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台魯迅的記錄》彙集了魯迅留學仙台的調查資料

　　竹內好主編的《魯迅選集》　　

　　藤野先生在福井縣蘆原市的故居

　　魯迅留學仙台時上課的階梯教室

　　今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逝世整整80周年。他的聲音，激發了一代又一代人，至今回響不絕。最重視魯迅遺產的，除了中國，當屬日本——不僅翻譯和研究果實累累，魯迅作品還被編入中學教材得到廣泛閱讀，魯迅留學時的遺跡也得到妥善的保存和紀念。

　　“我2007年2月下旬去仙台，就是為了探訪魯迅留學遺跡。他就讀的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後來並入東北大學，他曾經上課的階梯教室在東北大學校園裏，100多年了，保存完好，定期開放。管理人員得知我是中國人，專門來參觀，特意打開了圍欄。”董炳月先生告訴青閱讀記者。

　　董炳月先生是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1994年留學日本，1998年獲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他長期從事魯迅研究和日本思想研究，與日本研究魯迅的著名學者多有交往。青閱讀記者對他的采訪，圍繞著“日本人心目中的魯迅”這一話題展開。

　　魯迅是日本的“國民作家”

　　青閱讀：魯迅留學日本期間的遺跡，目前的狀況是怎樣的?

　　董炳月：仙台市政府是將魯迅留學時住過的佐藤屋、上過課的階梯教室等等作為文物保存的。日本人對魯迅留學仙台的曆史非常重視，曾經進行過三次大規模的調查。1936年魯迅剛去世，飯野太郎主持了第一次調查;1955年，為紀念魯迅去世20周年(1936—1956)，宮城縣做了第二次調查;1973年為紀念魯迅留學仙台70周年(1904—1974)開始第三次調查，花費5年時間，成果是1978年平凡社出版的一大本《仙台魯迅的記錄》。通過曆次調查，弄清了魯迅留學仙台時期的許多史實。最為珍貴的，是對魯迅當年的同學等有關的人做了采訪。調查非常細致，這是日本人了不起的地方。1965年，東北大學的人甚至發現了15張魯迅在《呐喊·自序》、《藤野先生》裏提到的幻燈片。

　　青閱讀：您曾經談到魯迅是日本的“國民作家”，為什么日本人這么重視魯迅?

　　董炳月：因為日本對“魯迅”的形成作用太大了。日本的許多學者很清楚這一點。上世紀30年代初，京都大學的漢學家倉石武四郎就把魯迅的《呐喊》用作漢語教材。1932年，著名作家佐藤春夫在《中央公論》雜志上譯介魯迅的《故鄉》。當時日本出現了譯介魯迅作品的高潮，所以，魯迅去世之後不到一年間，日本改造社就出版了七卷本的《大魯迅全集》，這比中國出版第一套《魯迅全集》還早了近一年。二戰後，由於竹內好等人的翻譯和研究，魯迅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從1950年代初開始，魯迅的《故鄉》被選入日本的語文教材，成為保留篇目，延續至今。只要是上過中學的日本人，都讀過魯迅作品。日本人通過魯迅作品來看中國，形成一種中國想象，也通過魯迅作品認識轉型期的日本社會和日本人。

　　魯迅點燃了日本作家的創作靈感

　　青閱讀：您的《魯迅形影》一書，寫到一些日本作家以魯迅為主人公進行文學創作，具體情況是怎樣的?日本作家是怎么想象魯迅的呢?

　　董炳月：在日本，改編魯迅的作品，或者以魯迅為主人公的原創作品，很多。就我有限的閱讀而言，值得關注的作品有如下三部：

　　一是太宰治的長篇小說《惜別》，寫青年魯迅和藤野先生的故事。小說是太宰治1944年末應日本文學報國會之約而寫，官方目的原本是宣傳《大東亞共同宣言》五項原則的第二項——“獨立親和”。但是，太宰治對魯迅的仙台故事有自己的理解，不同於官方的旨意。這樣，他就要尋找平衡。在《惜別》中，他描繪自己理解的青年魯迅，同時委婉地諷刺了日本政府的軍國主義意識形態。小說中的魯迅形象很微妙。

　　二是霜川遠志的戲劇《魯迅傳》，一共有五部，從仙台的魯迅一直寫到上海的魯迅，三十多年的時間跨度，一百多個出場人物。這部戲50年代到70年代曾在日本全國各地的中學巡演，在民間的影響很大。作品最大的特征是徹底地把魯迅常人化，在日常性之中理解魯迅的本質，甚至虛構了魯迅與秋瑾的戀情。

　　三是著名劇作家井上廈的劇本《上海月亮》，發表於1991年。這是一部顛覆性的喜劇，以1934年八九月間魯迅的避難生活為基本情節，講述日本醫生為魯迅治病的故事。井上廈有強烈的與魯迅對話的自覺性，把魯迅作為鏡子照自己，表達自己的價值觀，和魯迅的價值觀構成一種“反”的關系。但他的“反”魯迅並不是否定魯迅，而是通過對話為魯迅的觀念提供“另一極”，使魯迅變得更豐富。

　　青閱讀：與日本相比，中國以魯迅為主人公的文藝作品好像不多。我們的障礙在哪裏?

　　董炳月：是的。我想，最大的障礙就是“魯迅太大”吧。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也是大學者。面對這么一個“大魯迅”，首先是意識形態問題不好處理。其次，如果拿魯迅來寫小說、劇本，作者自身如果沒有相當的學識、修養和表現技巧，就很難寫好。一般人把握魯迅比較難，很難站在平等的位置來處理魯迅，容易陷入被動。相比之下，日本作家就容易獲得主動性，創造性能夠充分發揮。在這個意義上，李靜的劇作《大先生》可以說相當成功。我看過劇本，沒看演出。面對魯迅，李靜的主動性很強。

　　日本戰後的四代魯迅研究者

　　青閱讀：請介紹一下日本知名的魯迅研究者。他們在日本學界是不是比較邊緣?

　　董炳月：戰後至今，日本的魯迅研究學者大致可以分為四代。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是竹內好。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有丸山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丸尾常喜諸位。第三代的主要人物有藤井省三、尾崎文昭、長堀祐造、代田智明等人。第四代是60後，還看不到什么代表人物。這或許意味著日本魯迅研究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我這裏主要是就東京地區說的，日本關西地區同樣有不少優秀的魯迅研究者，像北岡正子、山田敬三，也屬於第二代吧。

　　這些學者在思想上基本屬於左翼，就對中國的態度而言則是親中派。日本的主流思想，戰前是脫亞入歐，戰後在美軍占領下搞民主化，依然“歐美志向”。這種大環境中，中國研究者基本是反主流的。戰後很長一段時間，日本大學的中文專業師生自稱“少數民族”，有點自嘲的味道。中國改革開放、國際地位上升之後，情況大為改觀。學中文、研究中國的日本人增加了，“少數民族”的陣營也壯大了。

　　青閱讀：這些日本學者的治學思路有什么特點?在戰後日本社會影響如何?

　　董炳月：一是重資料。無論是研究作家作品的，還是研究文藝思潮、文學運動的，都是如此。不像中國的文學研究界，有的偏重資料，有的偏重理論分析。最有代表性的是北岡正子。她的《摩羅詩力說材源考》，考察魯迅1907年在東京撰寫的《摩羅詩力說》一文的材料來源，考察了幾十年，寫了一本大書，在日本和中國的魯迅研究界都有很大影響。

　　二是研究對象專一。像丸尾常喜先生，他把民俗學視角引入魯迅研究，寫了《人與鬼的糾葛》;長堀祐造許多年專心研究魯迅和托洛茨基的關系，出版了《魯迅與托洛茨基：〈文學與革命〉在中國》，質量很高。

　　三是問題意識鮮明。比如竹內好，他通過研究魯迅來重新認識什么是東亞的“現代”，認為中國的現代比日本的現代更有主體性。丸山升則注重魯迅的革命思想和中國革命問題。這兩位的魯迅研究有深度，而且將魯迅納入了戰後日本的思想界，所以日本魯研界有“竹內魯迅”和“丸山魯迅”之說。

　　四是注重魯迅和日本的關系。《摩羅詩力說材源考》就是考察青年魯迅和明治末年日本文化的關系。伊藤虎丸的《魯迅與日本人——亞洲的近代與“個”思想》也是如此。魯迅和日本作家如夏目漱石、森鷗外的關系，藤井省三的研究成果最多。30年前他就出版過《俄羅斯之影——夏目漱石與魯迅》，去年又出版了一本《魯迅與日本文學》，連村上春樹與魯迅的關系都研究到了。

　　總體上看，戰後四代日本學者的魯迅研究，大趨勢是逐漸學院化，思想因素在減少。這與70年代之後泡沫經濟的發展、左翼思潮的衰退有關。魯迅在60年代的日本影響很大，那是安保鬥爭的時代，竹內好成為思想領袖。90年代之後，魯迅的影響力逐漸降低，與大的社會環境有關，現在的中國也一樣。日本第四代研究魯迅的學者尚未出現竹內好、丸山升、藤井省三那種類型的，原因當在於此。

　　青閱讀：這些日本學者的研究，對中國學術界是否也有很大影響?

　　董炳月：90年代以來，可以說竹內好對中國的影響最大，成為話題了。不過，對竹內好的誤解也最多。他的文集《近代的超克》編譯出版了，但解說並不充分。竹內好對於“近代”、“超克”以及“魯迅”，都有個人化的解釋，而且這些概念和20世紀中後期日本的文化環境密切相關。我最近在翻譯一本日文書《何謂“近代的超克”》，有助於中國讀者全面理解竹內好。吉林大學的靳叢林先生，也在努力全面地介紹竹內好。

　　除了“竹內魯迅”，丸山升對魯迅革命思想的闡釋，伊藤虎丸對魯迅個人主義思想的研究，北岡正子發掘的史料，都對中國魯迅研究界發生了影響。

　　魯迅的日本觀今天依然有效

　　青閱讀：日本非常重視魯迅，那么反過來，您認為魯迅是怎樣看待日本的?

　　董炳月：魯迅對日本有深入的了解，談及日本涉及的都是要害問題。現在，美國搞“亞太再平衡”，中日關系陷入低穀，這種情況下如何與日本這個國家相處，如何應對日本的挑戰，我認為魯迅的日本觀依然有效。這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

　　第一，魯迅從未相信過“東亞”，沒有對“東亞”抱幻想。他留日初期、在東京弘文學院讀書期間，對明治日本的帝國主義本質就有清醒的認識。當時沙俄覬覦中國東北，中國留日學生開展拒俄運動，中國輿論界也普遍地親日抑俄，但魯迅不相信日本。據沈瓞民回憶，魯迅當時就指出，“日本軍閥野心勃勃，包藏禍心……若沙俄失敗後，日本獨霸東亞，中國人受殃更毒”。他甚至向在上海辦《俄事警聞》的蔡元培等人建議，“持論不可袒日;不可以同文同種、口是心非的論調，欺騙國人;對國際時事要認真研究。”現在，“東亞共同體”是知識界的一個話題。這個話題可以討論，但討論必須以對日本(以及其他東亞國家)的正確認識為前提。地緣政治存在於一切國家之間，國際關系就是國際關系。

　　第二，1936年，魯迅在與日本人圓穀弘的談話中明確指出：“要想同日本結成真正對等的親善關系，中國沒有對等的軍事力量是不行的。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如果沒有力量的均衡，就只能或者是奴隸，或者是敵人。”我們現在談“中日友好”，應當記住魯迅這些話。無對等即無真正的“友好”，壯大自己最重要。

　　第三，魯迅批判中國人的國民性，我認為，他的范本是日本人的國民性。內山完造回憶，魯迅曾對他說，“中國即便把日本全盤否定，也決不能忽視一件事——那就是日本人的長處——認真。無論發生什么事，這一點，作為中國人不可不學。”這種回憶符合魯迅的邏輯，是可靠的。魯迅厭惡中國人的“馬馬虎虎”、“瞞和騙”，斥責“做戲的虛無黨”，而這正與日本人的“認真”相反，這是兩國國民性最大的差異。按照我的理解，“認真”不僅是一種態度，而且是一種道德，與每一個國民、與社會的每個角落都有關系。日本現代化的成功，就與日本國民的“認真”密切相關。中國人如果也能有那種“認真”的態度或道德，我們的社會一定會完善許多。當然，這涉及到背後的制度、文化和價值觀的支撐。我想，魯迅的認真、真實、堅韌之中，有日本人國民性中積極因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