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为使市场建立正向和可持续的良好预期，应明确提出每一年具体的减税规模，而非含糊其辞。例如，每年可确定减税规模为1—1.5万亿元，甚至可以更多，并持续若干年。

　　腾讯财经《灼见》特约作者 王军 （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在稳中有变、内外环境日趋复杂的背景下，我们即将迎来2019年。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在即，如何科学把握高质量发展总要求下的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确定新一年经济工作的主基调，备受各方瞩目。

　　笔者认为，面对严峻形势，决策层应继续释放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补短板和防风险的积极信号。

　　第一，稳增长需及时发力。当前经济形势下，需要及时通过逆周期调控手段，适度加大政策宽松力度，稳定经济运行不要过分偏离潜在经济增速。我们宁要高质量发展的中低速，也不要低质量发展的中高速。

　　第二，促改革应尽快落地。很多重大领域的改革，未必都需要完备的顶层设计，也需要自下而上的主动作为和积极探索，要重视和鼓励发挥基层和企业的首创作用和主体意识。改革效果归根结底要经过市场的检验，改革实施归根结底要依靠市场的手段，有生命力的改革方案是计划不出来、规划不出来的。今后我们既要警惕和反对去全球化，也要警惕和反对去市场化。对于逆历史潮流的思潮和行为要坚决反击，及时纠偏，坚定市场化取向。

　　第三，调结构重在扩大消费。中国经济要顺利实现转型升级，必须重构需求版图。一方面要逐步降低对于基建、房地产和外需的依赖；另一方面，继续大力培育内部市场，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以消费需求的持续升级，激发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尽管从整体和长远来看，消费升级毋庸置疑。但是在特定发展时期，也确实存在局部消费降级的风险。尽管这种消费降级不是普遍性的，而是结构性的。未来因部分产品市场饱和（如汽车），房地产价格高企所导致的挤出效应，居民收入增长放缓等因素的存在，都有可能使部分人群消费能力下降，从而影响消费驱动、增长动力转换。因此，必须要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消除那些可能导致消费降级的因素，扩大居民收入，持续释放消费活力。

　　第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焦“补短板”。例如，基础设施特别是与乡村振兴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未来仍有较大空间；降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仍有较大空间，减税降费的长效机制有待建立和完善；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应有系统性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应尽快建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两手并举”的长效机制；科技创新环境、人才培养机制等都是制约创新驱动的明显短板。

　　第五，防风险要高度关注“债务—通缩”风险的加剧。2018年去杠杆的过程可谓异常艰难，但是市场并没有真正出清，未来需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缓解民营和小微企业的信用紧张状况。

　　上述诸多目标和工作任务的实现，离不开宏观经济政策的“挺身而出”和“主动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从来不应是僵化和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不断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进行相机抉择和逆周期调节，需要更加灵活、前瞻和注重实效。今年以来，两大宏观经济政策虽然也在进行微调，但显然还不能完全满足形势变化和发展的需要。而且，很多政策举措仍然停留在口头上，没有真正落实和发挥效力。在新的一年里，整体的政策基调毫无疑问应当适度宽松，两大政策均可以有令人充满期待的有为之举。

　　就财税政策来说，未来更大规模、更大力度的全面减税以及适度扩大赤字率等更加积极的政策可以期待。当前经合组织增值税标准税率平均为19.2%，我国的增值税标准税率16%，和高福利国家相比并不算高，但均高于我国主要竞争对手——日本8%、韩国10%、澳大利亚10%、泰国7%、越南7%和新加坡7%。而美国则不征收增值税、营业税等类似的流转税。因此，中国真正需要减税的是企业部门。增值税不管是由三档并两档，还是保持三档税级不变，都有调减税率的必要和空间；企业所得税税率也有下调空间，比如，从25%下调至20%。宏观调控贵在前瞻和灵活，当下面对企业前所未有的经营困难局面，当机立断是有为政府的最好体现。并且，为使市场建立正向和可持续的良好预期，应明确提出每一年具体的减税规模，而非含糊其辞。例如，每年可确定减税规模为1—1.5万亿元，甚至可以更多，并持续若干年。

　　与此同时，2019年要想真正走上去杠杆的第二阶段，即“完美的去杠杆”，政府必须适当地承接企业、居民部门卸下来的杠杆。2018年预算安排的赤字率仅有2.6%，与2017年3%的水平相比是紧缩的，显然过于保守，2019年完全有必要将赤字率提高到至少3%。这是从“去杠杆”到“稳杠杆”的现实需要。更进一步，从理论上看，应逐步放弃平衡预算财政而转向功能财政，即财政不应只追求自身平衡，而应服务宏观经济平衡的大目标。总之，需适当增加财政赤字，不应僵化地受所谓赤字占GDP的比重3%的限制。

　　对货币政策而言，未来政策思路应继续转向全力稳增长、救民企和防风险。为实现从宽货币到宽信用，应有针对性强的工具和手段以实现宽松加码。一是降准仍有必要，以继续推动信用扩张，防范信用紧缩引发的风险，维持流动性水平宽松。二是降息存在空间，有利于快速引导贷款利率下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缓解企业融资贵问题，有利于进一步稳经济和支持民营小微企业。如果未来PPI、工业增加值和出口增速等高频数据继续显示经济超预期回落，以及出现美国加息放缓等信号，则应果断降息。三是打通货币传导机制，央行直接购买经营正常、流动性遇到暂时困难的龙头民营企业债券，向市场直接投放流动性，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支持民营企业健康有序发展。四是监管政策可适度放松，要创造条件，逐步解决当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中的非货币政策因素：如资本、监管指标、商业银行内部风控及问责机制的约束等。这有利于打通宽货币向宽信用传导的渠道，有利于激发金融机构内生动力，解决不愿贷、不敢贷问题。

　　形势越是错综复杂，目标越是多重矛盾，越是要加强政策的统筹协调，形成政策合力，精准施策。一是统筹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大政策的作用机制、侧重点和实施效果都不一样，需将二者有效结合起来，特别是，要发挥“几家抬”的合力，“在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增强为微观主体活力和发挥好资本市场功能之间，形成三角形支撑框架”。二是统筹协调短期需求侧的逆周期调节和中长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短期稳增长、扩内需与中长期调结构、促改革并不矛盾。三是统筹协调防范化解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目的是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是“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意愿”，而不能因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而产生新的风险，或者削弱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