的突出代表把握著韓國經濟的重要命脈，如今卻連遭各種沖擊，韓國的經濟是要出大問題了嗎?
從“三星共和國”的危機說起
“居住在韓國，只使用三星的產品就可以生活下去。”美國《紐約時報》一篇文章生動地勾勒出這個韓國第一大企業集團無所不在的生活場景：“在三星物產建設的公寓裏醒來，打開三星電視機，在李健熙姻親經營的電視頻道上查看天氣預報。在地鐵裏，你可以用三星Galaxy智能手機觀看前天晚上三星獅隊是怎樣輸掉棒球比賽的。另外，買所有東西時都可以用三星的信用卡。”在韓國，經常能聽到當地人將“大韓民國”戲稱為“三星共和國”，將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稱為“經濟總統”。
然而，這樣強大的三星集團最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機，雄心勃勃推出的Galaxy Note 7陷入“爆炸門”後，三星不得不於本月初宣布召回250萬部手機。9月10日，三星電子公開勸告用戶停止使用Note 7，兩天之後，該公司股價就下跌了7%，其市值與“爆炸門”之前相比蒸發了約280億美元。
對於韓國經濟而言，三星事件帶來的沖擊只是一部分，該國其他大型企業最近接連卷入各種問題。由於不滿公司方面尚未拿出包括加薪在內的待遇改善方案，韓國第二大企業集團現代汽車的工會26日決定全面罷工。韓聯社稱，此次是自2004年以來現代汽車工會首次舉行全面罷工。
同樣在26日，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針對涉嫌貪汙1750億韓元(1000韓元約合6元人民幣)的韓國第五大企業集團樂天會長辛東彬向法院提請簽發逮捕令。檢方還計劃在不逮捕的情況下，起訴辛氏家族另外3人。樂天集團的貪腐內幕最初是因辛氏兄弟之間的繼承權爭奪戰而逐漸被曝光出來的。
三星、現代和樂天面臨的困境最多只能算是危機，與它們相比，韓進海運的氣運看上去更差。8月底，這家韓國第一大海運巨頭申請破產保護，隨之全球航運業陷入一片混亂。
韓國企業接二連三陷落在國際輿論中引發巨大關注，因為它們有個共同點——都是家族式財閥企業。它們擁有強大實力，旗下的成員公司往往多達數十個，呈“章魚式”發展態勢。據韓國媒體報道，三星和現代汽車在2013年的營業額占韓國GDP總值的35%;兩大集團的市值總和占韓國股市總市值的37%。韓國一家研究所今年7月底的一項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三星集團的銷售額等同於同年韓國政府預算總額的72.5%。
韓家族財閥出現一系列問題，部分原因來自其內部，比如爭奪經營權、選擇繼任者不當等。根據家族企業的相關國際研究，這種企業模式隨著規模擴大，一般會遵循家庭式企業、企業家族化、家族企業化、公眾公司這樣的發展過程。到家族企業化階段，經濟學裏的理性人邏輯可能開始超越家庭倫理邏輯，於是對金錢利益、地位和榮譽的爭奪會沖破倫理的束縛，導致不同程度的家族內戰。樂天集團目前困境的導火索就是辛氏兄弟繼承權的爭奪戰。而韓進海運的跳水式衰落跟繼任者的選擇不當有關。
除了上述問題，家族財閥模式導致的經濟力量和資源過度集中產生的影響更加深重。9月7日，韓國前總理鄭雲燦在國會議員會館發表演講時說，三星、現代、LG、SK這四大韓國企業集團的年營業額總額占韓國GDP的60%。國內收入分配嚴重不合理，對特定大企業的依賴程度加劇，中小企業發展嚴重受阻，使得韓國經濟像是患上“動脈硬化”。
不僅如此，經濟力量和資源的集中大大增加不法不道德行為的可能性。一方面，少數家族和個人有更大的能力和更多資源去幹預政治、影響輿論;另一方面，企業封閉性使外部輿論和法律的監督能力大為削弱。值得一提的是，韓國有一個代表家族財閥企業立場與利益的專門組織——全國經濟人聯合會。《韓民族日報》25日稱，該組織從50多年前誕生起就帶著濃厚的“政商勾結”色彩。
“最近這些事件發生的原因，歸根結底跟家族式經營方式的弊端有很大聯系。如今，它們既受到要求產業模式變化的國際壓力，又面臨要求提高企業透明度的國內壓力。”韓國中央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系教授張勳26日這樣對筆者說。
財閥面前， 誰捋虎須?
與韓國家族財閥企業相關的負面消息集中爆發，這不禁令人疑惑，這些大企業是否在走下坡路?一些國內媒體發問，“大公司接連出事，韓國能挺住嗎?”香港《南華早報》26日以“為何‘爆炸門’事件會影響三星整體”為題，分析了該企業威權式的管理既給它帶來高效的運行，也埋下了此次危機的隱患，認為三星未來的命運將存在不確定性。
與外界憂心忡忡的表現相比，韓國主流媒體顯得頗為淡定，甚至沉默。對於三星“爆炸門”事件，大部分報道選擇中規中矩地傳達相關消息，並不探尋背後的原因和問題。比如《中央日報》《東亞日報》積極報道“三星勸告用戶停用問題手機”“將從19日起更換電池”，強調該公司“反複道歉”。
韓國主流媒體一直對家族財閥企業抱著較友好的態度。最著名的“朝中東”——《朝鮮日報》《中央日報》和《東亞日報》通常選擇報道圍繞這些企業的諸如八卦新聞等相對輕松的話題，回避這些企業對韓國政治、社會、經濟等帶來的問題。如果家族財閥發生較大醜聞，這些保守媒體有時候甚至幹脆不報道，比如今年7月下旬爆出的李健熙“召妓門”。
就保守媒體對財閥企業的正面態度，三星集團一名在職人員對筆者介紹說，首先，韓國絕大部分平面和立體媒體都是民營，三星等集團的巨額廣告費是它們的最重要收入來源。其次，在愛國主義情感驅動下，保守媒體記者大多認為如果這些企業受損，韓國經濟也會受損，所以要盡量保護它們。再次，三星等財閥企業從過去到現在為韓經濟做出巨大貢獻。
另外，這些大企業對媒體的公關工作做得十分全面和細致。比如，早在1995年三星集團和LG集團就分別成立了“三星言論財團”和“LG上南言論財團”，以促進韓國新聞業的發展為名，向韓國各大媒體的記者提供各種資助，比如免費去海外進修的機會、免費的英文和中文培訓課程、出版資助等。三星和LG每年還邀請相關新聞界人士參與大型晚宴或者所謂的“回家之日”聯誼活動。
當然，韓國媒體中也有敢於揭露家族財閥問題的。比如《韓民族日報》曾以“Note 7‘不正常起火’再次引起消費者不滿”為題報道稱，有意見認為三星電子之前的應對姿態不夠積極。“召妓門”被曝光後，該媒體也進行大幅報道。此外，《京鄉新聞》發表了“尊敬金錢和富人的社會是沒有未來的”的社論。
在韓國願意並敢於批判家族財閥企業的，大多是一些民間組織，或者正義黨那樣規模較小的在野黨，另外就是實力可觀、但不如保守媒體強大的媒體，比如前面提到的《韓民族日報》《京鄉新聞》，以及網絡媒體Newstapa、Pressian等。《韓民族日報》曾連載過“財閥改革”系列報道，批判了“0.1%的財閥”重度包圍了“99%的庶民”的慘淡現實。此外還有部分學者會對家族財閥企業進行抨擊。
他們將長時間站在金字塔頂
“韓國家族財閥企業是在過去國家進行現代化建設、實現高速增長過程中產生的現象，有其曆史原因。目前這些企業正在往改善企業管理層結構的方向進化，但變化較慢，而且沒有連貫性，不過這種經營模式不會在短期內很快衰退。”張勳教授這樣告訴筆者。
香港《南華早報》報道說，三星威權式的管理模式會令其創新能力陷入僵化，另外，員工無法挑戰上級也是出現這次“問題產品”的原因之一。在快速擴張全球業務的過程中，三星發現它在“矽穀模式”占主導的世界裏步履蹣跚。所以今年早些時候，三星已經開始調整其管理方式——管理層簽署文件，承諾結束威權式管理，公司也不再舉行展示“集體自豪”的員工夏季活動。
除了家族財閥企業會根據情況做出內部調整，少數家族淩駕於整個社會之上的傳統在韓國似乎已經根深蒂固，除非發生戰爭、革命等重大事件。盡管這些財閥之間存在激烈競爭，但部分家族之間的聯姻在某種程度上增強了它們抵抗風險的能力。比如，韓進海運前會長崔恩英是樂天集團名譽會長辛格浩的外甥女。
另外，韓國家族財閥企業與政界聯系的深度和廣度超乎想象。除了利用非法經濟手段換取政界、司法界等人士的合作，它們還雇用律師鑽法律漏洞，或者把退休的高級司法人員高薪聘入公司，為企業編織保護網。首爾中央地方法院一名法官在其一篇論文裏披露說，2006年10月至12月，根據《特定經濟犯罪法》因詐騙、貪汙、瀆職和違反證券交易法在一審判決中被判有罪的114名被告人中，年營業額在100億韓元以上的大企業運營者有88.33%被判緩期執行，個體戶和小商販則為11.1%。
韓國家族財閥企業對輿論的影響也是其在短期內不會沒落的原因之一，從保守媒體對其態度就能看出。
此外，韓國中小企業目前不具備與財閥競爭的實力。前《京鄉新聞》記者鄭善燮今年初在韓國媒體《國際新聞》撰文稱，1997年至1998年的金融危機結束後，1999年底出現一批新興風險企業，它們一度被稱為股市中的“黑馬”。但不到幾年，這些企業就銷聲匿跡。除了自身的經營策略問題，財閥通過其強大的資本和組織能力吸走了新興企業的人才和創意是重要原因，而政府也放棄了在資本和技術方面支持新興風險企業的政策。考慮到選民，當時政府希望盡快從金融危機中走出來，所以沒有耐心等待新興企業的成長。加上美國微軟、蘋果等企業在全球市場迅速成長，韓國中小企業的發展空間更小。另外，中小企業目前面臨資金困難，韓國的銀行往往更偏向於貸款給大企業。
當然，家族財閥企業也存在敗亡的風險，最常見的原因是經營權爭奪和毫無節制的擴張。比如，從1987年開始，連續14年間穩居財閥企業第一把交椅的現代集團後來因“王子”之間的繼位爭奪戰而陷入混亂，最終四分五裂，把第一把交椅讓給了李健熙的三星集團。但是，舊的家族財閥企業倒下去，原先排名靠後的或新的財閥便會緊跟上來。變的是各大財閥企業的排名，不變的是財閥獨大的經濟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