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樣朋友圈”的三種樣態
朋友圈是伴隨微信而產生的一種產物，作為一種新的媒介平台，朋友圈在成立之初便呈現出了同其他社交平台不同的發展特點。較為封閉的傳播空間使朋友圈逐漸成為了用戶展示自我觀點，發表自我意見的平台。相較於其他的社交平台，微信朋友圈由於其獨特的過濾機制，更像是形成了一種熟人社交，因此在社交環境上要比微博等更加的私密，所以在發表意見時往往不會像微博一樣有所顧慮。但是有一種人群的朋友圈還是比較特別的，那就是許多領導幹部的朋友圈。
有些領導幹部的朋友圈一般比較沉默，其共同的特點往往是以發表一些工作狀態、個人愛好和轉載一些文章為主，不像普通人那樣比較頻繁地發表一些觀點或者照片，並且幾乎都能夠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淡泊感。總體上看，官員的職級和微信的活躍度以及朋友圈的數量是呈現一定的負相關的關系：職級越高的官員，往往朋友圈的數量發的會相對少一點，微信好友的數量也會較少。這種現象不僅僅存在於領導幹部中，甚至在整個公務員群體裏都較為普遍。
官員的朋友圈往往呈現出以下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工作的有關情況。有的公務員會將自己的朋友圈變成一種帶有工作日志形式的內容，例如“某年某月某日去某戶進行走訪”。這種朋友圈往往出現在基層公務員中，一方面能夠起到督促工作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通過這種方式向領導彙報了工作。第二種則是以轉發一些“雞湯文”“美文”為主。這主要是由於許多公務員認為工作方面的內容對於外界來說“不好把握”，而這種“心靈雞湯”或者“美文”之類的文章對人們比較有益，並且不太容易出現錯誤，因此比較適合公開的展示。還有一種則是“看客”類型的朋友圈。有些官員雖然“趕時髦”，開通了微信賬號，但是往往是一副“看客”的心態，鮮有發聲，甚至於銷聲匿跡。
總體而言，在“官樣朋友圈”中，第一種朋友圈數量較多，往往在工作日的情況下，會做到每天一次甚至每天多次;第二種朋友圈往往較少，有調查顯示，其發表的頻率往往以周計算;第三種類型的官員朋友圈幾乎不會發任何內容。
以網絡媒體為代表的新興媒體的普及使得公民意識覺醒，帶來了官員的危機意識
南京市江寧區房產局原局長周久耕因發表不當言論，被網友人肉搜索，曝出其抽1500元一條的天價香煙、戴名表、開名車等問題，並最終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周久耕事件”是新媒體或網絡時代我國網絡反腐或者公民網絡參政議政的代表案例之一，但彼時網絡的影響力仍然有限，網民在論壇中的參政議政所形成的力量還很弱小。隨著微博等社交媒體的快速發展，用戶數量急劇增長，人們也越來越多地借助互聯網來獲取所需要的信息，通過微博等社交媒體來參與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試圖表達利益訴求，影響政府決策，從而使網絡成為了最具交互性的溝通渠道和最具廣泛性的大眾媒介。在這樣的媒介環境下，網民的公民意識逐漸覺醒。所謂公民意識，指的就是公民能夠明確自己在憲法中公民身份的自主性，認識到自己是社會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主體，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建設者、參與者和實踐者，能夠自覺地去參與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社交媒體看似“平等”、“開放”和“即時”的特點推動著這一行為的不斷發展，並重新塑造了公共空間，從而使得網民能夠去參與討論官員的生活和行為。在此基礎上，網民肩負起憲法中賦予公民的監督權，通過觀察官員的一舉一動對官員形成一種無形的監督。
盡管這樣的監督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官員的違法違紀行為有所收斂，但是斷章取義等行為往往會使得官員在社交媒體上的話被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或者在社交媒體上的話不經意之間泄露部門、組織的相關信息，造成泄密，因此感受到被監督以及擔心自己仕途的官員，在使用社交媒體時往往帶有極強的危機意識，認為在社交媒體上說太多容易對自身的發展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因此微信朋友圈出現之後，由於其本身帶有較強的私密性，在朋友圈中的信息往往在可信度方面高於微博等公開性質的社交媒體，也更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使用或者被人們過度解讀，從而影響到自己的仕途。在這樣的危機感下，官員選擇采用“官樣朋友圈”的方式來進行規避也就顯得無可厚非了。
傳統的官場文化壓抑了官員在朋友圈的行為
官場文化盛行已久，求穩成為官員的普遍心態。在官員問責日益常態化的今天，加之中央反腐力度不斷加大，一些領導幹部生怕惹禍上身，消極怠工，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用一種無為的心態應對一切。這種求穩心態反映在朋友圈中就是有話不能說，有想法沒辦法表達，只能夠通過一些文章或者圖片拐彎抹角地表達某種看法，甚至幹脆不表達。作為官員不去關心百姓疾苦，了解百姓的真正需求，反而在自己的“小天地”裏營造粉飾太平的氛圍，這不僅僅是一種個人行為，反映在從政上更是一種“無為”。
當然，這種心態的來源也有一定的合理性。由於部分上級領導對下屬的要求過於苛責，導致下屬在發朋友圈的時候不敢發，不願發，一旦發了不合適的內容，輕則受到組織批評，重則丟官失職。有官員在朋友圈裏發過一些文章或者看法，但是有時候這種個人觀點容易同組織紀律相違背，甚至會受到上級的批評。基於這樣一種環境，官員們在朋友圈中的發言往往極為謹慎，到最後就幹脆變成了不發言。
受制於傳統思想的影響，群眾對於官員說出來的信息往往抱有一定的期待，再加上政府的信息公開有時不及時，造成群眾對於官員的消息過度重視，也就容易造成過度解讀。例如，曾經有位官員在2015年轉發過一則社會熱點的評論，結果則被很多人解讀為是官方對此事的態度。人們對於官員朋友圈過度解讀，也容易使得官員在發朋友圈的時候十分得謹慎，甚至於幹脆不發或者發一些無關痛癢的內容，也就形成了“官樣朋友圈”。
官員對於網絡的畏懼心理
《人民論壇》曾經做過一次調查，這個調查顯示高達七成的受調查者認為，當代中國官員患有“網絡恐懼”，而在“當下官員最怕什麼”的調查中，“新媒體、網絡關注”以超過半數的得票高居第二名。有學者認為，一些黨政幹部仍然缺乏互聯網思維，視網絡輿情為洪水猛獸，唯恐禍從口出、避之不及，卻不去充實知識，調整思路，提高能力，形成“老辦法不靈、蠻辦法不行、新辦法還不會”的本領恐慌。
以網絡為代表的新興媒體對官員的沖擊是巨大的。首先是官員原有的高高在上的形象受到了沖擊。在互聯網上，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個體，現實生活中的階級感逐漸降低，無論是官員還是群眾都可以平等地享受互聯網提供的基礎服務，群眾可以在互聯網上平等地同官員進行對話，官員也必須要對群眾的意見做出一定的反應。其次，輿論在互聯網中的發酵速度之快超出了大部分官員的掌控范圍。一旦某個官員的違紀行為被公開到互聯網中，那麼往往會發酵成為一個大新聞，其速度是在傳統媒體時代無法想象的。在傳統媒體時代，由於官員在傳統媒體中仍有一定的影響力，因此一旦出現某個官員的負面新聞，官員往往可以通過手中權力進行遮掩。但在新媒體時代，權力對於內容的幹涉較少，所以官員往往極為擔心互聯網上出現對自己不利的信息，因此對於互聯網也就產生了畏懼的心理。這種畏懼心理也使得官員在接觸互聯網包括移動互聯網時，產生了較強的畏懼甚至抵觸心理，認為互聯網容易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不利於其工作的開展，因此在朋友圈中往往就會形成所謂的“官樣朋友圈”。
“官樣朋友圈”理應摒棄
對於“官樣朋友圈”，輿論有著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認為官員的朋友圈是官員自己的私人空間，無論發什麼都是官員的自由，並不應該強加幹涉。但是筆者認為，“官樣朋友圈”所表達的並不是官員在私人空間中的真實想法，反而主要是由於在面臨互聯網沖擊時，官員們不能夠很好地把握當下互聯網發展的趨勢，不能夠靈活地運用新技術所形成的逃避心理，因此對於“官樣朋友圈”來說，理應受到摒棄。
“官樣朋友圈”反映了當下官員對於互聯網這一新興媒介的抵觸和逃避心理，因此摒棄所謂的“官樣朋友圈”才能夠推動官員更好地了解互聯網，利用互聯網，融入互聯網。目前我國一些官員受到互聯網的沖擊，在面臨互聯網時難免會手足無措，這實際上僅從朋友圈這一個小小的點便能夠看出。官員對待朋友圈什麼態度，對待互聯網便是什麼態度。
面對朋友圈，有的官員選擇逃避，擔心受到上級領導或者群眾的過度解讀，往往便會像鴕鳥一樣把自己深深地埋藏起來，殊不知這樣反而暴露了官員對互聯網的不了解。我國目前正處於互聯網發展的快速階段，習近平總書記不止一次地提出，要努力把我國建設成為網絡強國。面對這樣的國內形勢，官員應該及時調整自己的思路，更多去了解互聯網、認識互聯網，把握互聯網的傳播規律，將互聯網看成一個了解社會現實的工具、一個宣傳自我的窗口，而不是單純地把互聯網地視為洪水猛獸。這樣一來，才能夠摒棄“官樣朋友圈”下對互聯網的狹隘認識，更好地發展互聯網，推動我國互聯網建設。
“官樣朋友圈”還反映了一種不健康的官場文化，那就是“不需要個性”以及“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心理。對於很多官員來說，有個性往往會顯得“不夠穩重”，容易給上級領導形成不好的印象，久而久之，有個性的官員在官場中被磨礪成了共性的官員。加之此前有媒體報道過官員因發朋友圈被處分的案例，導致一些官員秉著“不說不錯，少說少錯”的觀念向著一個模式發展，從而形成了眾多名不副實的“雞湯愛好者”。許多官員正是由於這種共性，逐漸開始變得“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這種為官不為的求穩心態是對自己為官責任的褻瀆，損害的是黨和政府的形象，耽擱的是一方的發展，辜負的是百姓的期望。因此，摒棄“官樣朋友圈”，實際上也是在對原有不合理、不健康的官場文化說“不”。要鼓勵更多有個性的官員，要在朋友圈中營造更多的正能量，敢於觸網、敢於發聲，形成健康的政治生態和官場文化。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導，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研究生王藝焜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