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格蒙·鮑曼教授

　　據《紐約時報》消息，齊格蒙·鮑曼教授於格林威治時間1月9日在位於英國裏茲郡的家中安然辭世，享年91歲。

　　紐約時報推送

　　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為利茲大學和華沙大學退休的社會學教授之一，是當代性與後現代性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鮑曼1925年出生在波蘭西部波茲南一個貧苦的猶太家庭。1939年，二戰爆發，鮑曼全家逃亡蘇聯。1943年，18歲的鮑曼參加了在蘇聯的波蘭軍隊，戰後，鮑曼升為上尉，不久又被升為上校，就是在這個時期，鮑曼開始攻讀社會學的學位，師從波蘭當時的知名學者奧索夫斯基和霍施菲爾德。在1953年的反猶太清洗中，他成了犧牲品，被突然撤消職務他於1954年起在波蘭華沙大學哲學與社會科學系任教。1966年，鮑曼擔選波蘭社會學協會執行委員會的主席。1968年因反猶主義和“毒害青年罪”被驅逐出波蘭。 1972年後任教於英國利茲大學。1990年被授予雅馬爾費獎(Amalfi Prize)。 1998年被授予阿多爾諾獎(Theodor W. Adorno Prize)。代表作有《流動的現代性》(Bauman，2000)、 《共同體》(Bauman，2001a)、《個體化的社會》(Bauman，2001b)、《被圍困的社會》(Bauman，2002) 和《流動的愛》(Bauman，2003)、《虛度的光陰》(Bauman，2004)。

　　丹尼斯·史密斯在《齊格蒙特·鮑曼：後現代性的預言家》一書中這樣介紹他：沒有哪位傑出的當代思想家像齊格蒙特·鮑曼那樣經曆過如此多重的思想轉型。鮑曼對後現代的生存狀態和後現性的思想進行了全面的描繪，對他來說，現代性是一個陷阱，後現代性又是一個雷區，作為前者的批判者和後現代的預言家，他揭示了我們和一道處於的困境——我們如何才能實現現代性和後現代性的相互超越呢?

　　以下為鮑曼教授重要著作的中譯本：

　　《現代性與大屠殺》

　　這是一部反思現代性的力作。齊格蒙·鮑曼認為，大屠殺不只是猶太人曆史上的一個悲慘事件，也並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為，而是現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正是現代性的本質要素，使得像大屠殺這樣滅絕人性的慘劇成為設計者、執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會集體行動。從極端的理性走向極端的不理性，從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蠻，看似悖謬，實則有著邏輯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許就在於：在任何情況下，個體都無條件地承擔起他的道德責任。

　　《工作、消費、新窮人》

　　窮人如何成為窮人、被看做窮人，取決於與他們同在的“我們”——既非貧窮也不富有的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我們如何贊許或者反對這種生活方式，這些“如何”投射了關於我們自身的現實。

　　當生產者的社會轉變為消費者居多的社會，窮人意味著完全不同的事：“成為窮人”曾經的意義來源來自於失業，今天，它的意義主要來自於有缺陷的消費者(flawed consumer)的困境。

　　鮑曼在本書中回顧了工作倫理的起源，現代社會的轉變，福利狀況的影響和窮人被社會化生產以及文化界定的新路徑，並提及窮人與貧窮可能的未來。他勾勒出在當代窮人的故事裏被忽視、過度解讀和被隱藏的部分，並試圖回答：貧窮能夠用普遍公認的方法來對抗和征服嗎?

　　《被圍困的社會》

　　這部由當今最富獨創性的社會思想家之一書寫的非凡著作，試圖尋求這種轉型的軌跡，並試圖評估它給普通個體的生活狀況所帶來的後果。書的第一部分致力於探討新的全球性舞台：由於全球化的強大力量，人們已找不到外部的、隱蔽的空間去逃避和躲藏，過去的領土戰爭讓位給了新型的“偵察戰”。第二部分主要討論由生活政治掌控大局並繁榮起來的背景。鮑曼認為，我們今天面臨的巨大挑戰是：能否找到新的途徑將我們與生俱來的人性差異重鑄為人類團結的天職。

　　《全球化》

　　全球化是當前使用頗多的一個詞。作者從全球經濟創造在外地主的方式入手，詳盡剖析了全球化的種種表現形式及其對經濟、政治、社會結構甚至我們的時空概念有聯合，又有分化，在富人與窮人之間築起一道日益擴大的鴻溝。全球化帶來的不是我們預期的混合文化，而是一個日益趨同的世界。

　　《共同體》

　　“共同體”這個詞傳遞的感覺總是很美妙的。共同體是一個溫暖而舒適的場所，一個溫馨的“家”，在這個家中，我們彼此信任、互相依賴。

　　然而，“共同體”不是一個已經獲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種我們熱切希望棲息、希望重新擁有的世界。這是一個失去了的天堂，或者說是一個人們還希望能找到的天堂。

　　要成為共同體中的一員，就要付出代價。共同體體現了安全感，但同時也剝奪了我們自由。確定性和自由是兩個同樣珍貴和令人渴望的東西，它們可以或好或壞地獲得平衡，但不可能永遠和諧一致。確定性和自由、共同體和個體之間的沖突，永遠也不可能解決，但我們可以對存在的機遇和危險作出評估，至少可以避免重蹈覆轍。

　　在本書中，齊格蒙特·鮑曼評估了上述的機遇和危險，並以其與眾不同和充滿睿智的方式，提出了重新評估的概念，這正成為當前關於社會的本質和未來的爭論的核心概念。

　　齊格蒙特·鮑曼是利茲大學和華沙大學的榮譽退休社會學教授，當代著名思想家。

　　本書內容有：坦塔羅斯的痛苦;重新植根被根除之物;分離的時代，或第二種型式的偉大轉變;成功者的脫離;共同體主義的兩個淵源;承認權和再分配權;從平等到多元文化主義;結果：隔離區;多種文化，一種人道?

　　《立法者與闡釋者》

　　本書中，“現代性”與“後現代性”表達了知識分子角色從立法者到闡釋者的截然不同的兩種境遇，以及相應的截然不同的兩種策略。本書旨在揭示現代型世界觀及現代性知識分子策略所產生的曆史條件，揭示出在何種社會條件下這種世界觀及其策略遭到挑戰，並且部分地為另一種被稱作為後現代型世界觀及其策略所取代。

　　《尋找政治》

　　《尋找政治》是鮑曼1999年出版的一部著作。在這部著作中，鮑曼著重探討了政治領域中的“後現代”現象及其動因。他認為作為政治之傳統承載者的民族國家，已無力將自由的必然後果——不確定、不可靠與不安全——囊括於自身秩序之中，自由與安全(可靠、確定)之間的悖論，到了後現代時期，幾乎悉數要由個體自身來承擔。民族國家及其公民以及知識分子，成為地方性的，論為資本帝國的權利附庸。通過對個體問題與公共問題間關系的討論，鮑曼試圖探索當今人類所處世界與人類生活方式之間的聯系，指出將個人問題納入公共領域這一轉換將是政治學獲得重要的緊迫任務。

　　《社會學之思》

　　在《社會學之思》中，鮑曼將主要理論家的貢獻和對社會學重要概念的介紹編織在一起，以其新鮮而有穿透力的視角一一解讀生活話題，從而幫助人們重新理解與他人的交往經驗，並啟發人們思考，而這也正是社會學的最大魅力所在。

　　《廢棄的生命》

　　現代化的一個未可避免的後果是對“人類廢品”的制造，即對廢棄的生命、移民和難民等多餘人口的制造，這是秩序構建和經濟進步的副作用。全球所有地區不得不承擔現代性在全球勝利的後果，尋求對於地區性人口過剩問題的全球性解決方法。“我們的星球已經滿載”，“人類廢品”的產生有增無減，而地球上能夠容納這些人口的“廢棄品處理站”卻在迅速減少。鮑曼的這本書揭示了這一危機對於我們當代文化和政治以及個人生活和民族命運的的深刻影響，指出政府通過把難民、移民、尋求避難者與恐怖分子之間做出聯系，激起大眾對於小規模犯罪的厭惡和恐懼，從而引開公眾對於政府無法解決也無意幹涉的嚴重社會問題的關注，進而顯示其實力，鞏固其政權。人類廢棄物成為一個合適的標靶，被部落戰爭、大屠殺、監獄及難民營消除和吸收，喪失了社會存在所依賴的一切標識。本書還表明，人類廢棄物的產生和處理問題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現象，引起了人們對永恒、時間、生活方式、美、人際關系等等文化要素的思索。

　　《現代性與矛盾性》

　　本書以發人深思的嶄新視角論述了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爭論中提出的各種問題。作者認為，現代性許諾為人類生活帶來只有理性才能夠提供的那種清晰性和透明性。但並沒有出現這種情況。而且我們現在也不再相信會出現這種情況。我們愈來變的偶然性。以及各種選擇、身份和生活籌劃的無可挽救的矛盾性。現代性的許諾為何沒實現?作者認為。答案在於許諾本身。在於所有試圖履行這一許諾的嘗試所表現出來的自我損毀性。正是在後現代時代。現代性籌劃的自我損毀性充分展現在世人面前。後現代時代就是與矛盾性和解的時代。就是學會如何在不可救藥地充滿矛盾的世界上生活的時代。

　　《作為實踐的文化》

　　本書處理的是近15年來困擾社會科學家的一個問題：文化。鮑曼將文化的意義進行分類，把作為概念的文化、作為結構的文化和作為實踐的文化區分開來。對於鮑曼來說，文化是人類互動的一個活潑的、變動不居的方面，它必須作為人類生活的一個整體部分來被理解和被研究。 鮑曼認為，文化是內在矛盾的。因此，文化既是失序的動力，也是秩序的工具;既是老化的因素，也是不朽的條件;既是創造性的溫床，同時也是規范法則的框架。

　　《流動的時代》

　　齊格蒙特·鮑曼這部關於流動的現代性的傑作已經改變了我們思考當今世界的方式。在《流動的時代：生活於充滿不確定性的年代》中，他探究了為當代生活帶來深刻影響的不確定性，並為讀者理解其闡發於此前作品中的流動的現代生活的觀點，提供了簡短的導言。《流動的時代：生活於充滿不確定性的年代》深入考察了後現代生活，揭示了全球金融危機發生的深層原因：重要社會變化與哲學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