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領導干部嚴格自律，要注重防范被利益集團“圍獵”。

　　“利益集團”本身是個中性詞，但在當下語境中，已變成特指與公共權力和資源密切相關、且偏向貶義的詞語，指對公共權力和資源享有支配權的部分人，為維護共有的特殊利益而結成的利益共同體或利益聯盟。“圍獵”一詞，則被借用來比喻利益集團為達到目的，對領導干部展開的攻勢。

　　四大原因：

　　獲利形式隱蔽化，或可規避風險

　　要論利益集團“圍獵”官員的原因，首先，利益集團本身具有增進本集團共同利益，以實現集團（含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本能。這是其“圍獵”的主觀動因。

　　由于一個利益集團通常代表社會中小部分成員利益，它采取行動的目的，大多是爭取重新分配財富，而不是增加社會總財富。因此，各利益集團都會在自身勢力基礎上，通過各種方式，甚至用旁門左道和違法違規等手段“圍獵”官員，為本集團（或個人）爭取最大利益。

　　其次，官員權力可能給利益集團及其個人帶來巨大利益回報。這是其“圍獵”的直接動力和根本原因。面對各種利益誘惑，利益集團無所不用其極。他們利用各種手段“圍獵”官員，以獲取某些政府特許資源、央企大單等，為其集團和個人獲得巨大的經濟和政治利益。

　　再次，利益集團獲利形式的隱秘性和行為的偽合法性，使其和相關官員在某種程度上可能規避法律責任和政治風險。“圍獵”行為，大多是長期的過程，并隱藏在日常生活、友情或親情的外衣下，不僅賦予了“圍獵”行為以人情往來的“偽正當性”，而且其行為表面上看似又有政策或法律可依，從而使其形式極具麻痹性和隱蔽性。

　　此外，一些官員自身也存在問題，如理想信念淡薄，自律、自省、自制不夠，權力過于集中，對公權力邊界認識模糊等。

　　六種表現：

　　與官員形成“攻守同盟”

　　梳理十八大后被利益集團“圍獵”落馬的官員，其“圍獵”官員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六種：

　　01情感投資型

　　這是最常見的形式。作為“圍獵者”的利益集團，利用一些官員不能正確對待和把持情感的軟肋，在日常生活中以“朋友”等身份出現。從細微入手，勾肩搭背、給好處、送享受，稱兄道弟，甘做“提款機”，持續性和具有麻痹性的情感投資成功后，官員與“獵手”便成為“哥們”。有了這樣的“情感”基礎，“獵手”就會在很多方面得到權力的回報。

　　02投其所好型

　　利益集團的“獵手”，往往利用部分官員不健康或違背道德和法律規范的喜好，投其所好。有的官員喜好賭博，“獵手”就利用業務牌局故意輸錢，送其賭資；有的官員熱衷攝影，“獵手”就免費送上昂貴的攝影器材，提供相關經費；有的官員摯愛古玩字畫，“獵手”則送上“雅賄”，等等。

　　03迂回包抄型

　　對一些具有一定抵制誘惑能力，或因位高權重而難以為利益集團輕易接觸到的官員，“獵手”則迂回包抄，從官員外圍入手，選擇其家屬、子女、司機等進行“獵殺”。一旦其身邊人就范，有的官員只好跟著“投降”。

　　04利益輸送型

　　該類型又分權力輸送和金錢輸送。權力輸送是指利益集團將自己手中的某些特殊權力送給某些官員，以此“圍獵”官員手中的權力，達到這兩類權力主體的相互輸送、互通有無，甚至形成攻守同盟，將本來非法的利益合法化。這種“圍獵”方式通常發生在項目審批、職稱評定和相關人員提拔調動等事項上。

　　金錢輸送則是指利益集團在“圍獵”過程中，直接將金錢送給官員，換取官員的權力支持。這種形式多體現在重大工程項目招標投標、賣官鬻爵、土地出讓、國企改制等領域。

　　05要挾威逼型

　　在網絡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利益集團的“獵手”利用高科技手段、設備，非法獲取官員違法亂紀的直接證據，以此為把柄，要挾、威逼官員為其謀取不正當利益。

　　06綜合獵殺型

　　利益集團為謀取巨大的不法利益，還會運用上述數種“圍獵”方式，對某些關鍵部門官員進行綜合性的“圍獵”。這種情況通常出現在一些重大項目招投標領域（如基建工程）或各類干部任用、選舉等環節。

　　一些官員浸淫于被“圍獵”中而難以自拔，自以為法不責眾，通過搞團團伙伙，與利益集團結成腐敗的“利益共同體”，由此導致“窩案”“串案”或“塌方式腐敗案”。曾發生在中石油系統和山西的“塌方式腐敗案”，以及湖南衡陽“賄選案”等，都是此類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