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擎

　　反腐的道理很多，也講了很多，海外追逃，追回一個，事實本身就足夠有力。追逃的參與者，知道其中的艱難困苦，對公眾而言，不了解個中細節，但哪怕只是看到幾幅遣返畫面，就能夠調動起很多思緒。

　　楊秀珠回國投案自首。紅色通緝令頭號嫌犯歸案，再度刷新中國海外追逃的成績單，也再次印證有貪必肅、有腐必反的力度。

　　1999年賴昌星外逃，2001年，余振東、許超凡、許國俊特大貪污案的幾個主要犯罪嫌疑人外逃。據統計，“紅通”百人名單中，除少數幾個省份外，其余內地省份均有外逃人員。跨越國境，涉案性質，國家制度的差別，貪官外逃事件在國際國內都眾所關注，有著重大影響。人們在外逃貪官身上，會附加對一個國家貪腐情況的猜測，會加載對國家能力的想象。

　　上世紀九十年代，貪官外逃開始較多出現。這樣一個時間，對應的是中國社會大轉型的時代。改革開放路并不是太長，國門打開了，但在國際上進行溝通、合作的經驗還不夠豐富，特別是國際反腐敗合作方面，話語權還不夠大，機制還不夠順暢。人出去了，不能追回來，追贓追逃在艱難探索，積累了各種各樣的評價，也承載著巨大的期待。

　　讓人有所相信，免不了擺事實，講道理。反腐的道理很多，也講了很多，海外追逃，追回一個，事實本身就足夠有力。追逃的參與者，知道其中的艱難困苦，對公眾而言，不了解個中細節，但哪怕只是看到幾幅遣返畫面，就能夠調動起很多思緒。追逃成功帶來的振奮感和光明度，人們的感受是一樣的。

　　“紅通”百人名單上，楊秀珠被列在第一個。她從時任浙江省建設廳副廳長的位子上外逃，職務身份高，涉案數額大，影響惡劣，加上潛逃海外13年之久，能不能歸案，何時歸案，都有著不同一般的意義。

　　按中紀委監察部網站《勸返“百名紅通人員”頭號嫌犯楊秀珠回國投案紀實》一文的說法，追逃楊秀珠，這幾年主要是“勸返、遣返、異地追訴”，涉及爭取美方駁回楊秀珠的避難申請，推動美方以非法移民遣返楊秀珠，也涉及全面搜集楊秀珠在國內涉嫌犯罪的證據。追逃楊秀珠，直接的影響是一樁十幾年無果的外逃案有了根本改變；間接的影響是它顯示了一個國家反腐的決心，擴大了反腐能力覆蓋的范圍，國家能力和形象都抵達了一個新高度。

　　據統計，截至今年9月，中國已從70余個國家和地區追回外逃人員2210人，其中國家工作人員363人，追贓79.94億元，“百名紅通人員”已有37人落網。追逃涉及的國家，制度不同，國情有別，如果說國內的反腐行動有著更高的自主性，那么國際層面的反腐則是在并非完全可控的環境下進行。對世界而言，這樣的合作有利于為全球反腐創造經驗，貢獻方法論，擴大最大公約數。

　　追逃成功一起，都加固人們對“海外不是法外，外逃不是出路”的認識，增進對“積小勝為大勝，積跬步致千里”的信心。一件一件抓，一樁一樁做，時間就會給出公正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