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名為《約定》的國產電影不僅沒有完成與銀幕的“約定”，也沒有兌現有關工作酬勞的“約定”。過去一年裏，電影編劇陳蓓妮遭遇了一名編劇無力左右的劇情走向：現實。
陳蓓妮決定為自己維權，盡管很多同仁勸告她不要這么做。今年6月6日，她在深圳市南山區人民法院起訴了深圳前海小夥伴影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這家公司決定投資拍攝《約定》。劇本是陳蓓妮9年前寫的，3個漂泊者的愛情故事。
2016年1月，陳蓓妮的大學校友常耀華找到她，稱有公司想拍一部愛情片，聽說她之前有一個劇本，問她是否有興趣參與。她記得常耀華說，投資已經到位，很快就會開機。
常耀華是這部電影的制片人，現為北京舞蹈學院藝術傳播系講師，是電影《繡春刀》的策劃，也擔任過很多電影的制片人。
在得到陳蓓妮許可後，常耀華將劇本《約定》拿給了前海小夥伴公司。陳蓓妮先後與該片導演許書綺、前海小夥伴公司董事長陳昆、副總經理牛青峰等人見面，他們對劇本表示認可，並根據時下社會熱點和實際操作難度，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議。
2016年3月7日，陳蓓妮與前海小夥伴公司簽署了“電影及著作權轉讓及電影劇本修改創作合同”。
視覺中國供圖。
電影工業的各個環節開始了運轉：編劇陳蓓妮數易其稿，按時交出了劇本;導演許書綺調整劇本，還帶著主創團隊在深圳選景;美術部門開始為此工作。
根據合約，陳蓓妮需要做的是轉讓劇本的著作權，並修改劇本。原定價格為35萬元著作權轉讓費和5萬元劇本改編費，出於對校友關系的信任，她同意在合同中將著作權轉讓費寫為25萬元，劇本改編費為15萬元。
2016年3月28日，陳蓓妮收到了第一筆費用28萬元，含25萬元著作權轉讓費和3萬元劇本改編費。她全身心投入了創作。
這年4月，許書綺導演在一檔電視節目中重點提到了正在籌備的電影《不再相信愛情》。她稱贊前海小夥伴公司“在制作上很尊重團隊的想法，給了我們絕對的信任和創作空間;其次在資源配比上，也為這部作品配備了非常雄厚的制作班底和演員陣容。”
這也是唯一關於此部電影的公開報道。
陳昆在微信朋友圈裏發布的一則信息稱，曾獲金馬獎、柏林電影節銀熊獎的台灣攝影師李屏賓加入影片團隊，並跟隨導演在深圳為此片看景。
不過，片名一直在變。從《約定》變為《不再相信愛情》，後又變為《相信愛情》，最終又變回《不再相信愛情》。故事發生地先是從日本改成了韓國，最後變成了深圳。劇情也從關於來自上海和台灣的留學生在日本的漂泊故事，變為了小鎮青年到深圳奮鬥打拼的故事。
雖然有些改動是囿於現實條件、為了實際可操作性考慮，但陳蓓妮認為劇本“氣質完全變了”。例如，更換故事的發生地，絕不是簡單在劇本裏替換地名，當地點換到深圳後，要重新改變人物的背景和故事邏輯，劇本中新增角色也要和原有角色有合理關系。
為了不耽誤進程，陳蓓妮還是按合同規定的時間，完成了一共145場戲、約10萬字的劇本。為此，她和導演許書綺幾乎每天都會有一兩個小時的“頭腦風暴”。50多天裏她保持了每日寫萬字、平均一小時寫出一場戲的進度，常常熬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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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5日，陳蓓妮將改編後的劇本發給前海小夥伴公司，按照合同約定，對方此時應當支付下一筆款項，卻一直沒有音信。她多次催要，但對方以“劇本還沒看”“還要給其他相關方看”等多個理由不予支付。
2016年6月，她與該公司協商要簽訂補充協議，將原本分兩次支付的12萬元尾款，約定為一次性支付10萬元。但補充協議一直拖到2016年10月31日才簽訂，而且之後對方仍沒有付款。
前海小夥伴公司董事長陳昆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承認：“因為演員找不到，電影在停滯狀態中。”
陳蓓妮的經曆在另一個空間裏被複制了。伴隨著電影項目中止，該片美術部門也沒有收到十幾萬元尾款及回程交通費。盡管他們也試圖跟這家公司溝通，但與公司相關負責人周旋了兩個多月後還是沒拿到錢，最終不了了之。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多次致電導演許書綺，均無人接聽。
制片人常耀華對記者稱，他曾代表前海小夥伴公司與一些工作人員商談、簽署合同，後期公司支付款項由財務負責，自己並不經手。至於其他人沒有拿到尾款的情況，他表示：“我不知道，不太清楚。”
他強調：“在項目停止之前，所有都是按照合同進行的。”他稱自己的合同於2016年12月底到期，自己拿到了合同載明的“應當拿到的收入”。
“我決定公事公辦”，尾款一拖再拖，陳蓓妮決定運用法律保護自己的權益。2016年12月5日，她向前海小夥伴公司發去律師函。
作出這個決定之前，陳蓓妮想了很久，很多圈內朋友為她著想，建議她不要硬碰硬處理：如果你起訴了，撕破臉他們就更不會還你錢了;如果你不起訴，他們不僅會欠你錢，還欠你人情。
她覺得這個邏輯很奇怪。“面對一個蓄意騙我的人，我怎么會認為他覺得欠我人情呢?”
陳蓓妮無奈地說：“這行業裏，沒名氣的人怕打官司，怕以後別人認為我不好合作都不找我了。有名氣的人怕打官司，怕別人知道我給別人幹活是拿不到尾款的，別人就會認為我在行業裏沒有保障自己的能力。”
一位要求匿名的電影業從業者說，同行對此的感受是，這種狀況“非常普遍”，因為行業內看重口碑，人人注意自己的形象，很多糾紛即便走入司法渠道也是毫無意義，只是贏一口氣。一些公司是為了某個項目成立的，項目完成公司也解散了，強制執行也很困難。
在不敢輕易走入司法途徑的影視圈內，陳蓓妮耳聞目睹了一些她感到“心酸又好笑”的例子。
十幾年前，一位導演為了拿到尾款，將最費錢、最關鍵的一場戲安排為殺青戲，拍攝前叮囑場記，拍完不要像往常一樣上交攝影帶，而是立刻偷偷地拿著攝像帶離開，3天內手機關機。殺青戲後，導演按照慣例與全組殺青慶祝，過後以這部分重要素材為籌碼追討尾款。這樣，導演也沒損失面子，也拿到了應有的尾款。
編劇也有維護自己權益的“餿主意”。陳蓓妮舉例說，編劇可以將劇本中很重要的某個場景寫到撒哈拉沙漠之類讓制片很難實現的地方，或是寫一出讓演員非常喜愛卻成本很高的戲，無形之中就會增加出品方的拍攝成本，以顯示編劇的話語權。
然而，她的身邊還是有編劇做出在片場堵著攝像機追尾款的極端行為。現實比戲劇還要精彩：在大銀幕上一個又一個破十億元票房作品亮相的時候，行業內各類為此付出辛勞的幕後工作人員，追討自己的合法收入，仍像很多年前農民工討薪一樣艱辛。
至於《約定》這部電影“爽約”的原因，編劇陳蓓妮聽說的是“資金出現問題”，制片人常耀華給記者的答案是“投資方出現了問題，演員檔期等很多方面都出現了問題”，一些工作人員則聽說“沒錢了”。
但前海小夥伴公司微信公眾號發布的信息顯示，2016年6月，該公司在深圳舉辦了項目推薦會;2016年7月，該公司表示將斥巨資參投“脫胎於東方神秘文化的電影《阿修羅》”;2016年8月，該公司稱以10億元資金打造“國內首個編劇孵化基金”，之前還啟動了影視內容孵化平台。
2016年12月，在陳蓓妮發出律師函13天後，前海小夥伴公司給她發來了回函，其中承認“未能按照該項目預算如期支付約定款項，在此致以深深的歉意”。回函還稱，該片預定於2017年3月開拍，屆時將會支付約定款項。
到2017年6月6日案件開庭，前海小夥伴公司並未有人出庭，電影也未有新進展。
“這個案子的債權債務關系很清楚，合同條款約定也十分明確”，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合夥人、訴訟與爭議解決業務負責人陳長斌是陳蓓妮聘請的代理律師。他分析，即便能打贏官司，並且做了訴訟保全，可這類公司往往都是項目制、輕資產的公司，後期執行也很困難。
從此案中，陳長斌也發現了以編劇為代表的影視圈行業在維權時的困境：大部分編劇都是按照進度付款，藝術類的工作產品效果很難量化，一旦交稿或工作完成後，編劇在主張自己權益時沒有任何保障，很大程度上依賴公司是否願意履行或是否有能力履行。再加上行業內的人怕惹事，擔心以後難找到合作方，往往選擇忍氣吞聲，或是用變通的方法維權，這樣對於行業長期發展是不利的。
“如果能像其他行業一樣，對於公司有信用等級鑒定，或是由第三方機構鑒定編劇等工種的勞動結果，會更容易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陳長斌從法律角度建議。
美國編劇工會已有近百年曆史，最近該工會剛剛和電影電視制作人聯盟達成每年工資漲幅3%的新協議，避免了可能出現的罷工。在韓國，編劇地位也很高，《來自星星的你》的導演張太侑和制作人樸燁曾稱，從角色選擇到劇情走向，韓國編劇們在韓劇制作流程中占有70%左右的決定權。
而國內影視圈目前是明星核心制或資本核心制。最近，電視劇《深夜食堂》因為廣告植入過多、影響劇情走向而引來爭議和惡評。
“在一個電影劇組中，演員、導演、編劇、廣告商誰比較強勢，就會占據主導權，可電影其實是一門制衡的藝術”，陳蓓妮總結，如果某一方強勢到超出了藝術創作規律，就會造出不倫不類的作品。有時編劇也很無奈，比如在資本方的眼裏，湯唯和楊冪都是一線明星，但在編劇眼裏，演員的氣質、演技以及與其他演員的搭配感，都至關重要。
在中國編劇圈內，近年來最受關注的是“瓊瑤訴於正抄襲案”，當時曾有109名編劇聯名發表聲明支持瓊瑤。這場聲勢浩大的維權案持續了一年後於2015年12月18日終審落幕，瓊瑤勝訴，法庭判決於正立即停止侵權、消除影響，賠禮道歉並賠償經濟損失2000萬元。
但是，於正至今沒有為抄襲公開道歉。
“別人都以為瓊瑤贏了證明編劇保護權益的勝利，但其實編劇們更悲觀了。因為如果連瓊瑤如此大名氣、如此高實力，於正抄襲如此之明顯，案子在媒體上引發如此大關注，最終仍然換不來好結果，那其他無力的小編劇們還能期待什么呢?”陳蓓妮表示自己很悲觀。
在編劇之外，陳蓓妮的另一個身份是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講師，在講台上給學生講述如何拍電影。2016年下半學期的最後一堂課，她告訴學生，“傳統拍電影是從一個想法出發，各工種齊心協力合作構建一部好影片，可進入真實的社會要明白，該接受什么就接受什么。但我希望，未來有一天你們成名了還能記得回歸本質。”
講台下的學生開始歡呼，高喊“這才是幹貨”，這位編劇的心裏卻比任何時候都難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