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開放、混沌，是《長安十二時辰》中所描繪的上元佳節十二時辰中的唐代長安城給予觀者與讀者的最初印象。二十四小時有限的時間流將這些空間的特性通過戲劇沖突展現地張弛有度。除卻常規意義上的分類，例如將這部作品解讀為曆史小說/影視劇、推理情節，對人物性格塑造和心理動機進行分析、是否還原曆史真實度等，我們如何感受小說筆下、電視劇鏡頭中所描繪的時空在不同階段、事件中所表達的張力與密度，例如速度與情狀，質料與形式，控制與失序……?本文試圖通過探討這一作品中所描繪的長安城十二時辰的技術譜系，來勾勒作為影視劇集的作品所呈現的張力與密度界域。　　

　　法國哲學家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和心理分析師及社會活動家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在《千高原》一書中將“機器系”這一概念定義為一種物質-流，機器並非指涉一種工具或工業時代的產物，它是社會性的，處於情境之中，因而它強調機器的配置決定機器的屬性、功能、運作，進而在實際運用中生成情狀、密度。機器系同時還可以作為一種方法論，來展示技術的譜系。通過繪制《長安十二時辰》所描繪的時空中的技術譜系的十二個要素和維度，本文試圖展現機器系如何通過配置不同的要素和維度而生成不同的強度，並逐步解析經驗如何內在於技術從而構成著一種技術性的審美。　　

　　人口戶籍的生命政治

　　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在構建生命政治這一概念之時，明確指出了它的治理在於對人口的規訓。在劇中所呈現的唐朝，人口的流動、身份劃分被詳盡地記錄於人口登記與戶籍系統當中，從姓名、性別、身高、職業、住所、社會階層、健康狀況、婚姻狀況、財產狀況到生死、遷徙、逃亡等。而這一系統的機器性運作則體現於它服務於隸屬中央集權的情報治安機構靖安司的辦案過程當中。與其說人口登記與戶籍制度以及該系統的運作體現著中央集權的主權治理，它更是一部分配權力關系的真相推理機器。人口登記與戶籍制度作為一種檔案文件系統在靖安司排查犯罪嫌疑、鎖定危害目標中具有了一種推演性，它在推動真相的獲得之中進行著一步步的排除，從而分配了權力關系。這種權力並非中央集權的自上而下的主權治理，而是一種滲透於物質層面的分配。例如在對懷遠坊居民的戶籍排查中，對戶籍檔案的索引推理牽動著對懷遠坊這一地理區域及其中的民眾的進一步管控，從而影響著時空中的氛圍，甚至於宗教此時作為另一種機器配置於懲戒當中(如祆教大祭司前往靖安司請求將罪人交由其信眾進行宗教儀式性的懲戒)。在此需要澄清的是，權力在此處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政治學當中的基於排他性的權利，而是一種主導與壓制的力學關系，因而它存在於物質層面。晚期福柯在構建生命政治學時觸及了權力分配的滲透性與物質層面，它與基於主權的自上而下治理並存，且內在於個人、機器、配置、時空的身體與實在之中。　　

　　行政系統作為圖靈計算機

　　現代計算機的雛形圖靈計算機誕生於其創造者英國數學家艾倫·圖靈(Alan Turing)思考如何解決使行政工作更加有效這一問題當中。《長安十二時辰》中靖安司及其相關幕僚的行政工作系統可以看做是一台高效運轉的圖靈計算機。它的有效性體現於：1. 離散性;2. 形式性; 3. 算法。圖靈計算機首先是一套數字符號系統，因而離散性這一特征歸根結底是在表明數字符號的抽象運作機制。《長安十二時辰》中的大型圖靈計算機所采用的數學原理來自於《易經》。作為道家思想的起源文本，《易經》首先是一種抽象語言系統。這種抽象語言系統通過陰與陽這一二元數字單位來組構。靖安司在城中各處望樓上傳遞信息的加密系統基於卦象;靖安司最受重用的一員徐賓身上所佩戴的項鏈由各種卦象組成，也就是今天所說的圖像識別機制，不同圖案得以使得人腦記憶被分為離散、有限、形式性的區塊，便於基於不同目的的算法調用。

　　當德國數學家、哲學家戈特佛裏德·威廉·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接觸到《易經》，他仿佛找到了自己所想象的一種基於符號的、形式性的普遍語言。而萊布尼茨的激進(或稱為保守)則在於使得這種普遍語言流於了形而上。同理，道家思想在它的漫長發展中不免產生了形而上或實用工具化等誤用，例如將其作為玄學或一種風水算命的工具。而《長安十二時辰》中為我們所展示的這種深入物質層級結構當中又不乏抽象性的道家語言系統或許更加通透，至少它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代數字化與計算機器條件下的物質文化。這樣的解讀並非是在否定道家思想的形而上維度，這裏的形而上指的是一種本體存在模式，並非指涉純粹抽象或科學性。道家思想遊移於物質與形而上層面之間，這也解釋了抽象唯物論的哲學立場。回到圖靈計算機，道家思想的本體層面則體現於形式性與算法當中。

　　圖靈計算機的重要意義在於使得思想得以具邏輯地被有限程序、步驟和算法所抽象並施行。而形式性則存在於決策的過程當中。作為靖安司司丞，李必這一人物在不同階段的決策均發生於過程當中，即綜合複雜環境因素而做出實時抉擇。決策並非是為了控制局勢，而是順應趨勢的一種借力使力。如此“無為”的背後是一種算法過程，在對階段做出完成性決策的同時認可了變化與無限性的存在。　　

　　基礎設施與精神治理

　　生命政治治理與圖靈計算機的運作實則暗示了一種控制社會的特征。控制社會這一概念原本是德勒茲在上世紀90年代初基於福柯的規訓社會而提出的，它反映了那個時代當下的階段性特征，即借助新型數字化與計算機科技，一種內在權力運作模式滲透進了主權進行權力分配的規訓社會，使得權力的分配顯形於各種物質層級。這一概念在作品中虛擬的唐代社會得到了展現。德勒茲指出，控制社會並非取代了規訓社會，而是運作於規訓社會內部，上元節的十二時辰作為一種例外狀態即展示了這種並存性。在控制社會，控制並非僅僅來自於對環境的禁閉式控制，如醫院、監獄這些封閉性較高的場所，而是通過調適。最明顯的例子則來自於上元節對於基礎設施的管控以驅導人員物資的流動：如傳遞信號用的望樓地點，設定彩燈安置地點，進城貨車查驗點，截取危險易燃馬車的臨時路障……這種治理並非僅僅是針對物質層面的調適控制。在算法治理的當代，德籍韓裔思想家韓炳哲所提出的精神政治學強調了新自由主義對於大數據的濫用以及如何通過算法和數據來操縱個體行為，而基礎設施層面的治理同樣也可被認為一種基於無意識地改變個體行為的精神政治。　　

　　城市制圖學

　　在靖安司的眾多科技發明當中，移動地圖模型算是其中最具價值的發明之一，因為它作為一個全方位監控系統，不僅囊括了長安城108街坊的明暗地形信息，作為一種治安甚至軍事工具，它還能夠實時追蹤人員的流動，並借助想象分析實在的物質情境，從而幫助快速高效地做出實時決策。討論地圖機器並不是意在批判一種工具化思維，或重複上述關於生命政治的論述。結合圖靈計算機，地圖機器給我們的啟示在於，是否存在這樣一種機器，它的離散、有限、步驟性應用於通過算法來調適審美感受與經驗，從而分配不同的情狀、張力與密度?文學與移動影像這些審美媒介具備這種機器機制的運轉條件，即在創作過程當中調用、分配想象以進行思維的制圖學。

　　德勒茲和加塔利關於思維的制圖學的探討建立於反對表征與再現之上，提倡思想在遭遇不同勢力中被迫使在物質情境中發揮其自身的力量。基於此，敘事可以被看作一種思維的制圖學，故事中的推理作為一種思維矢量具有一種抽象的唯物性，推理這種形式首先是思想通過抽象與具象在進行演算，每一步的演算需要落實到真實物質情境當中。主角張小敬在抽絲剝繭中也為我們勾畫著長安城的另一幅地圖，這裏有遍布商鋪酒樓的暗樁網絡，藏匿於青樓深處的遍布乞丐、殘廢、奴役的地下城，信奉不同宗教的外國居民社區與寺廟……這種多維度的城市圖景會令人感到鮮活，不僅僅是因為它不同於出於治安目的的基礎設施控制網絡，更是推理的那種剝離複雜性、柳暗花明卻又陰晴多變的過程性所仰賴的物質想象在不斷生成氛圍、情狀、張力、速度……從技術工具、控制網絡基礎設施到情狀的制圖學，這些物質實體一同交織豐盈著一座立體的長安城圖景。　　

　　加密的知識

　　在構成這種複雜立體的城市制圖學過程當中，知識成為了基於一種物質語言的交流系統的重要元素，而物質語言成為了信息與知識之間的轉化的組織形式。信息與知識之間的差別可以理解為前者是更抽象的，而後者是更具象的。更嚴謹來說，在算法治理的當下時代，知識的深度正在喪失、變得愈發扁平，因而在形式上更加類似於信息;同時也因為數碼與計算工具帶來的傳播的方便而更易與信息混淆。但也正是在數碼和計算機時代，因為交流的方便，信息變得愈發與原初語境和實際情境脫離。從這種意義上而言，我們可以由抽象的級別來重新區分信息與知識。在詞義上而言，知識與信息的區別也在於它需要被認知，因而它比信息更需要植根於時空經驗。故此可以籠統地劃分信息的抽象級別更深層。

　　加密是一種傳遞信息的方式，它在本質上使得所傳遞的內容更加抽象，因為認知被局限於具有特定知識的接收者。而加密的知識實則在強調一種可通約性，即內容(無論信息抑或知識)的兼容性。這種兼容性的基礎在於搭建統一的物質語言。以望樓為主體的信息傳遞系統屬於這樣一種物質語言形式。尤其是當司丞召集已遵旨下班回家的靖安司職員繼續回來辦案時，他所使用的更高級別的加密不僅是在傳遞信息，更是通過望樓網絡和卦象釋義這一物質語言的組構兼容性來調制知識。此外，被加密的不是信息而是知識這一特點還能夠反向推測出更多信息，這即是說，知識在物質情境中的經驗性給予了推演更多實際元素，從而通過更多的推演而反哺著信息及它的獲得。這種內在於加密知識的信息傳遞，在多大程度上屬於控制論范疇，而多大程度上能夠真正構造知識?這些問題涉及了對於定義“工具”的思考。　　

　　卜卦作為一種控制論?

　　卜卦是一種對預見性的認證機器。與其說它具有現代計算機的功能性特征，即含有對預見性的概率的計算，倒不如說它是一種開放性系統，闡釋的維度使得它一方面具有純粹開放的潛能，一方面又使得它在被作為工具時可能被轉化為另一種工具性用途。在故事開始之初，靖安司創始人何監對司丞李必說，卦象顯示日中時刻會有做出影響未來一系列事件走向的決策。對卦象的闡釋往往是神秘、含糊其辭，因而接收者也可按其自我所處的立場、意圖與傾向來做出解釋，進而影響行動。不確定性成為了當即確定性的一個條件性因素，而對卦象的闡釋的接收又使得卜卦工具轉化為另一種接收者所欲運用的工具，如李必將這一卦象的闡釋用於一種聽從內心召喚的決定的心理暗示。這種工具的轉化性屬於一種控制論的二級秩序，即工具理性支配的控制在複雜性的開放系統中演進出了對其所在環境的適應性。在這其中，工具理性除了在第一層級秩序的封閉系統中進行遞減的工具化，還在適應複雜開放的環境這一二級秩序中不斷轉化第一層級的工具性以適應複雜開放的系統。

　　在當下的數字與計算機文化之中，這種轉化工具性的工具理性被稱作一種自動化思想。“有用”成為了自動化的條件，它是虛構劇作中的大唐衡量人物價值的標准，人與其所處的職位、背景等都是大唐政治機器的重要因素，因為這一政治機器的運作仰賴這種基建於工具性又轉化工具性的機制。而我們又如何抵制、轉化這種工具理性所支配的自動化思想，是否存在一種純粹機器的自動化思想，使得機器作為一種高效抽象系統來表達思想的維度，而不從屬於配置中的另一種機器?也許一種物質語言給予了一些可能。　　

　　符號屬性

　　物質語言的核心在於一種過程性的符號，即符號不再是結構語言學意義上的能指和所指之間的靜態對應，而是能指趨於一種漂浮過程，一個能指在與其所指的關系中產生與其他能指鏈產生連接的算法。具體來說，一種香粉的味道作為所指指向了它的擁有者聞染，這個擁有者的能指又牽引出主人公張小敬記憶之中的一連串能指鏈(戰友-戰爭-意外-囑托)，而後構成一系列主人公的思想之行動。可以看到，這種物質語言生成著自動化思想。而物質語言過程的意義生產則存在於符號屬性當中。

　　以徐賓發現長安城中尚有三百桶伏火雷並且靖安司藏有內奸為例，破綻出現在所偽造的物品入關清單所使用的墨水香味屬於高級香型，並非城中的行政機構所使用的普通墨香。此處墨跡的屬性在於香味，而發現不匹配的過程則是從墨跡、香味、識別墨質、定位產地、確定用途到排除使用范圍等一系列物質語言的操作，這一系列操作在過程當中決定了事件的意義。　　

　　人—機配置中的冗餘關系

　　人工智能的發展使得機器更加人化，無論從外觀到智能而言。對機器取代人類的惶恐是人類對機器的認知尚停留在“模仿遊戲”的人機關系當中，即機器的構造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再現、還原人。而無論從古時候的人與機器的多種配置到以圖靈計算機為模板的現代數碼計算機器、甚至基於人工神經網絡的自適應學習系統，人-機配置的多樣化模態都可以視作超越模仿關系的例子。這需要我們以一種唯物視角來思考這些人-機配置，以超越一種人類中心說。德國媒介哲學家埃裏克·赫爾(Erich Hörl)根據社會心理學家塞爾日·莫斯科維奇(Serge Moscovici)的科技條件論，將感知的曆史劃分為三個階段性的科技條件：有機態，機械態，和控制態。赫爾的論點在於，控制論關系作為一種科技物的形成過程，從最初有機態中圍繞人作為中心的制造科技物的活動，轉而逐漸演變為一種系統性的、主動的、智能的、可溝通的物體關系。這一論點基於一種質料與形式的視角，它有助於我們分析不同的人-機配置模態。　　

　　靖安司的報時機器可以看作一種有機的人-機配置。它的有機性表現在人(龐博士)是機器運轉的一部分，人與物在運作過程中無法完全分化，因而不能說是人給予了機器某種形式。另一種人-機配置模態則是上文所述及的控制網絡。它的控制操演通過轉化工具性實施，使得人之勢力與非人的物質勢力之間趨於雷同，並統一為一種機械同質的機器配置。這種配置並非有機，它是有機與無生命物質勢力的趨同協作。這種控制論的機械本性狀態在遭遇信息情報的流通時便會變本加厲，演進為一種認知的、智能的、環境化、自動化的生態系統。在這種生態系統中，機器性被植根於物性當中，一種科技無意識將會支配著人類的行為與認知。　　

　　如果說從控制論狀態演化而來的這種自動生態系統只在當今的信息時代存在，倒不如說在基於控制系統的機器遭遇信息情報機器並形成配置的條件下，這種自動生態系統便會形成並運作。劇中一些不同人物所展現的不同形式的、看似屬於機會主義的行動呈現了這種自動生態。旅賁軍首領崔器在為實現亡兄與自己的仕途理想的鞭策下，在姚汝能的暗示下選擇投靠右相一派，後又做出叛逃右驍衛回歸保護靖安司的決定;這些實則是崔器尋找回歸內心真實召喚的過程。大理寺評事元載將眼前的危在旦夕作為了一次能夠加官進爵的可能性博弈。作為太子右衛率的姚汝能一直在派系爭鬥中權衡，甚至制造機會來使自己預知誰的贏面更大;此外，這一過程更多地是他怎樣權衡真實血性的自我與內心的懦弱和活在舊日榮光中的包袱。如此多種形態的機會主義並不是在強調主觀意志的主導性決定了成敗，恰恰相反，機會主義依賴於信息環境中的刺激，才得以依據刺激來源靈活做出適應性決策。而這種靈活性與適應性是無意識的，即它並非深思熟慮、謀篇布局，而是順水推舟、擁抱不可知、風險與開放性。而當真實自我的真面目一旦通過一種迭代式地、在經驗中的“學習”而被展露，自動生態也許就成為了為遵循真實自我的規則而運轉的機器。　　

　　規則的可通約性

　　奧地利哲學家路德維格·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通過分辨計算與實驗這兩個概念的區別，指出了他所認為的關於圖靈機器的缺陷。在他看來，計算指的是數學意義上對規則具有反思能力的一種遵循規則，而圖靈機器只可被稱作一種實驗，即作為經驗的一種計算，例如數數，它僅僅是遵循了一種機械的規則。維特根斯坦欲益強調的並非圖靈機器中的人類操作者在遵循機械規則，相反，他認可人類作為一種作用因在機器中的作用，他所要強調的卻是一種反思性。反思性並不是指機器必須要具備人的反思能力。在維特根斯坦的語言遊戲當中，反思性作用於規則的可通約性。具體來說，語言遊戲是一種在構成語法規則中怎樣對事物進行分類、分布並影響思想活動的過程。思維過程了解某個概念與它對這一概念的應用是一種內在必然關系。即我們不能只以某種結果形式的行為來推演出背後的思維圖景，而必須通過溝通思維圖景與行為的規則來理解這種思想活動。而他所認為的圖靈機器的不足正是在於一種模仿遊戲，即通過歸納人類行為來推演機械機制，並沒有找到機器本身的計算規則。

　　不過，語言遊戲與圖靈機器在某種方法上卻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規則的可通約性，來理解不同的人-機配置怎樣構成不同的機器經驗。語言遊戲與圖靈機器的根本在於數學，即一種抽象方法。在語言遊戲中，數學作為抽象方法存在於一個概念如何展開於一系列語法規則之中，從而與對事物的分類、分布等具象化過程產生聯系。在圖靈機器中，從數學角度而言，數學的抽象實際上隱藏在圖靈機器有限、離散的步驟當中，抽象的程度隨著機器的遞歸而呈現變化。但上述兩者都所具有的抽象能力使得不同機器的規則具有了可通約性。

　　回到本文要探討的一種機器形式產生的美學問題上，這種可通約性實際上建立起了分配、調整經驗之強度的機制。劇中的主角張小敬看似不遵循規則，實際上他有著自己堅持的規則，並且深諳不同規則間的可通約性。此外，他也並沒有去利用這種可通約性，因為利用意味著將自己的規則強加於他者。為什么在他拯救長安的階段當中形成了一股對周圍人所具有的凝聚力，是因為在他的規則運行的物質情境中所塑造的實在經驗，通過他者的規則，在生成著效果的不同強度。　　

　　實用理性的情境主義

　　規則的可通約性在張小敬身上的運用可以被稱作一種實用理性的情境主義。實用理性崇尚效率，它基於一種從行為到思想的歸納推演，以結果為導向來迅速判斷輸入與產出之間的回報。而實用理性的情境主義則將這種歸納推演運用到反思規則之上，並且在不斷生成經驗強度中構造著生活情態。情境主義國際作為一股思潮和一種運動，抵抗資本主義消費社會的景觀性，提倡在制造具體生活情境中通過集體組織統一的時刻氛圍和事件的遊戲化來轉化權力。情境主義運用資本主義景觀社會中已有的物質元素來轉化既有權力結構。借用這種唯物方式，實用理性的情境主義所要強調的也是一種對於情境的物質分配。它屬於一種語言遊戲，即概念或思想圖景在分配物質要素中構造規則、產生情境。　　

　　節慶是一種例外狀態嗎

　　意大利哲學家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基於福柯的生命政治學提出了一種例外狀態的治理，即通過懸置法律、利用不受法律約束的措施來進行治理的狀態。例外狀態之於常規治理，並不是非常態所創造的一系列規則淩駕於常規之上，而是在探討非常態規則與常規怎樣具有自反性地互相滲透，從而構建著新型的權力關系和主體。在調查危害長安城的惡性事件的逐步進展當中，既有法律的約束一方面變通成為了各種規則的實行，一方面它的約束邊界也在逐漸模糊。右相一直在將他所秉持的法家思想與政治機器的運作相耦合，即以法制作為一種服務於黨羽鬥爭的工具。但這並不是說法在右相的立場是僵化的，它與政治機器的耦合恰恰體現在“因時立法，因事制禮”，比如表現在特殊時刻對李必等所謂的政治敵對勢力伸出援手。同樣地，這種規則的約束與邊界的變化也體現在作為“士兵必須聽從命令”這一規則怎樣作用於不同性格的人物身上。從張小敬、龍波到崔器、右驍衛等不同立場與性格的人物身上和具體境況當中，不難看出這一規則始終在嫁接與之適配的人物性格和物質境況，以形成不同的或具靈活性、或具摧毀性或具狡猾乖張等的行動配置。

　　節慶作為日常生活的例外狀態確實為大唐現時所處的政治機器的運轉提供了法外治理的條件。上元佳節長安城呈24小時完全開放態，各國使節、族群懷揣各種目的、意圖紛紛湧入長安城。而節慶與日常生活的辯證性還體現在它可以看做日常生活的普通、無聊所隱含的一種強度的彙聚。24小時的突發事件實際是大唐各種社會物質條件的一個戲劇縮影，因而節慶也不能夠稱為日常生活的一種域外狀態，它實際上內在於平庸。如同聞染這一人物的符號指涉，她是長安城中的普通百姓，而張小敬、龍波都想借由她的眼睛，去看到長安城能夠更好地存在和滋長，只不過兩人采取了不同方式而已。　　

　　時間作為經驗之算法

　　節慶還濃縮了經驗的強度。如果說經驗集結了時間與空間交集的情狀與感知，節慶在經驗積累中呈現著密度與速度。時間作為貫穿敘事的重要組織結構，為經驗積累中所呈現的密度與速度提供了一種技術的秩序。這裏所說的技術秩序可以追溯到對道家思想的科技哲學的探討。“道”強調內在於物的粘合、連貫、一致的運作。而時間作為經驗之秩序的技術性表現在它的呈現既是線性的，又是碎片化的，它的顯形滲透於空間情境當中。這種配置可以看做一種經驗的抽象機器。

　　這種經驗的抽象機器在這部作品的不同情節和細節之處，描繪出一種反溯未來主義的技術性。例如上文已分析到的唐代行政系統有著現代圖靈計算機的運行模式、上世紀90年代的控制社會范式和當今大數據時代的精神政治也都適用於分析故事中虛擬的唐朝社會，右相的“依法治國”在現在看來也有著超越社會時代性的政治價值等等。這些設計固然有作者將唐代長安城投射為自己心中的理想時代布局的意圖，因而將現代性想法植入到這一布局當中。但反過來講，這又是在重塑一種曆史觀。如此通過抽象而運作的意識形態機器並非僅僅意在表明時間的唯物性質，它還暗含了曆史觀即是一種具象化了的排布時間的算法，而經驗的抽象則內在於這一算法。　　

　　【作者簡介】李沐傑，數字媒體學者，寫作者。英國蘇塞克斯大學媒體與文化研究博士候選人，主要研究方向為媒介哲學、數字化寫作與抽象美學等。曾出版實驗小說《Mirage Time》，短篇作品曾刊載於《潑先生》《熱風學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