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为人父母居然不用经过考试，就觉得真是太可怕了。”日本作家伊坂幸太郎的这句话曾经引起热议，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作为世界上最亲近的人，在日常相处中，到底该保持怎样的距离，又要如何进行交流？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美国作家琼·狄迪恩的《蓝夜》。在这本书中，她讲述了自己在痛失唯一的女儿金塔纳之后的心路历程，从孩童时期的陪伴到目送她踏入婚姻的殿堂，当回忆突然袭来，悔恨和痛苦重新浮现，对于爱的认知终于日渐清晰。
《蓝夜》
[美] 琼·狄迪恩著
何雨珈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蓝夜》节选
我不知道多少人会自认是成功的父母。自觉成功的人一般会举出那些象征着（他们自己）社会地位的东西：斯坦福的学位、哈佛的MBA、常春藤联盟大学毕业生聚集的律师事务所的暑期实习。而不怎么愿意自夸做父母的技巧的人（也就是大多数人），会像念经一样重复我们的失败、疏忽、不负责任和各种托词。“成功父母”的定义经历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从前我们认为，成功的父母能够鼓励孩子进入独立的（成人）生活，“提升”他们，放手让孩子去飞。如果孩子想要骑着单车冲下陡坡，父母可能会象征性地提醒一下，冲下这个陡坡就会进入一个四岔路口。但归根结底，最想培养的还是孩子的独立精神，所以父母也就不唠叨，不过多地提醒了。如果孩子想去做一项结局可能很糟糕的活动，父母可能会提醒一句，但只提一次，不会再说第二次。
我在二战期间的孩提时代便是如此。在战争中长大，就意味着我需要比在和平时代更强的独立性。父亲是空军的财政官，战争刚开始那几年，母亲、哥哥和我就跟着他。日子过得并不算艰难，但想想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期间，生活在美国军事设施附近的那种异常拥挤、混乱不堪的状况，我的童年也绝不是安居无忧。在科泉市，我们第一次有了真正的房子，那是精神病医院附近的平房，有四间屋。但我们没有打开包袱收拾行李，妈妈说没有必要，因为随时都可能接到“命令”（“命令”对我来说是个神秘的概念，不容置疑）。
每到一个地方，大人们就希望哥哥和我能适应，能凑合，能在建立生活的同时也接受眼前的事实，那就是无论我们建立怎样的生活，都会因为“命令”的突然到来而终止，被推翻。我从来都不清楚到底是谁下的命令。但就算我觉得不合理，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世界正在大战。战争不可能因为孩子们的愿望有任何缓和或转移。孩子们容忍了这令人不快的事实，得到的回报就是他们可以创建自己的生活。这些孩子的父母面临的最好选择，就是任由孩子们自由野蛮地生长，而这背后隐含的影响，却无人去深究。
战争结束了，我们又回到萨克拉门托的家。但家庭教育的主题依然是放任自流。我还记得十五岁半拿到实习驾照时，就觉得可以吃完晚饭从萨克拉门托开车到太浩湖了。要沿着蜿蜒起伏的山间高速公路开两三个小时，到达之后，我们又立刻转头开回去，因为车里的饮品都带齐了，再沿着来路开两三个小时回家。我开车消失在内华达的高山之中，而且还算是彻夜醉驾，结果爸妈一句都没有说我。我还记得，大概也是十五岁的时候，在萨克拉门托北边的美利坚河漂流，结果被大水冲进一个分水坝，然后拖着漂流艇来到上游，又玩了一次。对于我这样的行为，爸妈仍然一句话也没有说。
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现在实在是无法想象了。
为人父母的行程表上，已经没有时间让你去容忍孩子这样大胆放肆的消遣了。
尽管这种良性的忽略让自己受益，轮到我们当了父母，对成功的判断标准，却是我们能对孩子进行多么严格的监控，恨不得把他们紧紧拴在身边。巴纳德学院院长夏竹丽建议父母多给孩子一点信任，不要对他们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大包大揽。她提到有位父亲，专门休假一年来指导女儿的大学申请准备工作。她提到有位母亲，亲自陪着女儿去见系主任，讨论一个研究项目。她又提到另一位母亲，说因为自己付了学费，要求校方把女儿的成绩单直接寄给她。
几年前，波士顿东北大学的卢因女士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写了大学校园里代沟变小的问题。不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家长们的问题，也指出了学生自己的问题。其中有一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学生，一个月和家人的手机通话时间远超三千分钟。她似乎把自己家看作一个很有用的学术资料库。“我可能会给爸爸打电话，问他‘土耳其的库尔德人是怎么回事？’这比自己去查找资料容易多了。他什么都知道。我爸爸说什么我基本都会信。”另一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学生被问，有没有觉得和父母太亲近了，她一脸茫然不解：“那是我们的父母啊，他们本来就应该帮我们。这本来就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啊。”
我们越来越觉得，这样深入参与到孩子的生活中是特别正当的行为，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我们把他们的号码设为快捷拨号，通过聊天软件注视他们，追踪他们的去向。我们认为打过去的每个电话他们都要接，只要他们计划有变就要向我们报告。我们总是胡思乱想，觉得一离开我们的视线，他们就会遇到前所未有的新危险。我们会把“恐怖主义”挂在嘴边，彼此警告“世道不同了”“和以前不一样了”“不能放任他们干我们以前干的事了”。
然而孩子总是要面临危险的。
女儿金塔纳出生之后，我没有一刻不在担惊受怕。
我怕游泳池，怕高压线，怕水槽下面的碱水，怕药橱里的阿司匹林，怕“破碎男”本人。我怕响尾蛇，怕湍急的水流，怕泥石流，怕出现在家门口的陌生人，怕没由来的发烧，怕没有操作员的电梯，怕空荡荡的酒店走廊。恐惧的原因显而易见：这些东西可能会伤害她。问个问题：如果我们和孩子能清楚地了解彼此，这恐惧会消失吗？是我们俩的恐惧都会消失，还是只有我的恐惧会消失？
成年后的我们，便渐渐淡忘了童年时的沉重与恐惧。
金塔纳说，有个人总是出现在她的噩梦中，被她称为“破碎男”的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她时时提起这个人，事无巨细地向我描述，让我经常忍不住去她二楼窗外的阳台上看这个男人是不是真的存在。“他穿着一件蓝色工装衫，像修理工，”她不断对我重复这个形象，“短袖的。衬衫上总是写着他的名字，就在右手边。他名叫大卫、比尔、史蒂夫，反正就是那种很大众化的名字。我猜这个人大概在五十到五十九岁之间。戴着一顶棒球帽，就是道奇队那种帽子，海军蓝的，上面有‘GULF’的字样。棕色皮带、海军蓝的裤子，黑皮鞋擦得亮闪闪的。他对我说话，声音非常深沉：你好，金塔纳。我要把你锁在车库里。五岁以后我就再也没梦到过他了。”
她说“我猜这个人大概在五十到五十九岁之间”时，我意识到，自己对这个“破碎男”的恐惧，毫无疑问和她一样。
说到恐惧这个问题。
起初动笔写这些文字时，我本以为主题会是孩子，我们拥有的孩子，我们希望自己拥有的孩子；我们依赖孩子依赖我们的感觉；我们鼓励他们永远都是孩子，不要长大；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似乎比他们那些最淡漠的点头之交还要更浅；而我们对他们来说，也是同样难以读懂。
我们总是全情投入地为彼此付出，所以永远看不清彼此。
我们或者他们，只是想一想彼此的死亡、疾病，甚至只是老去，都难以忍受。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令金塔纳饱受折磨的恐惧之一，就是怕父亲约翰去世，世界上只剩下她一个人来照顾我。
她怎么可能会觉得不是我来照顾她呢？我从前总是问这个问题。
现在我反过来问：她怎么可能会觉得我能照顾她呢？
她见证过我特别需要照顾的样子。
她见证过我无比孱弱的样子。
这种焦虑属于她，还是属于我？
我了解到这种恐惧，是她暂时撤了呼吸机的时候，反正是在某个重症监护室，我也记不得是哪一个了。
恐惧的并非失去的东西。
恐惧的是，即将失去的东西。
内容简介
本书是琼·狄迪恩的代表作，为了纪念逝去的女儿，她写就此书。
狄迪恩在书中探寻生与死、情感与自我之间的关联：是否我们从根本上无法互相了解，甚至对彼此一无所知？是否因为我们的不同，使我对你的痛苦甚至离去的预兆置若罔闻？是否即便没有生死的阻隔，我们也不曾真正亲密？ 关于失去，关于悲伤，关于幸与不幸，关于婚姻、孩子和记忆，关于人们愿意或不愿意面对的一切……
她说，我们需要学会接受失去，就像接受偶尔的急流旋涡和每日的潮起潮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