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剑锋（山东大学文史学院教授）

　　陶渊明在世的时候，文名并不显赫。当时，他有一位忘年交的“小朋友”颜延之，是比陶渊明小十九岁的著名作家。陶渊明去世后，颜延之作了一篇《陶征士诔并序》，对陶渊明的文学评价只有八个字：“文取指达，赋诗归来。”陶渊明的诗文平淡质朴，而颜延之则追求藻丽典雅，代表了当时文坛的主流倾向。

　　董其昌行草陶渊明诗《饮酒·结庐在人境》 资料图片

　　陶渊明由不入主流的作家最终变为第一流的作家，经历了一个各种机缘相继成就的过程。

　　陶渊明在世时就是著名的“寻阳三隐”之一。连新上任的郡太守檀道济都不能忽视他，拿着粮食和肉亲自登门拜访。可见陶渊明在世时并非默默无闻，而是声名显赫的地方贤达。大隐士的声名大大帮助了陶渊明诗文的传播，为其获得被推崇的机遇奠定了良好的人缘基础。所以南朝宋梁间沈约所撰《宋书》有一篇专门的《陶潜传》，这是其《隐逸传》中最长的一篇隐士传记，奠定了后世读者把陶渊明看作高尚隐士的基本印象。之后唐修《晋书》《南史》中的陶渊明传记基本继承了《宋书》，陶渊明主要作为一个高士、隐士的形象而传播。这个印象在北朝隋唐时代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如贺襄、王绩效仿陶渊明，看重的是他的好酒与放达。唐人虽然同样喜欢渊明饮酒放达的魏晋风流，但因为积极进取的时代风气影响，并不理解陶渊明隐逸避世的选择，所以李白说“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杜甫说“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这个印象一直到宋代才完全改观。宋人因心性学说的浸润，评价古人略形迹而重本质，轻事功而重道德。所以，陶渊明成为闻道忠义之士，经由朱熹、真德秀等理学家拉入符合“大伦大法”的儒家来。又经韩子苍、汤汉等人的文本阐释，陶渊明“不事二姓”的忠义思想受到读者的普遍认同，历经辽金元明清而没有根本的改变。

　　陶渊明诗文得以逐渐被人接受和喜爱，与相对理解陶渊明作品的先行者密不可分。宋代以前，这些读者，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钟嵘、萧统和白居易。钟嵘《诗品》虽将陶诗列于中品，但对陶诗艺术成就的评价极高。这与刘勰等论者对陶渊明的忽视相比已经显示了超拔俗流的文学史评判眼光。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是使陶渊明进入一流作家的里程碑式的关键人物。萧统“望陶以圣贤”，不但在为人上给陶渊明以崇高的赞扬，而且在诗文上给他以前所未有的极高评价。他为陶编集、作序、作传，并于历代文人学子必读必究的《文选》中选录了陶潜诗文。因此，在陶尚被忽视的时代，萧统在陶前期的接受、传播史上写下了最有价值的一页，为陶的被接受开通了重要的渠道。尤其是他编订的《陶渊明集》奠定了后世陶渊明集的坚实基础，成为后世陶集最原始的学术祖本；萧统《文选》成为后人接受陶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途径，这在陶渊明诗名未盛而《文选》广为人知的唐代尤其如此。可以说，唐代文人士子接触陶渊明首先得益于《文选》的普及。白居易很喜爱陶诗，他说：“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又怪韦江州，诗情亦清闲。”把陶诗标举为一种典范，开启了宋人尊陶的先河。

　　随着宋诗追求平淡风尚逐渐形成，陶渊明进入一流作家的契机也终于到来了。这要首先归功于宋诗的先行者梅尧臣和宋诗的里程碑式作家苏轼。在宋代，首先打开陶渊明接受史新局面的是“变晚唐卑陋之习，启盛宋和平之音”的梅尧臣。他是第一个大力倡导并深入学习陶诗的宋代诗人，第一次对陶诗的平淡美学价值有清醒的理性认识，并奉之为诗美的极致，从而开启了陶渊明接受史的新局面，为苏轼全面而深入地接受、解读陶渊明奠定了直接基础。陶渊明接受史在一代文坛宗师苏轼手里被推向高潮，陶渊明也最终成为一流作家，且逐渐成为时代的共识。苏轼在晚年几乎遍和陶诗一百多首，倾其精力学陶、崇陶，并以陶自许，不仅为世人描绘出一位代表宋人理想人格、任真飘逸的陶渊明形象，而且对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美学价值首次作了明确而深入的理性揭示，把陶诗推到了诗美理想的典范地位和无人能及的诗史巅峰，从而牢固地奠定了陶渊明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独特地位，开辟了陶渊明接受史的辉煌时代。他甚至说陶诗“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把陶诗推为平淡美的最高典范。作为一代文坛宗师、精神领袖，苏轼对陶诗的挚爱和阐释，直接、深深感召和影响了同时代及稍后的文人士子。

　　钱钟书《谈艺录》指出，“渊明在六代三唐，正以知希为贵”，“渊明文名，至宋而极”。纵观接受史，我们不难看出，随着陶诗价值的凸显，明清时期几乎每一个诗歌流派都把陶诗作为创作学习和诗论阐发的典范之一。陶渊明是一位影响力巨大、再生力强盛的优秀作家，一千多年来，已经广泛渗透到中国文学、文化和艺术等领域，成为融汇到中华民族血液中的生机和活力。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现代陶渊明接受史”相关成果）

　　《光明日报》（ 2017年10月30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