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夜行》，史鐵生 著，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紫圖圖書， 2016.11
史鐵生散文集《自由的夜行》近日面世，該書從史鐵生浩瀚的文集中精選30篇散文，除卻《秋天的懷念》、《我的遙遠的清平灣》、《病隙碎筆》這樣家喻戶曉的經典文本，更包含《我二十一歲那年》、《復雜的必要》、《樂觀的根據》等散見于全文集而尚未被大眾熟知的精彩篇章。
在這本書里，史鐵生不再只是那個在地壇深切懷念母親的人，不再是那個背負著沉重的生命枷鎖踽踽獨行的行路人，他更是一個有著說走就走看天下的心的年輕人，一個碎碎念的影評人，一個教人如何對待愛情的老司機……在這里，史鐵生更接近一個為了生活不斷奮斗的朋友：縱使輪椅不能代替雙腿，但仍然可以讓生命飛翔；即使明天就要死去，也要把日子過成詩。
復雜的必要性
母親去世十年后的那個清明節，我和父親和妹妹去尋過她的墳。
母親去得突然，且在中年。那時我坐在輪椅上正惶然不知要向哪兒去，妹妹還在讀小學。父親獨自送母親下了葬。巨大的災難讓我們在十年中都不敢提起她，甚至把墻上她的照片也收起來，總看著她和總讓她看著我們，都受不了。才知道越大的悲痛越是無言：沒有一句關于她的話是恰當的，沒有一個關于她的字不是恐怖的。
十年過去，悲痛才似輕了些，我們同時說起了要去看看母親的墳。三個人也便同時明白，十年里我們不提起她，但各自都在一天一天地想著她。
墳卻沒有了，或者從來就沒有過。母親辭世的那個年代，城市的普通百姓不可能有一座墳，只是火化了然后深葬，不留痕跡。父親滿山跑著找，終于找到了他當年牢記下的一個標志，說：離那標志向東三十步左右就是母親的骨灰深埋的地方。但是向東不足二十步已見幾間新房，房前堆了石料，是一家制作墓碑的小工廠了，幾個工匠埋頭叮當地雕鑿著碑石。父親憋紅了臉，喘氣聲一下比一下粗重。妹妹推著我走近前去，把那兒看了很久。又是無言。離開時我對他們倆說：也好，只當那兒是母親的紀念堂吧。
雖是這么說，心里卻空落得以至于疼。
我當然反對大造陰宅。但是，簡單到深埋且不留一絲痕跡，真也太殘酷。一個你所深愛的人，一個飽經艱難的人，一個無比豐富的心魂……就這么輕易地刪減為零了？這感覺讓人沮喪至極，仿佛是說，生命的每一步原都是可以這樣刪除的。
紀念的習俗或方式可以多樣，但總是要有。而且不能簡單，務要復雜些才好。復雜不是繁冗和耗費，心魂所要的隆重，并非物質的鋪張可以奏效。可以火葬，可以水葬，可以天葬，可以豎碑，也可為死者種一棵樹，甚或只為他珍藏一片樹葉或供奉一根枯草……任何方式都好，唯不可意味了簡單。任何方式都表明了復雜的必要。因為，那是心魂對心魂的珍重所要求的儀式，心魂不能容忍對心魂的簡化。
從而想到文學。文學，正是遵奉了這種復雜原則。理論要走向簡單，文學卻要去接近復雜。若要簡單，任何人生都是可以刪減到只剩下吃喝屙撒睡的，任何小說也都可以刪減到只剩下幾行梗概，任何歷史都可以刪減到只留幾個符號式的偉人，任何壯舉和怯逃都可以刪減成一份光榮加一份恥辱……但是這不行，你不可能滿足于像孩子那樣只盼結局，你要看過程，從復雜的過程看生命艱巨的處境，以享隆重與壯美。其實人間的事，更多的都是可以刪減但不容刪減的。不信去想吧。比如足球，若單為決個勝負，原是可以一上來就踢點球的，滿場奔跑倒為了什么呢？
太陽向上升起
史鐵生（圖源于網絡）
當導演真是比當作家難。寫作是個體經營，敗了，頂多餓死一口兒。拍電影是集體項目，上千萬的投資，數十人的生計，導演是集藝術與財政之責于一身。可藝術與財政從來就有沖突，前者強調個性，后者為求利潤不得不遷就大眾口味——這本身就像個悲劇：相互沖突的雙方都值得同情。怕只怕一味求利，結果是火了一宗產業，滅了一門藝術。電影，尤其聲色犬馬、名利昭彰，不像寫作，天生來的是一種寂寞勾當。然而大隱隱于市。在這洶涌的市場激流中，匹馬單槍殺出個姜文來，直讓人感嘆造化不死。
姜文豈止是藝術家，更是位哲人。哲人，未必就要懂得多少哲學，或魔魔道道地只在邏輯中周旋。先哲有言：“哲學不意味著一套命題、一種教義、甚或一個體系，而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為特殊的激情所激發的生活。”怎樣的生活方式？善思考，或如柏拉圖所說：愛智慧。怎樣的激情呢？愛，或如艾略特所說：愛是一種折磨。折磨何來？不能容忍生活總就那么“白云千載空悠悠”，而要探問那云之空處的懸難。張越說：能據不同時期的作品，看出其心路歷程的導演，在中國只有姜文一個。此即折磨的價值。
姜文的前兩部作品，已見那折磨之于個例。這一回，折磨走向了形而上——《太陽照常升起》，實在是說：如《浮士德》般的生命困境，一向都在人間。
兩個年輕女人，在一塊指向“路盡頭”的標牌前分手，一個去完婚，一個去為丈夫奔喪，一個以為從此幸福美滿，一個不失浪漫地要孤守到白頭。這應該是故事的開始，但姜文把它放在了影片的最后。而影片的開頭，實際是故事的結尾：多年以后，以為幸福美滿的一個，生活陷入了無聊與委瑣；孤守白頭的一位呢，竟至瘋狂，后隨一條滿載“光榮歷史的河流”不知去向。
如果1、2、3、4地平鋪直敘，2007年只會像以往一樣，在眾多慘痛故事的旁邊再添上一個。而現在，4、2、3、1，中國影壇隨之有了一個真正的悲劇。
最后一幕，太陽照常升起，誰說那是光明的尾巴？那是故事的開始呀！這可不是簡單的倒敘。結束，等于開始，那是說：生活，曾經是這樣，將來未必就不是這樣，“太陽底下本無新事”，精神之路永遠面臨這樣的懸難——盡頭，或沒有盡頭，盡頭必至無聊，沒有盡頭則難免瘋掉。這也正是浮士德博士的困境：停下來，靈魂輸給魔鬼，總就這么走下去呢，可到底是為了啥？然而，大地上或現實中，生活似乎只提供這兩種可能；即便發瘋，生命也還是去如逝水，空若荒云。
黑格爾給悲劇的定義是：相互沖突的兩種精神，都值得我們同情。推演之：相互背反的兩種選擇均屬無奈，那才是悲劇。而來個清官即可化悲為喜的故事，乃愚昧的成果，只能算慘劇。悲劇，是任人多么聰明能干，也只能對之說“是”的處境。比如浮士德：你停下來，還是走下去？比如現在：飛速前進的利潤與消費、飛速惡化的生態與道德，是可能停下來呢，還是可能永無止境？與黑格爾給出的境況相比，此一種兩難，可謂悲之更甚——前者或僅及個案，后者卻要我們大伙的命！《浮士德》的偉大由之可見。《太》劇的不同凡響，由之可見。
怎么回事，要命的倒是偉大、非凡？真這么回事，至少對藝術和藝術家來說是這樣。藝術家若都在現實中活得流暢，不覺任何荒誕，停步的人間就全剩軀殼了。科學、商政，各得其所，藝術憑啥吃飯？藝術，當是人類精神最敏銳的一處覺察，只為年節添些樂子，近于玩忽職守。惟當見識了精神的懸難，以及現實不斷更換著新裝的無聊與無奈，人才可望成為如尼采所說的“超人”。“超人”，并非是指才能蓋世、法力無邊，而是說，人要超越生理性存在，超越可口與可樂（譬如種種“大餐”），使精神不斷升華。“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也是這意思。可學習，不見問題怎么行？精神升華，不識其困境怎么行？
可是，單識困境，就行了？但這是不可躲閃的第一步。比如對姜文這部影片，大可不必人云難懂，就看也不看地自認智商也屬低下。又有先哲說過：“不是藝術模仿生活，是生活模仿藝術。”藝術，自有其引領欣賞和啟發思向的職責，若一味討好票房，品位勢必持續走低。而后，再看那懸難是在呼喚什么吧。張輝在其《德意志精神漫游》一書中這樣提醒我們：“向歌德學習：在一個絕大多數人信仰不斷‘向前走’的時代，如何同時關切永遠‘向上走’的問題。”——即“人如何向上再次擁有信仰的問題”。這便是悲劇的意義。悲劇，不等于眼淚，更非教人沮喪。悲劇，把現實中不解的懸難彰顯在我們面前，意在逼迫著我們向上看——看那天天都在脫離地平線、向上升起的太陽，是一個根本性象征。
《太》與《浮》的異曲同工，未必是姜文的刻意所為。然而，一個誠實又善思的人，早晚會跟大師歌德想到一塊兒去。姜文依靠其敏銳的覺察，在局部的歷史中獲取著生命的全息。惟此才有象征。象征不是比喻。比喻，是靠相似事物的簡單互證，比如指桑罵槐。再引一位先哲的話吧：“象征是兩個世界之間的聯系，是另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上的標記。”另一世界，有嗎？比如說就在你心里，在人們不息不止的盼念中。盼念，若旨在不斷加強可口與可樂，就還是停留在此一世界。而姜文是以什么為比照，看穿了那無聊與無奈的呢？夢想，或向往。夢想或者向往，毫無疑問是指向著另一種生命狀態。何東老兄有句極刻薄又極精辟的話：（在某些地方）總是沒有夢想照進現實，常有的倒是妄想照進現實，或現實擊穿夢想。
我妻子說，是“印象”二字，讓她一下子看懂了《太》劇。詩，大都重視印象。詩性的根基是夢想。何謂夢想？恰如劉小楓的一個書題——《圣靈降臨的敘事》。圣靈如何降臨？簡單說就是夢想照進現實。單靠記憶的回首，沒有夢想插手，往事所以是死的。所謂永恒呢，即千變萬化的當下，總與那夢想接通。這一接通，便不能滿足于記憶的準確了，而是醉心于印象的天上地下，從而鮮活，從而全息，便有了象征的博大。姜文，固執地向那逝去的往事發問：這是怎么了，到底都是怎么了呀？幸好他不中理論的圈套，而靠自己的冥思苦想去解答。過士行說：《太》劇處處透露出神秘的力量。劉小楓是這樣說：象征，是“無論你如何看，也看不夠、看不全、看不盡其意味”的。
向上升起，是太陽給我們的永恒啟示。再經時日，這個不屈不撓的姜文又將會怎樣升起，尚未可知。或可更少些憤怒，更多些平靜吧。我是指影片的開頭，現代的瘋狂就像那條照常流淌的河水，其實是波瀾不驚的。無可挑剔的作品是沒有的，但這不是本文所涉之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