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我入行30年，在人生中不长也不短。回头一看，其实一直在匆匆忙忙地赶路，顾不上停下来。借这个机会我停下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再望望前面的填空，是件好事。

　　什么是成功?

　　我们生活在一个渴望成功的时代，我也想成功，也想证明自己。我跑遍了世界各地去寻找那些成功的人，然后询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成功的秘诀。我采访了上千位精英人士，对成功的定义有了质疑。

　　到底什么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样?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患了“成功综合征”?为了“成功”，我们常常忘记自己的初衷和内心真正的渴望。为了“成功”，我们急急忙忙地赶路，经常撞着这个碰到那个，我们有没有想过把他们扶起来，说声对不起?

　　我曾收到这样一条短信：“真正的成功，不是赚了多少钱或做了多大的官，而是有一天你除去这一切身份的时候，还有人愿意在你身边对你微笑。”

　　在我看来成功的首要意义在于做自己。新时代对成功的诠释已经悄然改变，它是活力与健康，而不是规模和权力;是自我的觉醒和接纳，而不是屈从于他人的期待;是多元包容的，而不是单一刻板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妄谈创造历史，但做自己是可望可即的事。

　　有时出身优裕与出身贫困一样容易让人迷失。人的期待就是自己的牢笼。许多富家子弟仅仅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就放弃自己真正的梦想，成为某种传承的工具。股神巴菲特的儿子彼得在这一点上是幸运的。他19岁时做出决定，不进入父亲呼风唤雨的金融界，而选择音乐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当他忐忑不安地寻求父亲的意见时，巴菲特说：“儿子，其实我们俩做的是同一件事——我们热爱的事!”彼得在2010年出版的中文版自传书名就叫《做你自己》。

　　我们的社会从要求个体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到终于可以让人们理直气壮地做自己，真是不小的进步。如果每个人能够在追求个人成功的同时，还能影响更多的人，帮助他们获得成功、进步，这是不是一种更了不起的成功?　　

　　提问比答案更重要

　　做访谈节目的人是以提问为生的。我们这辈子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提问。但是如果回想一下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当中有多少环节是在训练我们问问题呢?基本上没有。我们一直受到的训练是回答问题，先把老师教的答案记住，然后在考试的时候再还给老师。

　　美国学校的老师特别鼓励学生提问。在中国的学校，老师可能对学生说，这儿有三道方程式需要你来解答;在美国学校，老师很可能说，你自己编三道方程式让其他的同学解答。可能是因为教育方式上的不同，所以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这种被学校一步步培养出来的“好学生”，对如何提问没什么概念。

　　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书时，正好有一节是外教上的宗教课，他讲完课后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吗?一个大教室里面，100多个学生，寂静无声，大家都羞涩地低下了头，没有一个人举手。

　　教授非常生气地从兜里掏出了一块美金，说：“谁要是问出一个问题，哪怕是再愚蠢的问题，我就把这张美金送给他。”

　　我们都有一点受屈辱的感觉，作为学生，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问题吗?记得后来我举手了，至于硬着头皮问了什么问题，了无印象。

　　说到我与主持人职业相关的第一次提问，还带有点温柔的对质。1990年，我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的制片人辛少英到北外去招主持人，这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在社会上招聘主持人，而且不以播音和传媒专业为限。记得她当时谈到，《正大综艺》需要找一个很纯情的女主持人，要善解人意的那种。

　　轮到我自我介绍时，我反问她：“为什么在电视上女主持人总是一个从属的地位，为什么她就一定是清纯、可爱、善解人意的，而不能够更多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呢?”

　　其实我当时是用这样一个问题来表达自己的某种不满，但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给她留下了印象。后来，我被通知去参加第二次面试，第三次、第四次，直至第七次面试后，我走上了《正大综艺》的舞台。　　

　　媒体已经走向娱乐至死?

　　今天的电视技术已经有巨大的进步，但是同时今天的传统媒体还是有很多的困惑。网络是巨大的挑战之一，很多历史悠久的报纸已经纷纷倒闭。

　　电视观众也已经呈现出两极化的发展，两大收视群体分别是青少年和退休人群，低龄化的趋势和老龄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而20～50岁左右的社会中坚力量、精英力量更多地从网络上获取他们需要的资讯和娱乐，即使是电视节目也常常是在网上搜索收看。

　　在收视率的压力下，电视人必须要满足这两极化的需求，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电视剧和综艺类的节目占据黄金时段。放眼全国的各省级卫星频道，几乎都把新闻压缩到最小，每晚连续播放2～3集的电视剧，再加上原创或引进的综艺类节目，访谈类、专题类节目已经都被移到11点以后了。这似乎是一个潮流趋势。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或不好，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现实，必须面对的现实。

　　我也经常会听到读传媒的学生询问，如果要去国外深造读新闻专业，最好采用什么样的途径。以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为例，它在大学本科是不设立新闻学院的，通常也不鼓励学生从本科毕业直接上研究生。它更欢迎有专业背景和一定工作经验的人。今天的新闻时代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新闻事件的报道，并不是问了五个W(who，when，where，what，why)就可以写出一篇好的报道。甚至，今天人工智能在财经、体育类新闻的简单报道方面，速度已领先人类记者。

　　今天的一个优质报道更多地与背景链接有关，即如何把一个孤立的事件放在一定的时间和社会背景的坐标上，给受众一个理解和思考的框架。而对背景的介绍通常需要比较专业的知识，他们更希望是由有专业背景的人进入到传媒的这个行业。相关知识越丰富，提的问题才越有质量。

　　1996年，我在纽约采访了已经退休的美国CBS的老主播沃尔特·克朗凯特先生。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以高度的敬业精神和职业素养，特别是高度的社会正义感和诚实客观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不少经典报道——越南战争、阿波罗登月、肯尼迪遇刺、水门事件等等，被誉为美国公民最信赖的人。当今恐怕没有一个主持人或新闻记者能拥有他当年的那种公信力了。

　　当他退休以后，网络媒体迅速崛起，所以我问他：“您过去总以‘That's the way it is’来结束每天的新闻节目，如今人们已经能够从网络接收到海量的信息，电视新闻未来的角色会是什么?What is the way that will be?”克朗凯特说：“无论人类的社会如何发展，无论人们的资讯有多少不同的途径去获取，真理和真相永远是隧道那一头的光。挖掘真相、追求真相、报道真相，永远是我们最应关注的事。”　　

　　诺贝尔奖获得者：我宁愿是个不识字的农民

　　从美国学习回来以后，1998年我加入了凤凰卫视，作为制片人和主持人制作《杨澜访谈录》的前身《杨澜工作室》。我当时就是希望能做中国电视史上第一个“一对一”的高端访谈节目。其实那个时候自己也不过才27岁，不乏幼稚之处，但是我很有热情。

　　当时香港电台有一套纪录片给我的影响很深，叫《杰出华人系列》。这个系列是以纪录片的方式寻访了世界各地的各个领域的杰出华人，从李嘉诚到贝聿铭，等等。我当时就觉得应该把优秀华人所做出的杰出成就，通过访谈的形式记录下来。

　　所以在最初的两年，基本上谁成功我就采访谁，而采访的内容不过就是讲你怎么成功的，是刻苦啦，坚持啦，有伯乐啦，等等，讲的是一个个成功者的故事。

　　直到1999年我采访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崔琦先生，我的观念才发生了转变。

　　崔琦告诉我，他出生在河南宝丰县，乳名叫“驴娃儿”，直到10岁也没有出过自己的村子，每天帮助父亲做农活、养猪放羊。

　　12岁的时候，他的姐姐了解到了一个可以让他到香港的教会学校去读书的机会。他的父亲是一位不识字的农民，觉得家里就这么一个儿子，已经到了可以帮着干农活的年纪，不愿意放儿子走。

　　但他的母亲对儿子有更高的期待，坚持要把儿子送出去念书。小崔琦舍不得离开家，母亲就安慰他说，下次麦收的时候你就可以回来了。然后把家里剩下的一点粮食给他做了几个馍装在小包袱里。就这样，小崔琦跟着亲戚远走他乡，坐了一个星期的火车到了香港。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因为他的父母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饥荒中饿死了。

　　我问崔琦：“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母亲没有坚持把你送出来读书，今天的崔琦将会怎样?”我期待的回答是“知识改变命运”之类的。

　　崔琦的回答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说：“其实我宁愿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如果我还留在农村，留在父母身边，家里有一个儿子毕竟不一样，也许他们不至于饿死吧。”

　　我听了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诺贝尔奖也好，科学的成就也好，社会的承认也好，都不足以弥补他的失去和永远的心痛。而如果我们做节目还停留在讲述所谓的“成功故事”，我们也就失去了对人性更深层的了解和体会，最终归于浅薄。

　　在探索世界的同时，我们有机会更好地认识自己。在生命的旅程中，其实我们每个人自问的问题可能比问他人的问题更重要，简单的问题比复杂的问题更重要。比如，“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往何处去?”“我快乐吗?”

　　内容选自

　　《一问一世界》作者: 杨澜/ 朱冰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