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紫竹院碑记》

　　历经了百年风雨，数次变更的北京大运河，孕育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在华夏文化史上占有着重要的位置。北京大运河文化遗产博大精深，其中皇城旧都、园林民居、非遗工艺以及戏曲、舞蹈、杂技、传说等早已引起世人的关注，但其中散落在大运河周边的众多书法遗迹如大量碑刻、崖刻、墓志、匾额、楹联以及经幢等却甚少进入大家的视野。历史长河之中，许许多多辉煌一时的文化艺术形式早已化为烟雨或是沦落尘壤，而这些镌刻于骨、木、石、铜上的文字书法依然存活在当下。先人们书写的遗迹，虽苍茫斑驳，字迹漫漶、虫蛀风化却历历在目，不仅忠实地记录了北京大运河流域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同时构成了不可多得的书法艺术景观，成为可以触摸的历史记忆。

　　大运河书法遗迹是先辈留与我们的一笔珍贵遗产，从隋唐发端，经宋元时期的发展，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北京大运河文化带书法遗迹时间横跨元明清至民国，以清代数量最多，大运河书法发展承传的历史脉络清晰可见。目前整理的最早的书法佳作是元代《京畿都漕运使王君去思之碑》，王敬方书篆额，王思诚书碑文。因碑质是青白石而又埋没土中，未遭受风雨剥蚀，因此品相基本完好，用笔结体清晰可辨，此碑取法晋唐，笔法风格上近于欧柳一路，笔画清劲挺拔，细瘦舒展，结体平正疏朗，章法匀称，纵有列横成行，属于妍美端正的风格，可供研究元代史料和当时碑志书法风格的参考。最晚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书迹为中华民国三十年(1941年)刻写的通州佑民观《圣容万会堂碑》，佑民观位于通州区张家湾里二泗村，这里曾是南北水陆要道的一个重要码头，供奉者是河神和金花圣母，此碑运笔方圆兼施，锋利刚劲，逆起逆止，刚柔并济；结体宽绰典雅，空灵飞动，筋骨并用，笔画起伏多姿，跌宕有致，表现出强烈的节奏感。

　　北京大运河文化带书法遗迹地域涉及昌平、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通州六个区，运河沿线52处物质文化遗产如白浮泉遗址、瓮山泊、汇通祠、积水潭、什刹海、永通桥、通运桥、张家湾古城等遗产点，都留存着先人的手迹和墨刻，为自然风光和园林建筑增添了书法魅力。其中，通州区作为京杭大运河北起点和仓储漕运重地，记录整理的有关大运河漕运文化的书法遗迹最多，包括了敕建通运桥碑、三教庙碑刻、通州墓志、佑民观碑刻等。如《燃灯塔碑》虽风化严重，但“燃灯佛”几字隐约可见，水平颇高。字体结构典雅大方，法式严谨，看似平正，实则险劲，笔法、字法讲究，有唐风遗韵；大运河森林公园漕运码头的《雍正诰命碑》则选石讲究，刻工精熟。碑石形制较大，四周龙纹环绕，碑文书法取法颜柳，端庄严谨，大气磅礴，令人赏心悦目。运河周边文化遗迹如白云观、勅建火德真君庙、拈花寺等其他庙宇内也保存了一定数量的书法遗迹。这些宗教庙宇中的书法遗迹是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存的众多遗产虽罹遭兵燹寇攘、风雨剥蚀，还保留下一定数量的书法遗迹，体现了运河书法在漫长岁月里的发展和变化。大部分遗产点在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整修，而书法遗迹恰恰真实地记录了这些遗产的变迁，保存了珍贵的历史片段，是人们了解运河文化的重要窗口，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绚丽多彩的北京大运河书法文化遗产出自社会不同阶层之手，其中，以帝王书写者为主流的皇室书法是中国书法文化的一个独特现象，也是大运河北京段书法遗产的突出代表。

　　北京段大运河是一座天然的书法博物馆，书法遗迹风格多样，形制迥异。首先，从字体和书体上看真草隶篆行五体皆备，楷书数量最多，占据了全部书法遗迹的80%，受“台阁体”“馆阁体”影响，明清两代行楷书碑刻盛于前代，但以姿媚匀整为工。清代楷书碑刻大都笔画端正精致，结体方正中不失变化，章法整齐，隔行排列，行距略大于字距，有馆阁之风。除此之外亦有北碑、唐楷等不同风格。如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重建紫竹院碑记》现存紫竹院公园内，此碑为较为严谨整饬的楷书，取法多有欧体、柳体笔意，笔画遒劲有力，体势平正，圆笔较多，结体工稳，章法纵有列，横亦基本成行，布局分布匀称，有刚健挺拔之美。

　　总之，北京大运河书法遗迹往往是美文妙书佳刻，集文学、书法、雕刻、建筑为一身的综合文化遗产。我们可以透过文字书体的嬗变，领略汉字书法的发展历程；透过笔法、字势、章法的表现，领略汉字书法的笔墨情趣。当下，由于书法遗产材质的多样性和所处环境的复杂性，受到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影响，亟待通过正确的方式和方法加以保护和研究。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充分挖掘大运河书法文化遗产的丰富宝藏，古为今用，让书法文化从石碑上“走出来”，从碑帖里“活起来”，从文字中“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