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名人傳記，常感到造化弄人。有的人，命運真是出奇的好，一輩子就像一件件好事都在前面等著他;有的人，命運好像專門跟他過不去，意想不到的倒黴事都讓他碰上。每想到陳寅恪與錢穆兩位先生，這種感覺就特別強烈。

　　作為同是大師級曆史學家，年齡僅相差五歲，且社會提供的曆史機遇也大致相同，其命運的好壞卻判若雲泥，真是不能不叫人感慨唏噓。

　　在中國，就家學淵源、學問淵博與通曉語言文字種類之多，綜合而論，能趕上陳寅恪的怕是還未有，誰會懷疑他在未來的學術研究上，不會有驚人的大成就呢?事實卻不然，他的學術之路真是坎坷晦暗。似乎命運女神總是躲在一個看不見的地方，不斷給他挖坑設絆子，令他跋前躓後，學途蹭蹬。

　　陳寅恪做學問的方法有些與眾不同，怕也是圖省事。那就是在博覽群籍的時候，順手把有關資料，以及自已的考證、注釋、心得，寫在主要書籍的書眉上。久而久之，這些書籍就成了他的筆記與資料庫，待時機成熟，稍加整理，一本本學術專著就面世了。

　　陳寅恪從1927年到清華任教，到七七事變的十年間，除發表50多篇學術論文與序跋外，其未來的學術著作，基本上都在這些寫滿眉批的書籍上了。因而，書籍就是他的學問之所在，丟失了書籍也就等於丟失了自已的學術專著。然而，丟失書籍的意外卻一次接一次地發生了。

 　　陳寅恪著 《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寫本)》

　　1937年7月，日軍進占北平，清華南遷，與北大、南開合辦長沙臨時大學，陳寅恪因料理父親喪事，於11月初才舉家倉皇離京。離京前，他將一批重要書籍裝進書箱，托友人寄往長沙。待他半個月後到了長沙，書籍尚未郵到，可戰火已經逼近，臨時大學再遷雲南，他只好攜一家大小再次登程南下。待他離開後，書籍郵到，卻在長沙大火中一本無存。

　　1940年暑期，陳寅恪去香港探親，並等船赴英以應牛津大學之聘，終因二戰爆發未能成行，困居香港。後在全家返回內地途中，兩木箱隨身攜帶的書籍又遭盜竊。據說這是兩箱更加珍貴的書籍，所以這一次打擊更大，等於多年心血徹底付諸東流，令陳先生精神幾達崩潰。

　　這裏還有一個小插曲，很是叫人哭笑不得。1955年，越南華僑彭禹銘寫信告訴他，說在海防舊書肆買到他當年被盜的兩冊新五代史批注本，准備寄還給他。陳寅恪自然十分興奮，盼望著書籍寄到就可據此著作。接著的消息叫他有些失望，當時的越南政府不准書籍出口，郵寄暫時已不可能了。

　　接著又有消息來，彭家遭遇兵火，此書同遭劫灰，這就令他徹底絕望了。唯一失而複得的書箱原物，只有一部《論衡》。但陳先生說，此書只是為把書箱填滿，隨手放置其中，“實非欲帶之書也”。看一看陳先生是不是倒黴透了?

　　也就因為這兩次書籍丟失，資料散佚，學術研究也只得舍難就易，退而求其次，素懷抱負的“塞外之史、殊族之文”是不能再論述了，也只能“姑就一時理解記憶之所及”，草率成“稿”，不敢曰“書”。

　　再說陳先生的身體。對於一個做學問的人，失去了眼情，也就等於失去了讀寫能力，要想做什么縝密艱深的大學問是不可能了。可正值人生壯年,陳先生就有一只眼睛出了問題，到了1944年歲暮，另一只眼睛也不行了，雖經及時手術而絲毫沒有效果。幾個月後抗戰勝利，英國皇家學會約請他赴英治療眼疾，牛津大學議續前聘，他強扶衰病前往倫敦，以希重見光明。可惜，眼睛已為庸醫手術所誤，視網膜已皺在一起，複明全無希望。既為瞽者，也就無法再應牛津教席，回國再入清華。

　　陳先生的最後二十年，寄命嶺南，不甘自廢，憑著原先的飽學博聞，在助手的幫助下繼續讀書著述，其艱難可想而知。但唯一的一部最能展示其考證長才的《論再生緣》，只能自已掏錢印了個油印本在朋友間流通，最早為香港及海外學人所看重;於1956年就編好的史學論文集，本擬由中華書局出版，竟因個別提法不合口徑而被擱置;花十幾年苦功完成的近百萬字巨著《柳如是別傳》，也照樣是“蓋棺有日，出版無期”。

　　難怪他晚年深自感喟：“嗚呼!此豈寅恪少時所自待及異日他人所望於寅恪者哉!”陳先生去世後，倒黴的事依然沒有了結。別人在“文革”中抄沒的書稿，大多在“文革”後歸還。可他的口述自傳未定稿《寒柳堂記夢》與三冊詩稿，至今也沒有下落，而這對研究陳寅恪其人其文，都是十分寶貴的資料。

 　　錢穆早年在中學任教

　　說起錢穆的命運，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副面貌了，猶如上帝時時都在眷顧他,成全他。錢先生從1923年任教無錫三師開始，幾乎就是講一門課就有一部著述出版。

　　與陳寅恪相同，他也隨清華南遷，顛簸輾轉，經香港等地到昆明，到成都，但所攜書稿資料絲毫未損。

　　在西南聯大，唯有他與眾不同，特立獨行，除每星期去昆明授課兩天以外，其餘時間則卜居宜良山中，潛心撰寫他的傳世之作《國史大綱》，所據稿本，即南下所帶出的五六本資料。書稿完成，雖是國難當頭，卻得以順利出版。一年之內既在上海出了商務版，又在重慶出了國難版。

　　然後，他以探母之由回蘇州故鄉，化名梁隱，藏身廢園，於動蕩離亂之中繼續讀書著述，並補習英文，先後完成了《史記地名考》、《先秦諸子系年》等重要著作。及抗戰勝利，大學回遷，他不返平津，亦不滯京滬，擇太湖之濱僻靜之地，一面任教於新創的江南大學，一面仍潛心讀書著述，以觀國事之變。

　　1949年後，他離開大陸去香港，開辦新亞書院，又是一路順風。在為香港留下一所名校的同時，個人的學術著作之多也令人驚羨。

　　與陳寅恪一樣，他也遭遇雙目失明之厄，但那已是他八十四歲以後，生平幾十部重要著作多已完成，並在港台兩地一版再版;而世界該去的地方也已去過，每到一地，都是隆重接待，風光無限。

　　當生平該做也想做的事情大體做完，氣定神閑，在妻子的幫助下,他開始撰寫自傳《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到八十八歲時全書圓滿完成。與陳寅恪僅完成七章，最終下落不明的口述自傳《寒柳堂記夢》比起來，我們又要說，錢穆的命運真是好到不能再好。

　　與陳寅恪一樣，錢穆身體也不算強健，從中年到老年都被胃病纏繞，但也僅僅是纏繞而已，終究也沒影響到他教書、著述與做其他事，高壽九五方歸道山。而陳寅恪卻是在精神極度痛苦與多種疾病雙重夾攻下，死於“文革”時期，其生命結局的淒慘不忍說了。

　　現在，我們可以就人的命運發一點議論了。

　　對於人的命運，我們習慣說造化弄人。可是，要說有人一生行運與有人一世背運，那就一定會有命運之外的東西在發生影響。對於錢穆陳寅恪這樣的大學者，人們容易看到的是他們的才華，而不容易看到的是性格和修為。比如說，行事謹慎在太平盛世也許算不了什么，但在戰亂當中，謹慎就成了大智慧。

　　就說南下所攜書籍資料，錢比陳就多了個心眼，他一點不怕麻煩地用木板把藏衣箱做了個夾層，竊賊即是偷走了衣物，也偷不走他做學問的寶貝資料。再說《國史大綱》在商務出版，那是他親自帶著書稿到香港，找到商務老板王雲五，答允由上海付印;然後他又帶書稿到上海，交付出版的同時，並延請呂思勉先生為書稿作最後一校，其謀慮真可謂巨細無遺。

　　而幾乎就在同時，陳先生寄往上海商務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就遭到稿件遺失的結果。兩個人行為方式不同所導致的不同結果，透射出的應該是性格的不同。

 錢穆手跡

　　錢著《師友雜憶》中有個細節，也許最能說明兩個人的性格特點。錢穆在宜良山中寫《國史大綱》期間，寒假裏湯錫予偕陳寅恪來訪，並住了一宿。次日，陳在園中石橋上臨池而坐時，說了一句很有感慨的話：“如此寂寞之境，誠屬難遇，兄在此寫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個在此，非得精神病不可。”這就是說，陳先生心懷離亂，憂慮不能自遣。而錢先生卻能置身離亂之外，也置身學人的熱鬧之外，學術之外好像啥事也沒有。這種性格上的差異，不能不對個人的學術成就與身心健康產生影響。

　　陳寅恪全家，攝於三十年代

　　再從兩個人後半生的不同去向看，也與性格大有關系。錢穆當機立斷，只身獨行，說走就走了，去香港重新開始自已的事業。陳寅恪總是舉家來去，牽掛也多。他在八路軍即將入城時，乘國民黨政府“搶運學人”專機離開北京，去了南京。在南京住一晚，又去了上海。在上海盤桓月餘，又乘船去了廣州。他似乎隨著解放大軍逐漸南推而逐漸南行，好像在躲避什么。

　　在廣州，他想走，也能走，時任台灣大學校長的傅斯年邀他，夫人也勸他，但他最終想走卻沒走，後來一直為此悔之不及，只得以消極的不合作態度，保持其“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如今，說起性格即命運，很有些稀松平常了。可是，看看兩位史學大家的命運，我們就不能不重新掂量一下性格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