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虛構作品最有魅力的地方：它能“無中生有”。——世界上原本沒有那個人，但因為有了小說家的想象與虛構，這些人來到我們眼前。你知道，當代文學的版圖裏，每年總會有幾個小說人物的到來讓人欣喜，突然間他們就在我們眼前開始呼吸、行走、講述，像閃電般強有力地裹挾起我們的情感風暴。
2016年，我們的單行本優秀長篇小說固然有《望春風》(格非)、《匿名》(王安憶)，但我更想討論那些新銳作品。——2016年1月到2016年10月，路內《慈悲》、張悅然《繭》、黃驚濤《引體向上》、葛亮《北鳶》，成為當代長篇小說領域裏的新地標。當然，要特別說明，以上這個名單僅指單行本長篇作品，而這個名單必定也是不全的。
我們多么渴望新作家和新作品!在今天這個被重重霧霾籠罩的天氣裏。如果你有淹沒在長篇小說浩瀚海洋的閱讀經驗，如果你總是被一些同質化小說重重包圍，你就能明白那種期待和向往，那種在晦暗天氣裏閱讀時的某種隱秘喜悅了，你也將明白，那些新鮮的、有異質元素的作品的意義，它們代表了中國文學的生生不息。
讀《慈悲》《繭》《引體向上》《北鳶》，你會深刻地意識到，在我們這個時代，總有一些寫作者在奮勇逃離那熟悉的寫作氣味和寫作圈子;在一個仿佛封閉並有可能彼此傳染的屋子裏，總有人試圖打開窗子。《北鳶》裏對風骨與尊嚴的書寫、《慈悲》裏對慈悲和愛的理解、《繭》中對罪與惡的追問、《引體向上》中對宇宙與靈魂的認知……代表了今天的新銳寫作者們努力掙脫“地心引力”、向著文學星空拔地而起的努力。
《慈悲》：一個人如何比他的時代更久長
2016年1月，我們看到了水生，他來自路內長篇小說《慈悲》。他太與眾不同了。我們幾乎馬上就認出了這個人。水生的一生遇到災荒、饑餓、疾病，遇到有毒氣體，壞運氣，以及如影隨形的貧窮。生活無數次伸出利爪試圖把他拉進泥潭，這些泥濘完全可以把一個人一點點吞掉，完全可以把一個人變成“滾刀肉”，“混不吝”。如果水生不自我掙紮，很容易變成一個灰頭土臉的人、一個削尖腦袋向上爬的人、一個把別人踩在腳下的人。但他沒有。他一點點掙脫。在他漫長的人生裏，在那個有毒氣體的環境裏，他遇到師傅，遇到玉生和複生以及根生，即使外在世界再壞，他內心也保持了完整。
水生仁義、仗義、清醒，有所做有所不做，是平凡生活中有魅力的人，是平民中有英雄氣的那種人。那種與意志和情懷有關的光照亮了水生和他所生存的環境，照亮了當代文學作品在表現工廠生活時所留下的空白。想想《喬廠長上任記》裏的主人公吧，他是雄心勃勃的人，是改革的年代的弄潮兒;《大廠》裏的呂建國，是改制時代的管理者，他有他的迷茫和苦楚。這兩部著名小說，都是寫作者們處在工廠當家人視角所寫，他們寫出了作為管理者的抱負、為難、承擔。而《慈悲》不是。《慈悲》與之相對。——《慈悲》寫的是作為工人階層，作為被管理者的日常生活。路內把我們拉回到讀者中間，拉回到車間裏，拉回到工人的家門口，拉回到他們破舊的飯桌前。它要求我們和工人在一起，看工廠改革，工廠改制，看工廠領導們的種種面容。《慈悲》裏，有工人們如何為了活下去與命運所進行的種種搏鬥。
盡管小說家並沒有刻意強調，但《慈悲》依然呈現了五十年來中國工人的際遇，這是工人眼見的工廠榮衰的變遷。將《慈悲》與前此兩部有文學史意義的作品放置在一起，會看到不同代際作家之間關於工廠生活的對話，那是寫作者不同立場和價值觀的一次深有意味的交鋒。由《慈悲》提供的視點往回看，才會看到中國文學如何與中國工廠的光榮與衰落同步，會看到中國文學如何寫下工廠的體面、歡樂、沒落與灰暗。
《慈悲》的語言簡潔，有力，深刻，決不拖泥帶水，也絕沒有感傷氣。這與並不枝蔓的內容正好相得益彰。事實上，水生與玉生之間的情感平凡而樸素，寫得別有深情。他們與複生的相處是小說中最奪人心魄的所在。
讀《慈悲》，會發現那個青春的、躁動的敘述人慢慢沒有了毛躁氣，從《少年巴比倫》到《慈悲》，敘述人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他變得溫和、寬容、仁愛。由此，讀者意識到，路內是有情義的、對時代心懷警惕、有所思考的寫作者。作為小說家，路內一個猛子紮到了我們所未知的曆史深海裏，他迅速而強有力地抓到了那些被忽視的但又重要的部分。
就當代文學史而言，路內貢獻了一部忠實記錄此時此刻的作品，那裏有五十年來中國工人的生活史;同時，這也是能超越此時此刻的作品：他寫下的是一個人如何面對他的苦和難，如何以慈悲之心寬待那樣苦和難。這是小說最彌足寶貴之處。——以《慈悲》開始，路內撕下了自己身上“殘酷青春寫作”的標簽，他以令人驚訝的克制和簡筆創作了他寫作生涯中具有裏程碑意義的作品，他也以此向讀者有力地證明了屬於新一代寫作者的勇猛和無畏。
《繭》：探到曆史的隱秘與深暗處
2016年8月，我們讀到了《繭》，張悅然的新長篇。整部小說敘述綿密，豐盈，元氣淋漓，作為讀者，你會在閱讀時不斷感歎，這部跨越五年寫就的長篇很可能意味著張悅然另一個黃金寫作期的到來。
《繭》為我們帶來了一個有魅力的和承擔意識的青年女性，李佳棲。實際上我們很容易從人群中分辨出這位女性，她是我們通常認識的那種文藝女青年。但是，我們很快發現自己判斷有誤，有一種力量從李佳棲身上長出來。那是一個人對於過往曆史不斷進行深挖的力量。
李佳棲在重新記取屬於她的個人曆史。“釘子”是《繭》中的罪惡之源，它出現在1967年的一個雨夜。醫院領導程守義被紅衛兵批鬥毆打，昏迷後太陽穴裏被人趁機鍥進了一個釘子，從此成為植物人，這是這部長篇小說的核心事件。而李佳棲的爺爺則是事件凶手。
這是關於民族曆史的“故事新講”。當李佳棲面對病床上的有著院士光環的爺爺問出，“你覺得自己有罪嗎”的時候，她身上有了屬於她的光亮。這是黑暗曆史的追問者，也是承擔者。曆史秘密在這個執拗的姑娘那裏像剝洋蔥一樣層層剝開。面對罪惡之源，面對人性的深淵，她並不閃避。
《繭》是有思想能力的作品，小說家在盡可能地構建年輕世代面對曆史的眾聲喧嘩，在盡可能寫出年輕世代面對曆史的複雜認知。面對曆史，李佳棲不是審問，不是批判，不是指責，也不是質疑，而是同情，她相信他們的懺悔，她理解他們的負罪感，並且，她不把自己從負罪者陣營裏剝離出來。程恭理解曆史的方式是尋找爺爺為何被害的原因。他試圖站在施害者的角度去理解;曆史氛圍固然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是人的趁機作惡與主動作惡。但沛萱並不面對真相。她切割了“自我”與罪惡曆史的關系;李佳棲男友唐暉則將“曆史”與“現實”的關系、將“我”與“年長者”的關系切割。——事實上，面對曆史的冷漠態度也不只是年輕一代，更是我們身邊大部分人的想法。
選擇曆史這個腳手架來完成個人藝術創作的蛻變，是屬於張悅然式的自我更生。她借助曆史打開了自我。這種打開並不是那種簡單的走出公寓似的打開，這是對有關“個人”和“我”的理解力打開。一切的過去都與“我”有關。——他們的善惡榮辱與“我”有關，他們的痛苦懺悔也與“我”有關。
如果你能了解張悅然這個名字之於80後一代及青春寫作的意義，你便能深刻了解她在《繭》中所發生的巨大轉變;你便會更了解這位小說家如何自我設限，如何自我突破。作為最具代表性的80後小說家，張悅然以這部沉穩、紮實、有理解力、有光澤的27萬字長篇作品完成了蛻變，重建了新一代青年之於曆史的想象。《繭》的出版也表明，年輕一代對曆史的書寫並未停止，也許，從未停止。
《引體向上》：向著遼闊星空奮力躍起
還是在2016年8月，我們聽到一個男人對他的心肝寶貝說：“親愛的，我們離開地球，去宇宙。”於是，他開著車、帶著妻子一起飛躍，來到了宇宙。這是黃驚濤《引體向上》奇崛的開筆，小說家黃驚濤的勇猛處在於直接讓他的人物向遠方而去，毫不留戀，毫不遲疑。
多么感謝黃驚濤的決斷!我們由此看到我們身處境遇的不堪：地球上的我們斤斤計較，我們匆匆忙忙，我們有如被蒙上眼睛的驢子一樣，在一個軌道裏按部就班、麻木前行。這是反科幻的科幻小說，帶著一種奇異的光，它使我們不由自主地反觀我們的一切。這個男人是多話的，是調侃的，風趣的，幽默的，也是喋喋不休的。
“我告訴你，宇宙中所生成或說明所發明的東西中，其他的大多都帶有寒意，比如機器、政權，乃至民主，但是有兩種事物，始終能帶來溫暖，一種是愛，一種是故事。人類這種殘暴而又沒有出息的東西發明了一切，但只有在這兩點上他們做出了正確的創造。”
他以狂想掙脫人類身上無形的繩鎖，“我假設沒有立交橋、環路做攤大餅式的同心圓結構，那些道路不會高過路邊居民的屋頂;我假設那些居民在做愛時，不必擔心被高架上風馳電掣而過的司機偷窺，假如他們可以盡情地享受，而不必讓汽車聲吵到了耳朵;我假設那些司機不會因此而分神，那裏的道路上不會有突發的車禍……”
今天的中國長篇小說創作是旺盛的，也是過剩的，大多數小說語言粗糙，故事簡陋，人物命運總有某種軌跡可尋。但《引體向上》獨辟蹊徑。黃驚濤如滔滔江水般的話語能力實在讓人驚豔。尤其是《引體向上》中宇宙情境與語言表述相映成趣，既滑稽又莊嚴。一如李敬澤在序中所言：“他像太空漫步的哈姆萊特，這時他面對的不是墓園可笑的骷髏，而是爭利於蝸角的人世，背負青天朝下看，一切都是嗡嗡叫，而唯一被放大、被呈現的聲音，只有他自己，思考的、感傷的、評述的、宣敘的、柔情蜜意的冷嘲熱諷的、悲慟且深長的……”“這情境和角度使話語獲得了遼闊卷曲的空間，在這個空間裏，喧囂與寂靜、莊重與放浪、靈與肉、矛和盾，相互對抗相互轉化，亦此亦彼，亦真亦假，宇宙是舞台，話語呈現為漫遊太空的戲劇。”
當然，逃離地球並不是最美好所在，當二人來到無名之星，一個變成了聾子，一個則被毀壞了眼睛。最終，妻子落到了人群熙攘的星球，她遙望遠處的星空，再也無法與他相聚。
《引體向上》是今年被媒體與讀者嚴重忽視的長篇作品。——某種程度上，黃驚濤像極了那個上天入地、沖撞天庭的孫悟空。作為寫作者，筆就是他的金箍棒。只是一個跟頭，他和他的人物就翻到了宇宙中，由此，我們得以重識小說作為“稗類”的魅力。黃驚濤使我們再次確認，小說從來都不是正襟危坐於廟堂之上的，它本就應該嬉笑怒罵，葷腥不忌;他使我們不得不承認，《引體向上》是讓人返回自由之身和自由之心的作品，是今年文學排行榜的“遺珠”。
《北鳶》：“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
來到10月，我們遇到了葛亮和《北鳶》。我們看到那兩位氣質脫俗的民國兒女——文笙和仁楨在城牆下相遇。她對他說“我認得你”，他同樣回答，“我也認得你”。少女的手劃過少年的手掌，那是美好的屬於古老中國的一幕，那裏有屬於中國人的羞澀、柔情和讓人心頭一軟的東西，是獨屬於中國人的情愛傳達。
作為讀者，你很難想到，在2016年下半年會有這樣一部作品問世。這是中國文學傳統內部生長出來的作品。小說家以工筆細描的方式勾畫了1920年代至1949年前的民國人物圖譜。雖然以家族故事為藍本，但葛亮掙脫了家庭出身給予的限制，以更為克制和理性的視角去理解家史與國史，顯示了一位青年作家不凡的文學抱負。
葛亮勾畫的民國面影與我們所期待的民國敘述保持了某種距離，它曖昧，混沌，蕭瑟，孤獨，但也暗有生機。在那個時代裏，人應該怎么走路，未來在哪裏?是全身心投入時代主潮，還是冷靜遠觀，不即不離?小說家觸到了曆史人物的基礎體溫。寄居他鄉的昭如母子親見小湘琴因私情暴露瞬間變成新鮮的屍體;年幼的仁楨眼看著阿鳳倒在她孩子的身上，終生難以忘記死亡的擦肩而過;半癡呆的昭德奪走了敵人的凶器，選擇和他們同歸於盡，只留下“哥兒，你的好日子在後頭呢”的遺言……那裏有大亂離時代命運的無常，也有我們最樸素最日常的情感。
葛亮寫出了民國人的信仰與教養，《北鳶》展現了藏匿在曆史深層的、有如微火一樣的中國氣質：溫和、仁義、正直、柔韌。什么能抵擋得了時間呢?一些東西沖刷而去，另一些東西則留了下來，成為結晶體。小說家是歲月微光的拾撿者。那不只是拾撿，也是一種理解。——他試圖理解彼時的人們，試圖理解潛在曆史內部的民族氣質，他引領讀者一起，重新打量生長在傳統內部的、被我們慢慢遺忘的文化資源和精神能量。
《北鳶》的難度在於使用了典雅的民國語。但並不是單純的還原。這是接受了現代文學傳統的新一代寫作者的嘗試，他試圖在舊語言形式上注入新能量，以使現代漢語煥發古雅、詩性的魅力。顯然，這樣的嘗試是成功的，小說由此具有了既古典又現代的調子;由此，小說抵達了中國詩畫藝術的“寫意性”。克制，內斂，清淡，靜水流深最終成為《北鳶》之美。無論是從語言還是就美學風格而言，葛亮的寫作與今天的當代長篇寫作潮流都不相融，但是，正因為獨異，正因為不融，也才更顯寶貴。某種意義上，《北鳶》是當代文學的驚喜收獲，它構成了當代文學的異質力量。
特別要提到的是，這些小說的語言獨有光澤。路內小說的簡潔、深刻;張悅然小說的繁複而詩性;黃驚濤小說的戲謔與幽默;葛亮小說的雅致，以淡筆寫深情，都讓人印象深刻。借助有個性、有魅力的語言，這些小說家將生活在遙遠之地的、不為人知的人們的生活呈現在我們面前。這不是即時的、粗糙的、日日更新式的寫作，這些作品是他們潛心寫作三年、五年甚至七年時間寫就，每個漢字裏都凝結著寫作者的心血，都經過斟酌思量、細心推敲，都經過時間的曆練和沉澱。這是對時代和曆史有所思考的寫作，小說家們關注人內心的深度、人的希望與疼痛，愛和恐懼;他們書寫的是我們耿耿難眠無以言說的那部分;他們在盡可能思考我們這個時代生而為人的意義，寫下我們生而為人的尊嚴所在。
“唯有文學能持續地清晰地記錄我們力爭卓越的過程。”約翰·契弗說得多好。——《北鳶》、《慈悲》、《繭》、《引體向上》裏，寫有這時代的新寫作者如何擺脫那些附著在自身的“泥濘”的曆程。由此，小說家刻下的是那些有腰板的人、心存慈悲的人;秉燭夜行的人，刻舟求劍的人;生機勃勃的人、心存善好的人。當然，很可能這些作品也都有遺憾和不完美，但這一點兒也不妨礙我們對路內、葛亮、張悅然、黃驚濤的理解和認識。——作為寫作者，他們以文學立身，也以文學立心。
(張莉，文學批評家，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