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竭我的至誠懇求你們不要錯走路，不要惶惑，不要忘記你們的天職，千萬不要理會那惡俗的力量的引誘，誕妄的巨體的叫喚，擁積的時尚與無意識，無目的的營利的誘惑。”
電影《無問西東》中，泰戈爾在清華園演講一幕令人印象深刻，台下黑壓壓的傾聽者，虔誠的目光，以及因此而決定人生方向的年輕人，浸染著一股理想主義的青春氣息。而站在旁邊，擔任泰戈爾此次訪華專職聯絡人與翻譯的徐志摩，卻正陷於精神狀態極為複雜的時期。
在英國留學期間，徐志摩結識了16歲的林徽因，並很快墜入愛河。後林徽因回國，徐志摩與妻子張幼儀離婚，回國追隨林徽因，但同時又頻繁與張幼儀通信。作為徐志摩老師的梁啟超也不能理解，忍不住批評：“今聞弟歸後尚通信不絕，且屢屢稱譽，然則何故有疇昔之舉?真神秘不可思議矣。”
當然，梁啟超批評徐志摩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他打算把自己的兒子——梁思成和林徽因撮合在一起。林徽因是梁啟超親自挑定的兒媳婦，因此，他對徐志摩繼續糾纏林徽因感到非常不滿，他建議徐志摩重新考慮他對林徽因的感情，並希望他能浪子回頭，潛心於學問和實業。
但他又很珍惜愛徒徐志摩的才華，在工作、生活上處處照顧。泰戈爾訪華時，梁啟超安排徐志摩伴隨左右，在此期間，徐志摩受到萬眾矚目，可謂聲名鵲起，然而好景不長，泰戈爾的思想也受到部分知識分子的激烈反對，由於徐志摩全力維護泰戈爾，他也受到了猛烈抨擊。
泰戈爾北上至京後，林徽因成了她的另一個助手，徐志摩終於可以日日陪伴在林徽因左右了。當時有一位作家寫道：“林小姐人豔如花，和老詩人挾臂而行，加上長袍白面郊寒島瘦的徐志摩，有如松竹梅的一幅歲寒三友圖。”
但林徽因對徐志摩依舊冷若冰霜，這個“一身詩意”的女子，這個仿佛是愛與美化身的女子，就像蒼穹之上的星辰，可望而不可即。泰戈爾聽說徐志摩和林徽因曾經相戀，但因為家長包辦婚姻無法再續前緣，寫了一首詩“天空的蔚藍/ 愛上了大地的碧綠/ 他們之間的微風歎了聲/ 唉”。
以下內容摘自《志在摩登：我的祖父徐志摩》，感謝中信出版社授權發布。
造化弄人
1922年10月15日，徐志摩乘船抵達上海。這時距他在柏林和張幼儀離婚已有數月之久，距他遠赴克拉克學院更是已隔四年。上岸之後，他返回家鄉硤石看望父母。根據張幼儀的回憶，徐家此番團聚可謂悲喜交加，父母見到兒子留洋歸來，自然感到高興;但一聽到兒子和兒媳離婚了，他們在“震驚之餘又困惑難當，感覺在外人面前抬不起頭來，被兒子的行為深深傷害”。
惴惴不安地見過父母之後，徐志摩立即動身趕往北京尋訪林徽因。他此行的另一個目的是結交北京文化界的同儕。那時，北京是全國文化藝術的中心。到了北京，他發現導師梁啟超打算把自己的兒子——梁思成和林徽因撮合在一起，並已向林家提出了婚約。有意思的是，梁啟超和林長民都是以思想進步的改革派著稱，但一到兒女的親事，他們還是向包辦婚姻的千年傳統低下了頭。
林徽因是梁啟超親自挑定的兒媳婦，因此，他對徐志摩繼續糾纏林徽因感到非常不滿。雖然梁林兩家並無正式的婚約，但這兩個名門望族都樂得促成這對小兒女的婚事，並把真心追求林徽因的徐志摩視作插足的第三者。
1923年1月2日，梁啟超給徐志摩寫了一封長信，他盛贊了愛徒徐志摩的才華，稱幾乎將徐志摩當自家的子嗣看待，舐犢之情溢於言表。但梁啟超也建議徐志摩重新考慮他對林徽因的感情，並希望他能浪子回頭，潛心於學問和實業。梁啟超寫道：
志摩，當知人生樹立甚難，消磨甚易，如志摩之年，實一生最可貴之時期，亦最危險之時期也，若沉迷於不可必得之夢境，挫折數次，生意盡矣，鬱邑侘傺以死，死為無名;死猶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墮落至不複能自拔，嗚呼。
張幼儀、徐志摩
在這封信中，梁啟超也批評了離婚之後徐志摩與張幼儀的藕斷絲連。柏林分別之後，他們仍有書信聯系，在梁啟超看來，雖然二人已經離婚，但仍是事實上的家人關系。梁啟超寫道：
吾昔以為吾弟與夫人(此名或不當，但吾願姑用之)實有不能相處者存，故不忍複置一詞。今聞弟歸後尚通信不絕，且屢屢稱譽，然則何故有疇昔之舉?真神秘不可思議矣。
徐志摩的回信一反他平日的綺麗纖穠，文風雄健而激揚。他宣稱，他的一生都要無愧於自己的信仰，他要以愛、自由與美指引自己的人生。而事實上，無論從哪個角度，當時的他都感到失望。他寫道：
我之甘冒世之不韙，竭全力以鬥者，非特求免凶慘之苦痛，實求良心之安頓，求人格之確立，求靈魂之救度耳。
人誰不求庸德?人誰不安現成?人誰不畏艱險?然且有突圍而出者，夫豈得已而然哉?
我將於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雖然徐志摩放出如此高調的言論，但林徽因對一往情深的徐志摩極為冷淡，而且她整日和梁思成談情說愛，你儂我儂。顯然，這個名門大家的千金小姐明白，自己的未來全系於現在的決定，嫁給大名鼎鼎的梁家公子，比嫁給這個前程未卜，還離過婚的男人要好得多。
這段時間，徐志摩寫了一首名為《悲思》的詩，他試圖寄情於自然之美，放下相思，以免跌進更深的絕望。在詩中，他寫道：
悲思在庭前—
不;但看
新羅憨舞，
紫藤吐豔，
蜂恣蝶戀—
悲思不在庭前。
……
悲思莫非在我—
心裏—
心如古墟，
野草不株，
心如凍泉，
冰結活源，
心如冬蟲，
久蟄久噤—
不，悲思不在我的心裏!
在這首詩中，徐志摩將現實主題和理想主義合而為一。終此一生，這都是他詩歌創作的鮮明風格。
雖然情路受阻，傷懷苦悶，但這一時期徐志摩的詩名日益顯赫，他先後在《晨報副刊》《時事新報》等著名報刊上發表多篇作品，其中就有1923年3月在《時事新報》上發表的《康橋再會罷》。報社的排版工人不理解徐志摩的形式創新，將他筆斷意連的分行和特意添加的標點全都刪掉了，這讓他大為窩火。
文化界的一些朋友給了徐志摩很大的幫助，其中助力最大的是他的恩師梁啟超。雖然梁啟超對徐志摩的私生活頗為不滿，但他一如既往地栽培徐志摩這位高徒。彼時，梁啟超與很多知名報刊多有交集，他推薦徐志摩去上海出任《時事新報》的編輯，這是個令人豔羨的職位，雖說最後徐志摩未能赴任。
梁啟超任職於北京松坡圖書館之後，委任徐志摩管理其中的全部英文圖書，並專門給他撥了一大筆經費，以購買西方的文藝圖書。後來，梁啟超與胡適、林長民等人決定邀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印度作家泰戈爾來華。鑒於泰戈爾已是63歲高齡，且是第一次來中國，所以，梁啟超安排徐志摩全程陪同泰戈爾，並給他做翻譯。
名友雙收
很多中國學者評論說，泰戈爾這位詩哲不僅是印度文學的名片，而且他也在中國與印度之間架起了一座文化的橋梁。事實確實如此，泰戈爾曾多次宣稱，自己一生的使命，就是在亞洲各個古老的文明之間建立更深切的聯系。
方是時也，中國舉國上下都在向西方尋求新的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等思想，但一些思想家開始向仍為殖民地的印度尋求啟示。最終，梁啟超領銜的講學社邀請泰戈爾來華，請他向中國人講授他的學說觀點。泰戈爾應允之後，各地的文化名流為他安排了長達六周的行程，這令國人應接不暇。
舉國上下的文化界熱切地盼望泰戈爾這位詩人來華。因為他素來推崇東方文明，因此不少人對他頗有好感。人們希望，他能帶來令人耳目一新的社會觀念，並就中國、印度這樣的國家，如何尋求國際身份提供其獨特的視角。
2011年出版的《泰戈爾與中國》一書提道，泰戈爾這位印度哲人始終致力於中印文化的相互交流，以及兩國共鑄的兄弟情誼。他預言中印兩國終將崛起，並都會在世界的舞台上擁有領導地位。他還指出，對精神和諧的追求都鐫寫於兩國的文化內核中。因為印度傳統的社會理想是vasudhaivakuntumbakam，意為“天下一家”，而中國自古以來的夙願便是“世界大同”。
泰戈爾訪華
1924年4月12日，泰戈爾乘坐的客輪抵達上海。與他同行的還有英國人類學家、農業經濟學家恩厚之，他是泰戈爾的英國事務秘書。除此之外，還有三位孟加拉人隨行，其中包括梵文學者克什迪默汗·森，著名藝術家南答拉·博什以及作家、政治家卡裏達·耐格議員。徐志摩和數百位慕名而來的學子一起，在上海灘的碼頭迎接泰戈爾一行的到來。
泰戈爾訪華期間，徐志摩身兼專職聯絡人與翻譯兩職。他流利地在漢語和英語中相互轉換，再加上其風趣幽默，詩情洋溢，泰戈爾對他更是青睞有加。泰戈爾說：“只需與徐志摩接觸，你就能知道何為中國人的精神。”兩位詩人，雖一老一幼卻惺惺相惜。徐志摩後來寫道，他在泰戈爾的身上發現了“最為和諧，境界最高的人格，在他身上，從古到今的印度文化一以貫之”。
其後不久，泰戈爾和徐志摩就開始寫詩相和。一日，二人同遊杭州，其時已天將薄暮，西子湖畔荷塘淼淼、菡萏依依，隔岸寶塔高聳、園林輝映。二人泛舟湖上，論藝作詩，不知東方之既白。
泰戈爾北上至京後，先後舉辦了六場講座，徐志摩則貼身陪同，一起參加為歡迎泰戈爾而設的種種宴會。在北京文化界歡迎泰戈爾的晚宴上，梁啟超旁征博引，一席致辭介紹了繁榮燦爛的印度文化，以為詩人泰戈爾接風洗塵。
在北京，泰戈爾又多了一位助手—林徽因。林徽因同樣精通英語，因此她也為泰戈爾打開了另一扇文化之窗。林徽因還是泰戈爾的“拐杖”，老詩人泰戈爾年邁體衰，出入必有林徽因攙扶左右。泰戈爾鶴發雞皮，白髯飄飄，與風華正茂的徐志摩、林徽因二人相映成趣。當時有一位作家寫道：“林小姐人豔如花，和老詩人挾臂而行，加上長袍白面郊寒島瘦的徐志摩，有如松竹梅的一幅歲寒三友圖。”歲寒三友者，松、竹、梅也。
訪華期間，恰逢泰戈爾63歲的生日。為給詩人泰戈爾慶生，隨行人員決定排演泰戈爾於1914年寫成的獨幕劇《齊德拉》。該劇講述了王子阿珠那愛上了美麗的公主齊德拉，並為此懇求國王將齊德拉許配給自己的故事。林徽因扮演齊德拉，徐志摩的朋友張歆海扮演阿珠那，徐志摩則扮演愛神。演出在北京的一個小禮堂舉行，林徽因身著印度盛裝，明豔不可方物。
正是在排演該劇的過程中，新月社初具雛形。因此，新月社的創辦紀念日便被歸於這次演出的日子。泰戈爾在台下看得極為投入，看到動情處，他情不自禁地走上台擁抱林徽因。老詩人泰戈爾聽說徐志摩和林徽因曾經相戀，但被阻於婚姻的門檻之後，唏噓不已。他寫了一首孟加拉語詩“天空的蔚藍/愛上了大地的碧綠/他們之間的微風歎了聲/唉”，致這對有緣無分的小兒女。
林徽因、泰戈爾、徐志摩
雖與林徽因日日相見，但相愛終是自己的一廂情願，徐志摩陷入了深深的頹廢和傷感中。他只能與老詩人泰戈爾談文論藝，以尋求慰藉。泰戈爾親昵地給徐志摩起了一個印度名字—素思瑪，這是一個印度王子的名字;徐志摩則稱泰戈爾為“盧比大大”，即“老大哥”的諧趣之稱。
剛開始時，泰戈爾旨在促進中印兄弟情誼的旅行進行得十分順利，然而好景不長，由於價值立場和政治態度的不同，有的激進派知識分子對泰戈爾的思想頗不認同，他們聲稱泰戈爾這位詩人還“活在舊世界”。此後，全國上下就泰戈爾訪華展開了思想大論辯，這成為現代文學史上頗為著名的一段公案。
對泰戈爾的攻擊深深地刺痛了徐志摩。在梁啟超等人不遺餘力地勸說之下，泰戈爾才應允來華。他們致函泰戈爾，聲稱中國政治穩定，行程定會一帆風順，中國青年都對他深邃的智慧極為敬仰。但事實是，每逢泰戈爾站在講壇上時，就會迎來一些激進青年學生的敵意。
徐志摩認為，自己必須為他的印度導師泰戈爾說幾句公道話。1924年5月12日，泰戈爾在北京做最後一場講座。講座開始前，徐志摩對在座的學生們慷慨陳詞，徐志摩告訴學生們，泰戈爾此番訪華別無所圖，只因為他對中國的熱愛：
同學們，聽信我的話，像他的這樣偉大的聲音我們也許一輩子再不會聽著的了。他的人格我們只能到曆史上去搜尋比擬。他的博大的溫柔的靈魂我敢說永遠是人類記憶裏的一次靈績。他的無邊的想象是遼闊的同情使我們想起惠德(特)曼;他的博愛的福音與宣傳的熱心使我們記起托爾斯泰;他的堅韌的意志與藝術的天才使我們想起造摩西像的密仡郎其羅;他的詼諧與智慧使我們想象當年的蘇格拉底與老聃!他的人格的和諧與優美使我們想念暮年的葛(歌)德;他的慈祥的純愛的撫摩，他的為人道不厭的努力，他的磅礴的大聲，有時竟使我們喚起救主的心像;他的光彩，他的音樂，他的雄偉，使我們想念奧林必(匹)克山頂的大神。
然而，徐志摩的努力並沒有收到成效。青年學生中質疑、反對泰戈爾的聲音越來越刺耳。此次北京演講之後不久，泰戈爾決定縮短在中國的行程。他在上海發表了告別演說，現場有兩千餘人傾聽。隨後，6月29日，他和徐志摩啟程去日本做短暫的訪問，他們在日本逗留了三周。二人在日本島國惜別之後，泰戈爾返回了印度，徐志摩回到了中國。
泰戈爾訪華期間，是徐志摩精神狀態極為複雜的時期。他在幸福和痛苦之間起落不定。他的整個人生，也同樣悲喜交加。在此期間，他與泰戈爾同進同出，受到萬眾矚目，可謂聲名鵲起;除此之外，他和泰戈爾這位印度詩人亦師亦友，從與其的交往中也受益頗多。但是，泰戈爾心懷愛與友情而來，卻受到如此惡意的對待，這不能不讓徐志摩悲憤難平。由於全力維護泰戈爾，他也受到了一些人的猛烈抨擊。
至於個人生活，徐志摩也同樣在幸福和痛苦中掙紮。他終於可以日日陪伴在林徽因左右了，但林徽因對他依舊冷若冰霜。這個“一身詩意”的女子，這個仿佛是愛與美化身的女子，就像蒼穹之上的星辰，可望而不可即。
《志在摩登：我的祖父徐志摩》
[美]徐善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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