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弘
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意识，追求现代文明的人，既不会向别人下跪，也不会让别人跪拜自己。
野夫收徒，学生跪拜的照片传出，立即引发轩然大波。有人自认为自由主义者，认为跪拜系两人自愿，与他人无涉，并不违背自由主义原则。批评者则认为，跪拜乃一种“野蛮陋习”，应当为现代社会所摒弃。还有人认为，跪拜是野夫师徒的私事，在当下中国有其合理性，其他人用不着上纲上线。
就跪拜师傅这一点而言，野夫收徒的跪拜，与赵本山郭德纲收徒的跪拜并无差别。中国素有尊师重道的传统，跪拜老师，多少含有强调师道尊严的意味。
作为一种礼仪的起源，跪拜与古代人的起居方式有关。中国古代最早没有凳子、椅子，桌子也没有。到了后世，桌椅出现，长者坐于椅子上，拜者跪、坐于地上，“跪拜”才变成了礼仪。据王学泰先生的研究，依照古礼天子接待三老五更(三老为乡官，要五十岁以上人担任;五更为年老退休在乡官员)要跪拜，宴请时要割牲、执酱、执爵。因此东汉的仲长统在《昌言》中说“古者君之于臣，无不答拜也。虽王者有变，不必相因，犹宜存其大者。御史大夫，三公之列也，今不为起，非也。”在仲长统看来，到了东汉时期，君对臣子的礼数已经衰减许多，作为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退朝，皇帝不起身相送了。
显而易见，跪拜作为一种礼仪，皇帝和臣民并不对等。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大都有尊君的思想。体现在礼仪方面，就是所有臣民都要跪拜皇帝。除此以外，作为皇权代理人的官员，被称为老百姓的“父母官”。皇帝和官员在享受百姓跪拜之时高高在上，不用跪拜还礼。因此，跪拜这种礼仪，是宗法社会中官位大小、长幼、尊卑差序格局的具体体现，而它的核心就是皇权。正是以皇权为核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不平等的尊卑概念，体现于各种不同的礼仪之中，并由此建立起官本位、集权制，行政主导的国家社会秩序。这也意味着，“礼”的本质首先是秩序化、等级化的生活方式，其次才是礼貌、素养等等。随着起居方式的彻底改变，以及现代文明的兴起，跪拜作为礼仪的不平等性、屈辱性彻底显露出来。
1793年，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来到中国，觐见乾隆。中国官员要求他向乾隆行三跪九拜之礼，双方两度产生争执。最终双方达成协议，英国作为独立国家，其使节行单膝下跪礼，不必叩头。1816年，英国政府又派遣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前来中国，嘉庆帝要求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此前，英国政府曾指示阿美士德可便宜行事，但副使斯当东则坚决反对跪拜(他是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之子)，最终，阿美士德的访华以失败而告终。
英国是现代化的发源地，马戛尔尼与斯当东，显然均不能接受跪拜之礼所带来的屈辱感和尊卑之别。在野夫推崇的天地君亲师中，从宗教自由的角度来说，天地可以看做一个超越性的存在，而君亲师则是人伦的范畴，适用怎样的礼仪，可以视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辛亥革命之后，跪拜作为官场礼仪被废除。对于自愿的跪拜，从权利角度出发，极端的自由主义学者诺奇克说，“自由制度是否允许人把自己卖为奴隶?我相信它会允许。” 对于“自愿当奴隶”，诺齐克说，它意味着“任何个人都可以通过缔约建立对自己的任何约束，所以也就可以用这一自愿结构缔约使自己摆脱它”。
在野夫收徒、学生行跪拜这一形式中，确实没有强制，也没有人身依附，没有奴役与被奴役。两人缔结师徒之约，没有侵犯其他人的权利。但是，就事实判断而言，谁也不能否认跪拜者和接受跪拜者的尊卑之别，以及这一礼仪所体现的权力关系。毫无疑问，这一仪式的意味之一，就是跪拜者向受拜者表示，自己自愿接受这种尊卑关系。野夫和徒弟可以自愿以这种礼仪来作为关系确定的外在形式，但是，在价值判断的层面，双方自愿的跪拜，也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免除被批评。
的确，野夫有权利以跪拜作为收徒的基本要求。但是，民间私学，私相授受，对学问尊重，两厢情愿，以及跪来的学问，江湖的礼数和规矩……这些均不能构成跪拜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尊师重道是合理的，但是徒弟或学生丧失个人尊严，人格被摧辱为牺牲和陪衬，则与现代社会的伦理规范背道而驰。因为徒弟或学生对老师的跪拜，与臣民对皇帝跪拜的机理如出一炉，两者包含着对权力的驯服和输诚，这与人们对自发权威或奇理斯玛的尊重已然有了本质的区别。
毫无疑问，跪拜是一种不文明的礼仪。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意识，追求现代文明的人，既不会向别人下跪，也不会让别人跪拜自己。膝盖跪下的人，永远不可能挺直脊梁;接受跪拜的人，永远不可能懂得尊严。
尊师重道固然没错，但是否一定要用跪拜这种形式，大可商榷。以野夫举例的胡适为例，他的学生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罗尔纲等人显然不会对胡适跪拜，而胡适也绝不会心安理得地接受别人的跪拜。胡适进紫禁城见溥仪，也只是鞠了一躬。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在我看来，进入21世纪且号称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者的野夫，心中也耷拉着一条无形的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