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24日消息，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29届香港书展，于7月18至24日假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东方ic/图)

　　刚结束的香港书展为入场人士提供了一种典型的香港经验——与成千上万、为同一目的而来的陌生人摩肩接踵的拥挤经验。

　　拥挤是香港生活与香港经验的主要元素：从上班下班的繁忙时间挤巴士和地下铁，到在假日万头攒动的旺角、铜锣湾和尖沙咀挤酒楼、商场和戏院。买楼、看病、注册结婚、娱乐消费、为孩子找学校，通通要在“兵荒马乱”、人头涌涌的情况下进行。生活在香港，似乎走到哪里都是人，固然是因为香港地小人多，而人口的分布又极不平均;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发展的市民社会的特点和单向性。

　　将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变成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消费群，是资本主义的鬼斧神工。香港人喜欢随大流、跟大队，一窝蜂地做同一件事，跟资本主义内在的支配性本质有莫大关系。资本主义制度，拥有的是创造潮流与虚假需要，以及“召唤”群众的能力。

　　翻开《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一书可发现，马尔库塞用“虚假需求”(false needs)这个概念，解释企业界和资本家怎样利用产品的供应和宣传以及广告和潮流，来支配大众的消费、行为，甚至喜恶和爱恨。所谓虚假需求，就是那些被大企业和资本家有组织、有策略地释放给民众的需求。这些需求的满足给予我们一种虚假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并慢慢扼杀了我们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马尔库塞笔下的“单向度的人”，就是那些完全受广告与潮流支配，以满足虚假需求为生活目标的人。马尔库塞认为，虚假需求是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它带动生产和消费，创造就业，促进经济发展。简言之，虚假需求以及它的满足，是驱动资本主义社会持续运作的基本能量。

　　商人透过无孔不入的广告、宣传和包装，以及传媒的推波助澜，将虚假需求当成“非拥有不可之物”(must-haves)般推出市场。缺乏警觉性的大众不但没有觉得自己被剥削和被操纵，反而以为有关的产品和服务完全符合他们的需要和利益。法国哲学家阿尔杜塞(Louis Althusser)把这种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化和不假思索的服从，称为“召唤”(interpellation)。

　　以香港书展为例，越来越多的香港人每年就像执行严格指令一样排队入场，但他们有否想过，书展究竟满足了他们的什么需要，而这个他们“得到”的书展又是否他们“应得”的?

　　书展提供的经验，是否应该在本质上与看电影、逛年宵市场或工展会有所不同?是不是香港人体验盛事的能力，已经狭窄和贫乏得无法跳出拥挤的范围之外——就像香港传媒，仿佛不知阅读为何物，不拍摄场馆水泄不通、不报道书商货如轮转、不谈论女艺人写真集在会场内被抢购一空，就没有关于书展的故事可讲。

　　耶鲁大学教授布鲁姆(Harold Bloom)说过，阅读最大的功用是帮助我们善用孤独。阅读不是要“杀死”时间，而是要学习怎样跟时间做朋友。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抱着趁墟(编者注：即赶集)和看热闹的心理去书展，与所谓“理想的阅读状态”正好相反。当然，书展是一盘大生意，牵涉其中的不仅是入场人士的需要和兴趣，还有参展书商的利益甚至生计。一个让人“进入理想阅读状态”的书展又何来主办商和参展商?其实我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至此，对书展我只有一个卑微的请求：在宽广的场馆留一寸之地，好让我们这些爱书、惜书和读书的人可以好整以暇地将书拿上手翻阅甚至细读。这是不切实际的要求吗?

　　诚然，办了整整29年，香港书展由始至终都不是一个“爱书人为爱书人办的书展”。一个爱书人——他可以是读者、作者、出版商、零售商或者发行商——对书总有一份怜惜。他知道，一本书得以面世，从写作、植字、排版、配图、校对、印刷到发行，最终落在读者的手里，所有的功夫和麻烦都是一种爱的辛劳(laborof love)。正因为心中有爱、心里明白，所以当爱书人将一本书拿上手翻阅，眼神总是温柔的，心里总有一丝激动。这就是为什么互联网、计算机下载和桌面出版永远都取代不了传统的书籍出版和印刷。

　　可是在香港书展，书籍却变成了价廉物美的减价货;而参观书展的市民则是眼捷手快的“平货(便宜货)猎人”(bargain hunters)，整个书展成为一个让市民在杂货堆中寻宝的跳蚤市场。书展在金碧辉煌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但里面卖的仍然是局促、廉价、难登大雅之堂的地摊文化。

　　这届书展的年度主题是“爱情文学”，并设有年度主题专区，介绍包括张爱玲、林燕妮、深雪、林咏深和Middle (What a name!) 在内十位“香港”爱情作家。

　　这样的安排大有问题。首先，明明是“爱情小说”，却说成是「爱情文学」。姑勿论这是做贼心虚还是好大喜功，那种以知识分子自居的势利(intellectual snobbery)加上自信心不足的慌张，的确跃然纸上。

　　其次，只有将“我的朋友胡适之”挂在嘴边的人，才可以面不红、耳不赤地说张爱玲是“香港作家”。更离谱的是，将连眼泪也不相信、更遑论爱情的祖师奶奶，跟“魔幻爱情小说女王”、“新一代爱情小说天后”和“大受新世代欢迎的本地畅销作家”归于一类。书展的文化活动顾问委员会应该不乏有识之士，他们对如此将死人气活的做法，没有异议吗?

　　书展给出版业创造的经济效益，以及为市民与消费者提供的方便，无容置疑，香港贸发局居功至伟。然而，书展毕竟是文化活动，主办单位至少要展示出一点文化素养。办文化活动不是炮制“fusion food”(编者注：融合菜式)，随便打破高低雅俗的界限不会引入异国风味，而只会为识者笑。

　　问题的症结在于“年度主题”。书展一年一年办下去，年度主题变成年度难题。主办者挖空心思、殚精竭虑，就是要想出一个既得体又有叫座力的主题。“爱情文学”和“张爱玲+小说女王和小说天后”正是这种心态和思维的产物。结果作茧自缚，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其实年度作家也好，年度主题也好，对香港这个弹丸之地而言，都不是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和一年复一年办下去的方向。既然书展已经没有年度作家，又何苦执着于年度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