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一年前的今天，楊絳逝世。因生前模糊的生活八卦，引發互聯網對名人光環下的道德爭議。隨著不同群體進入爭議的話語，持續了半個多月的喧囂最終由知識分子入場，話題中心也由楊絳和錢鍾書轉移到了知識分子的泛議題之上;不同政治色譜的知識分子，對於知識分子的時代責任，有著不同話語表態，恰好對應了各自的政治陣營，也投射了現實環境下不同選擇。一年過去後，重新審視這場因楊絳去世而引發的話題爭論，在蕭軼看來，名人去世是評論民主化的開端，而情緒化的道德審判是最具群眾基礎的輿論參與方式，這就必然引發相關的話語分岔，走向不同的話語議題;在最終收尾的話語爭議中，圍繞錢楊與時代之間的微妙關系，知識分子的話語開始轉入“是否應該缺位”或“是否可以沉默”的議題，實際是關於知識分子的兩大核心話題：“何謂知識分子”與“知識分子何為”;在某種程度上，這場爭議也是知識分子的自我祛魅。
錢楊夫婦
在中國，每當名人去世，媒體發布訃告不啻於喪葬政治學的實踐活動。在注定政治正確的媒體訃告發布之後，隨之而來的便是大批量生產的悼念文章，無論是否存在交集，套交情、裝弟子、稱知己、封大師等遍地開花，用文字為名人入殮的寫作行為，形成了情感共產主義的社會景觀。即使是去世一周年之後，感激涕零的緬懷追念，在自我淚流滿面之時，總不用太過於擔心過分真誠而感動逝者的在天之靈，因為我們都是紅旗下的唯物主義無神論者。仿佛沒有一波文藝寫手的入殮評論，逝者就無法入土為安。對於名人來說，席卷而來的評論才是喪葬入殮的開端。
媒體喪葬的例外生產
隨著紙媒的衰敗和網媒的興起，話語權的分權運動讓入殮景觀開始有所變化。由於網媒的書寫民主化，文章發表的門檻形同虛設，傳播方式的越發便捷，使得話語的壟斷被打破。書寫及其發表已非壟斷性活動，任何一位鍵盤手都可以參與大眾化書寫，甚至無名寫手比職業作家更加活躍。正是在這種去門檻化的話語分權之下，全民書寫行為正在改造和形塑我們時代的輿論結構。在全民擁有批評權的時代，不似紙媒時代那般講究“政治正確”，媒體喪葬景觀開始出現“政治不正確”的攪局者，從而告別了“為逝者諱”的封凍局面。較為典型的事件，這兩年就有汪國真逝世、楊絳逝世和陳映真逝世而引發的系列評論。
不記得哪位法國文學評論家說的：文學家去世後，才是文學評論民主化的開端。網媒造就的無門檻寫作與傳播，注定了我們時代是個批評盛行的年代。任何社會議題都將在全民輿論的民主化參與中，不斷延伸出新的議題，或者說視角的多元化讓議題不斷向外發散。一方面，全民輿論在鬥嘴之中往往會因細枝末節而脫離原本議題;另一方面，又會因多元化的視野而不斷在新議題下發掘議題的豐富性和複雜性。當然，更多的話題都無法正視問題的根源，僅僅在問題的周圍打轉，畢竟如此才能做到抽身而退和安全無虞。
在吉登斯看來，現代社會的顯著特征之一就是反思性，現代社會的風險之一也是反思性風險。隨著反思性書寫的不斷累積，也使得社會問題不斷水漲船高，反思性必然帶來其他方面的反思，現代社會由此陷入反思性的無限增殖。幾乎每每有名人去世，總不免引發一場祛魅運動;所有頂著光環的名人，在去世之時總不免多少引發“價值重估”的話語爭論。由於文學家逝世後的評論“民主化”參與，我們也可以看到另一種現象：在作者生前，有部分人曾經是諛辭頌章不嫌少;在作者死後，那部分則檄文伐詞不嫌多。畢竟，作者在生前尚有自我辯護的權利，而死後再怎么被人非議也沒法開口說話了。這是中國特色的文學評論景觀，真正應了“文學家去世後，才是文學評論民主化的開端”。只是，“民主化”需要加個雙引號;就像今天是楊絳去世一周年之日，即使是當年參與過話題爭議的媒體，最終也回歸到了“認真地活著，優雅地老去”這類柔軟甜蜜的雞湯文章中去。
相對於紙媒時代的寫作門檻和出刊周期的限制，網媒傳播的便捷性迅速地加劇了批評更新的速度。更是由於對點擊率創收的誘惑，讓批評議題向外發散的速度不斷加劇，總在措手不及之時突然冒出，從而制造了爆款傳播的社會景觀，迅速打破了媒體訃告所書寫的逝者形象，再而形成輿論的反轉之勢。同時，在10萬+制造的流量誘惑下，會在全民輿論的混亂殺伐之下，不斷被有意或無意地制造新的批評議題，形成議題的“溢出”現象。就像去年一樣，因楊絳去世而延伸到對錢鍾書學術價值的評議，再到錢楊在特殊年代的政治表現，都是議題的溢出現象。這種溢出現象，堪稱“文學遺產的例外生產”。在楊絳去世後，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引爆網絡的錢楊之爭，並非在於他們夫婦的文學鑒賞之上，而在於由身世八卦引發的政治性批評。泛政治化時代的評論，非此現象反而讓人看著不正常，畢竟審美需求早就被意識形態奪位，顯得如此的不重要。
不過，一切都似乎只是一時宣泄。去世一周年之際，重新回顧那些爭議的話題，留下一地雞毛的局面，似乎並未得到話語的解決，各自都不過是一時喧囂。喧囂過後，迅速遺忘。
例外生產的道德傾向
批評媒體化的傳播方式，與生俱來的批評自我更新，足以導致議題的變形記，批評主導的議題往往變成奇聞八卦引發的話題事件。在德國哲學家舍勒看來，現代性有一大明顯特征，就是怨恨與不滿的旁逸斜出，表達權利的民主化又助長著表達怨恨的權利，不斷制造更多的怨恨。對於現存事物的不滿，差異和比較的視角往往制造更多話題的溢出，然而人人都不願承認其他差異的正當性，從而將他人的差異性話語視為錯誤，“舌頭戰爭”隨之成為我們時代的評論景觀。
在全民輿論的話語批評中，道德性批判話語是媒體時代大眾最受歡迎的話語，也是大眾最易使用的話語。在當年極左路線下，道德被政治化，一切道德問題都是政治問題，政治問題也就成為最高的道德問題。盡管當下告別了極左路線，但思維尚未清淤除盡，道德問題變成了另一種政治化形式。在崇尚政治正確的時代，其他問題都得讓位於政治化的道德問題，從而將一切議題引向了姿態性的立場宣示，在道德口號的呼喊下構建自我的話語權，從而遮蔽其他議題。尤其是對於曾經被道德高度綁架的國民而言，道德高壓過後的環境松動，往往形成某種吊詭的現象：對自身而言，對道德的反感與反叛特別寬容;對他人而言，卻又喜歡以道德姿態來殺伐對方，形成一種對自己高度寬容而對他人極度專制的話語方式。
情緒化的道德審判是最具群眾基礎的輿論參與方式。道德訓誡自古以來就是強大而有效的統馭技術，誠如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所論：“古之所謂國家者，非徒政治之樞機，亦道德之樞機也。”自古至今，對於道德教化深入骨髓的國人來說，泛道德化的輿論批評是將話語鬥爭對象置於審判席時最有力度的討伐方式。正如這些年的話語環境，一方面是媒體樹立的道德模范，一方面是借助諸如嫖娼等道德性濃烈的議題對人進行汙化。面對名人逝世之後的評論喪葬亦複如此，如同農耕時代最為熱衷的捉奸話題，道德潑汙從古至今都是最為熱鬧的輿論景觀。楊絳去世後的第一波反轉，就是微博瘋轉的“向丁關根告狀”的版權公案上，雖然後來被驗為子虛烏有;緊接著，就是錢鍾書與林非之間的鬥毆疑雲……
隨著“告狀疑雲”和“鬥毆疑雲”的被證偽，舌頭戰爭的武士們開始尋找新的槍支彈藥。在第三波議題之中，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開始介入，議題著重於錢楊在政治中的“良知”問題。與其說是對錢楊良心的探討，毋寧說是戰爭焦點的轉移是現實問題的投射，也是話題參與者的自我反觀，正應了錢鍾書的戲謔之作《魔鬼夜訪錢鍾書先生》裏的話語：“現在是新傳記文學的時代。為別人做傳記也是自我表現的一種;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見，借別人為題目來發揮自己。……你要知道一個人的自己，你得看他為別人做的傳。”而實際上，這篇文章的很多話語已經表露了錢鍾書在“人鬼難分”年代的現實態度。
知識分子的自我祛魅
如今重新審視由楊絳去世而引發的話題爭論，在話語的轉移路線上，前幾波道德審判的話語批評，幾乎很少看到知識分子的身影出現。在最後一波輿論景觀裏，幾乎都是知識分子之間的話語爭奪，從國內到海外，甚至展開了話語拉鋸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最後一波議題並非由知識分子發起，而是由網民對錢楊在極端年代的政治表現所引發的，隨後才有大批知識分子入場參戰。這種前後秩序，與其說是評論的參與擴大化，毋寧說是民間輿論所投射的“曆史照進現實”，使得焦慮的知識分子在時代的情緒中“挺身而出”。觀點的差異往往由政治色譜和智識層次所決定，雖然在這個“沉默的權利”或“消極自由”的議題上至今沒有達成一致，話語並非借助對話通往真理的道路，反而成為自我辯護的高調姿態。
在泛政治化時代，任何社會問題都可以置於政治問題框架來闡述，當然在某種程度上確實也算政治問題，就更能挑起不同政治色譜的知識分子興奮參戰。網民挑起的最後一波議題，是時代環境的投射與反應，也是對周遭環境的質問，錢楊不過恰如其分地成了話語載體。當太多本該言說的事務無法公開言說之時，全民批評時代的輿論話題就會不斷借助其他議題，來表達這些本該言說而不可言說之事。如此為之，既能夠輕易地將話題引入現實的逼問，也能夠在安全無虞的議題包裹下，達到部分言說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最後一波議題始終圍繞著知識分子的幾個關鍵元素，尤其是知識分子的兩大核心問題：“何謂知識分子”與“知識分子何為”。圍繞錢楊與時代之間的微妙關系，知識分子的話語開始轉入“是否應該缺位”或“是否可以沉默”的議題之上，借助錢楊夫婦在時代漩渦中的進退問題，象征或比擬當下知識分子的參與問題或沉默問題。最後一波議題的話語爭奪，幾乎被知識分子的參戰話語所籠罩，議題正中時代的陰霾。不同知識分子所生產的話語，恰恰對應了自身的政治色譜，辯論話語成為知識分子的自畫像。
如果將“知識分子”這個議題拉長來看，就會發現這次議題的喧囂話語，幾乎可以稱之為“知識分子的自我祛魅”。從公共知識分子概念的引入，到《南方人物周刊》的公開評選，公共知識分子就被中國社會賦予了強烈的期望，社會公眾在焦慮的現實下，幾乎將知識分子推向了神話敘事，曾被寄予的厚望如同緊箍在知識分子頭頂的咒語。隨之而來的微博時代，知識分子在微博廣場的一言一語都直接進入社會公眾的視野之內，微博話語的表達民主化又使得公共知識分子在談論社會議題時，時刻遭遇民間話語的祛魅。而此次借由錢楊評議的輿論戰爭，使得知識分子這一敘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從民間話語對錢楊的苛責到知識分子的入場，尤其是關於“沉默”的討論，實現了知識分子對神話咒語的拆卸解除，從以前的社會定位到如今的自我定位，終於完成了“知識分子”敘事的自我祛魅。盡管，議題並未獲得統一的定論。
無論是對“消極自由”的否定，還是對“沉默權利”的肯定，轟炸視野的議題討論最終不過一時喧囂，最終各回各家各找各媽;無論是他者對知識分子的被祛魅，還是知識分子本身的自我祛魅，民主化參與和無障礙圍觀不斷沖擊了知識分子的神話敘事。在神話敘事的坍圮廢墟上，曾經被緊箍的神咒逐漸松動，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在現實環境的逼仄下，在知識分子本身的自我反叛和普通民眾對知識分子的大眾反叛的雙重合力下，經由被賦予的清晰定義走向被祛魅的模糊形象，最終從聖人化回歸了平凡化的道路之上。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楊絳去世後的一年裏，似乎互聯網再也沒有生成類似的高度中心化的話語議題了，知識分子也逐步地走向了隱匿與沉默，似乎正在宣告著另一種事實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