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大台”，這是香港示威者一直掛在嘴邊的說法，意思是他們的行動沒有統一的策劃與指揮者。從打砸立法會、沖擊中聯辦，到圍堵機場、毆打內地遊客和記者、襲擊警察，香港暴徒“野貓式”的行動看似沒有章法。
但記者經過兩個多月的采訪與觀察發現，他們的活動有著極其嚴密的組織性。有港媒也提出，亂港勢力要“勇武”時便沖擊，要“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時就和平，幾乎操縱自如。所謂一切行動都是“市民自發”，正如他們手持棍棒、燃燒彈等武器卻硬說“手無寸鐵”一樣，假得不能再假。
25日，示威分子在香港荃灣設路障阻塞交通，他們的舉動明顯是受過訓練的，分工明確。(崔萌攝)
線上主要串聯工具：Telegram與連登
“Scott Scout認證哨兵信息主頻道”是香港示威者的一個Telegram群組，成員數已超過14萬。《環球時報》記者看到，該群組在介紹中稱，“成立目的是為提供客觀現場資訊及情報，以確保現場受阻訊息流通”，“本頻道不會慫恿做任何行動，一切行動交由現場手足全權決定”。
但在任何一次暴力活動中，這一“哨兵”群組都有人向其他示威者通風報信，頻率是以分鍾為單位。警察每一次部署和行動都會被標注地點、配上現場圖片發到群組中。
在另一個“大消物”群組中，每次暴力示威前有人早早就公布頭盔、藥水等物資的收集地點。當暴力分子准備撤退時，該群組又會發布供撤離的上車地點，信息細致到“可接載人數”。
今年6月11日，香港警方曾拘捕一名22歲男子。他是Telegram一個大群組的管理員，涉嫌在群組裏串謀其他成員計劃沖擊立法會和阻塞主幹道，以“串謀公眾妨擾”罪名被捕。
據了解，Telegram主打“私密性”。據稱，當兩名用戶進行通信時，包含管理人員在內的第三方無法訪問他們的通信內容;當用戶進行私密聊天時，包含多媒體內容在內的消息可被設置為“自毀消息”，相關內容在一定時間內會自動銷毀。據《環球時報》記者了解，Telegram群組聊天起初最多只能支持200名成員，但如今在香港，突破2萬人的群組並不罕見。此類大群組被稱為“公海”。
在外界壓力下，Telegram於2018年8月修改隱私政策。如果執法調查單位能證明指定用戶是恐怖分子，該公司將配合法院提供IP、電話號碼等用戶信息。
除了Telegram，“連登”討論區(LIHKG)是香港暴力分子另一個網上聚集地。
據記者觀察，“連登”充斥謠言，內容十分情緒化，極度缺乏理性與常識。比如在25日荃灣遊行時，有人在上面發帖：“如果‘畜龍’(對香港警方速龍小隊的侮辱稱謂)沖，大家不要怕，一齊keep住防線，齊上齊落，一齊往死裏打!”還有人聲稱：“收到風(從一個不確切的消息來源得到情報)，‘支持香港人的國家’已可以接受政治庇護，(大家)要准備好自己只是和平遊行的證據、工作和學曆證明等材料。”甚至有人在“連登”上發表長篇大論，鼓動“香港貨幣戰爭”。
反對派網友在“連登”上發布信息
“Telegram負責聯絡策劃，‘連登’論壇負責煽動召集，臉書負責宣傳展示。”一名知情人士這樣對《環球時報》記者總結各個網絡平台在暴力活動中扮演的角色。
線下：“勇武”分子破壞，“獨媒”洗白
線上的煽動和組織落到線下，就會呈現更多“規律”。記者注意到，連日來，幾乎所有重要示威活動都安排在下午。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放暑假的年輕人一般很難在早上起床。暴力分子還十分注意“留力”——如果第二天有規模較大的遊行，在前一天的示威活動現場，往往會有人喊口號“XXX(日期)，XX(地點)見”，以此勸說示威者早點散。
根據香港法律，組織遊行要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警方會評估當天現場的安全形勢來決定是否發放。一旦發放，示威者需嚴格按照規定的時間和地點來活動。
但自6月以來，“不反對通知書”在亂港分子眼中已形同廢紙，多數活動都會以暴力破壞行為收場。據記者觀察，激進示威者的策略大致為“白天平和，入夜後訴諸暴力”。有香港朋友提醒記者：“在反對派遊行的出發點一般不會發生沖突。但到了終點附近，天色漸暗，往往是暴力的開始。”
8月25日示威活動中，有示威者向警察投擲了燃燒瓶。(圖/路透)
25日晚，警方水炮車行駛至荃灣楊屋道。(攝/崔萌)
在遊行期間，一些示威者會在警察趕來前拆掉路邊的護欄紮成三角陣，或搬運一切可以拆卸的市政設施封堵道路。與警方對峙時，他們會撐起雨傘或遊泳浮板，並且不斷挑釁。《環球時報》記者發現，幾乎每處示威現場都有一些蒙面人在不斷高聲呼喊，同時指揮圍攻引起其懷疑的路人。在己方力量占優時，“勇武派”往往會更加囂張，他們會向警察投擲磚頭、鐵棍等物，甚至圍攻落單的警察。
示威者25日在牛頭角與警方發生沖突(崔萌/攝)
香港警隊公共關系科高級警司謝振中26日向媒體展示暴徒躲在一群記者身後扔磚塊雜物襲擊警方的照片。(楊升/攝)
連美國《紐約時報》都認為，香港的示威者是有組織的。該報在最近一期名為“認識一下香港年輕示威者”的視頻節目中詳細披露了這些身著黑衣、其中一部分人還未成年的“抗爭者”是如何組織、集結以及在示威現場配合、沖擊的。一個名叫Ken的年輕人白天在雜貨鋪工作，晚上瞞著父母，在網上購買頭盔、護目鏡等“裝備”。每當周末示威活動開始前，有類似於“地下機構”的組織者帶著他和一些同齡人去一家酒店，該酒店被稱為“安全屋”。這裏有示威前線的醫護人員以及組織方的人員代表。在“安全屋”召開的每次會議上，都會給每個參與前線“抗爭”的“勇武派”分配不同任務。Ken的任務包括向警署或者建制派議員辦公室扔擲雞蛋、石塊，以及實時監測附近警力部署情況。許多像Ken一樣的高中生將所謂的“抗爭”視為“真人版”電子遊戲。每當夜幕降臨，他們就有了新身份，由於缺乏判斷力，一些年輕人甚至以此為榮。
也有“勇武派”在一次次的暴力活動中迷失了自己。香港有線新聞台最近在一期節目中采訪了一名年輕示威者。他稱，在工作日沒有示威時，他都不知道自己該幹些什么。而現在，他“已經忘了當時走出來是為了什么”。
“勇武派”看上去並不擔心攻擊警察會造成輿論上的被動，因為有“獨媒”(《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等“港獨”媒體)幫忙洗白善後。25日，一輛警車在沙咀道被暴力分子堵截襲擊，幾名警察遭眾多暴徒用長鐵枝等武器攻擊，在生命受到威脅且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一名警員掏槍向天射擊鳴槍示警。其間，一名“市民”跪在警察前要求不要開槍。在未脫離危險的情形下，這名已經受傷的鳴槍警員用腳將“市民”推開。於是，一些示威者在Telegram上大肆傳播被截取的視頻。“獨媒”將其作為“彈藥”，把焦點對准“警察舉槍”和“踹倒市民”，故意忽視警察當時被圍毆的凶險處境。
除了歪曲報道進行煽動炒作，大批“獨媒”在激進示威者破壞現場時還充當“情報員”。他們穿著印有“PRESS”的反光衣，身處大批記者中間，眼睛卻緊盯警察的部署以及內地媒體的動向。《環球時報》記者曾在示威活動現場親眼見到一名記者在Telegram群組中為暴力分子通風報信。
記者注意到，在最近的示威中，有越來越多的暴力分子脫下黑衣混在人群中，偽裝成“無辜市民”。每當警方對非法示威活動實施清場時，這些所謂的“市民”就會站在圍觀的人群中，或上演悲情“保護示威者”，或大聲咒罵執勤警員，演繹出一部“激起民憤”的戲碼，制造外界對香港警隊的敵意。
他們的主子是誰?
示威者一直稱“沒有大台”，即沒有統一的策劃組織者。真的是這樣嗎?
23日晚，示威者發起“香港之路”活動，組織方聲稱這是自發活動，參與者只通過社交網絡討論區和Telegram等方式討論行動步驟。Telegram上可以隱藏用戶的真實姓名和聯系方式，因此參加者並不知曉彼此的身份。
但在“香港之路”活動開始前，《環球時報》記者發現Telegram群組裏出現了穀歌表格，實時統計每個集合點到達多少人、缺多少人。
每當舉行新的集會，就有人在Telegram上成立新的“公海”群組，對特定活動進行協調指揮。23日晚，相關群組就在實時更新動態。當示威者在銅鑼灣商圈街道兩側成一列排開後，線上群組提示喊哪些口號。當有較多外國遊客經過時，群組管理員會提示將口號從粵語換成英語。
在線下，也有身穿西裝、戴著口罩的人在現場指揮。他會隨時告訴示威者何時喊口號、何時打開手機電筒光、何時將手機舉過頭頂並揮手向路人致意。看似一場“無大台”的活動，卻處處安排周密，線上線下配合嫻熟。
“我覺得‘沒有大台’不是真的。”香港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日前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這樣說。他認為，示威者背後一定有人提供資源。他們表面看起來很分散，但其實組織性非常強，並且很懂得如何利用民眾的情緒、不理智的行為。“比如說一些人在示威現場做了令公眾無法接受的事後，第二天就會有一些年輕的男男女女出來道歉，說‘對不起，我們昨天過分了’。但明天他們會接著做同樣的事，這就是他們的策略。”
香港立法會議員何君堯也持同樣觀點。他整理了一些有關香港亂局的資料，其中一份資料是按日期排序對6月初到8月14日反對派煽動的暴力事件進行歸納。“一共42起，如果有人告訴你，這都是自發性行為，你信嗎?”何君堯對《環球時報》記者說，60多天裏有這么多規模較大的遊行活動，“沒有總指揮，沒有人做統籌，沒辦法做到”。
何君堯22日向《環球時報》記者展示三份文檔，內容涉及6月初至8月中旬反對派煽動策劃的一系列暴力示威事件以及幕後推動的各方亂港勢力。(圖源：視頻截圖 )
資深評論員郭中行7月在香港《文彙報》撰文稱，這些暴力活動“無大台之名，卻有大台之實”。他認為，這個大台“不顯於眾”，反對派也有默契地進行隱藏，令市民都以為這場風波真的是自發的。“靠幾個討論區、幾個群組、幾個網主，就可以有策略、有資源、有設備，甚至連立法會地圖都有。沒有大台這可能嗎?”這篇文章的標題點破了玄機：“沒有大台，黎智英向誰‘述職’?”據港媒報道，“禍港四人幫”之一、壹傳媒創辦者黎智英曾在7月赴美“述職”，與美國副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奧等高級官員見面。
(在原文基礎上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