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生死關頭，能“舍生而取義”。孟子從人生理想、至善境界，人生根本價值觀和修養途徑幾個方面闡述了士君子人格的要求，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

　　儒學中心思想是學做人、講做人的道理。孔子提出了“君子”的理想人格目標和“修己安人、安百姓”的具體要求。孟子自稱“所願學孔子”，對君子人格，特別士的人格，作了系統深刻的論述。孟子關於這方面的論述，成為後世士人修身的准則，對於中國文化的發展和民族精神的養成都有深遠的影響。孟子的有關思想，要點有四。

　　人生理想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孟子·盡心上》，以下引文出自《孟子》只列篇名)

　　立志，確立人生理想目標，是修身第一要事。有明確的目標，也就有了方向，立身行事就不會走入歧途。《論語》說，“志於道”“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說“尚志”，也是說首先要立志。而這個志，就是要“居仁由義”。做到這一點，“大人之事備矣”，就是君子了。他反複說：“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離婁上》)“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告子上》)居仁由義就是以仁存心，依義而行。人立身行事，無非兩方面，內心的情感、思想、精神和外在的言行舉止。孔子說“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就是說要從這兩個方面內外兼修;兩方面配合完美，方成君子。居仁由義，以仁心為精神家園，以義為康莊大道，亦即“義以為質，禮以行之”“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之意。

　　浩然之氣

　　孟子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公孫醜上》)

　　孟子所說浩然之氣，是一種可以戰勝一切的精神力量，也是表現孟子自我修養所達到的一種境界。它不是一時沖動或偶然的機遇就能產生，它是“集義所生”，其基礎在於堅持不懈修身的積累，稍有懈怠或背離就會丟失。文天祥說“惟其義盡，所以仁至”，所說即孟子此意。

　　孟子又說：“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下》)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即不可奪志的具體要求。而做到志不可奪，堅持理想信念不動搖，基礎就在養浩然之氣。

　　孟子浩然之氣的思想，影響巨大。文天祥抗元失敗被俘，囚於土牢，曾作《正氣歌》，引先賢事跡，頌浩然之氣，激勵自己，說“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文天祥《正氣歌》上承先賢，又啟示後人，“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成為士人的追求和傳統。錢穆先生曾說：“一部四千年中國史，正是一部浩氣長存，正氣磅礴的中國史，不斷有正氣人物、正氣故事。故使中國屢仆屢起，屹然常在。”

　　人生價值觀

　　孟子說：“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告子上》)

　　孟子提出生與義不可得兼，要“舍生而取義”，是對人生價值觀的明確宣告。孔子說士要能“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說“舍生取義”，是對孔子思想的繼承。而他在解釋這一點的時候，明確指出，為什么可以而且應該舍生取義呢?因為“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個人的物質生命並非最高的價值，精神生命的價值高於物質生命。這樣一種對人生所持有的根本價值觀，正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之氣的精神基礎。

　　人格尊嚴

　　孟子與弟子多次談士的進退，突出強調士君子的人格尊嚴。他說：“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世間所公認的尊貴有三種，一是爵位，二是年壽，三是德行;朝廷以爵為尊，鄉裏社區以壽為尊，而治國為政則以德行為重，不可“得其一而慢其二”，有了爵位之尊就輕慢其他二者。由此他提出“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

　　另外，對士君子來說，則是“非其招不往”。君主的召喚如果不合於禮，就不接受。齊景公曾用違禮的方式召喚管理獵場的小吏，小吏不至，孔子贊揚了小吏。

　　孟子反對“枉尺而直尋”。有人主張，不妨在原則問題上做一些讓步，取得官位後可以做出更大的功績。孟子嚴厲地批評了這種主張。“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