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大学校园里，都有很多关于课堂点名的段子。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课堂上点名的那些事儿。作者王宏超是一名大学教师，他对于上课点名这事儿，写了写自己的观察与看法，也回顾了学术史上的大牛们上课点名的趣闻轶事。
近日，一则#老师上课播放音频点名#的视频上了热搜。视频里，河南信阳师范学院的老师使用播放音频点名，视频上传之后迅速走红。
拍摄者任鹏君介绍说，这位老师之前就用电脑点过名。这样可以避免叫错人名，还能节省时间，同时上课的就坐率也提高了。网友调侃：这真是史上最没感情的点名咯。
实际上，关于点名的趣闻可不止这些，也不止现在才有。每个大学校园里，都有很多关于课堂点名的段子。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课堂上点名的那些事儿。作者王宏超是一名大学教师，他对于上课点名这事儿，写了写自己的观察与看法，也回顾了学术史上的大牛们上课点名的趣闻轶事。
从闻一多、沈从文，到康德、福柯，这些大师们的课堂是怎样的?他们如何要求学生，他们上课又是否需要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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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工作那会儿，年轻气盛，每学期上第一堂课，必定会略带挑衅地说：这门课我不点名，来不来随便!我自认为这是欲擒故纵的招数，但效果往往很差。随着日子一周周过去，来上课的人数慢慢减少，我也无法收回原来的话开始点名。虽然外在装作无所谓的表情，但内心也会后悔自己自负的无知或无知的自负。
学生不来上课也就罢了，就怕偶尔遇到领导的检查。话说我在课堂上宣布不点名之后不久，就遭遇到了一次校外专家的巡视听课。据说以前的老师们很厌恶被听课，本来讲得很自由，领导专家们一来，讲课就拘束了。但如今的形势似乎不同了，就像一位同事告诉我的，他最喜欢领导来听课，因为领导一进教室，根本用不着提醒，学生就立马特别配合，不再睡觉打呼噜，也不再吃包子喝豆浆，甚至都不再玩手机打游戏什么的，一个个精神抖擞，装作喜欢听且能听得懂的模样，不时还若有所思地点头。他说自己最美好的上课体验，就是被听课的那几次。
那次来的专家在我的课堂上似乎听得入迷，不住地点头微笑——想必他是真心的，因为他实在没什么必要为我演戏。在我唾沫横飞地讲完之后，专家一改笑脸，神色凝重地走过来，严厉地指出，这节课近十个学生未到。
我既然主动宣布不点名，所以向来对考勤就不太重视。缺了十个人，按比例最多就五分之一吧。其实也不算多，想当年，明代早朝时经常有官员缺席，最多时缺席的官员竟有一千余人，比较接近于全员缺席，况且那是要去见能杀你人头的皇帝。
我想学生的缺课或也多是因为现实的困难。比如说，奉贤海边的冬天特别冷，每年冬天我去上课，都会被冻出重感冒来。老舍先生说，“能在青岛住过一冬的，就有修仙的资格”，奉贤怕是也不差多少。且看看民国时上海光华大学女生宿舍的情形，因为如今的大学宿舍的条件，较之那时，或许好不了太多：
到了冬天，个个都是缩手缩脚的……整天除上课外，就藏在房里，装了一个热水袋和一个烫水壶，折了一床被头垫在背后，身上再盖一条被，坐在床上，手捧着书本，在那儿默读，然而，牙齿有时不自觉地是会发出声音来的。见了这副神气，于是有人笑着说：“真像医院里的产妇哩。”夜饭谁都不愿意出去吃，都是叫娘姨到饭店里喊面或是蛋炒饭送进宿舍里来吃的。
(滋：《女生生活的片段》，《光华年刊》，1936年丙子级，转自施扣柱著：《青春飞扬：近代上海学生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339页。)
《青春飞扬：近代上海学生生活》(作者: 施扣柱;版本: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年9月)
又比如我们今日的大学，往往是校园太大、校区太多，上个课，南征北战，堪比长征。其实这种情形也有先例，如民国时期圣约翰大学的校园横跨苏州河，学生要摆渡过河上课，一天要来回摆渡五六次，你说他能不迟到吗?当年一位学生要坐船过河上课，赶到码头却发现摆渡船刚刚开走，留下了一番复杂的心理描写，至今仍看得人手心冒汗：
……木排还未过得一半，那上课的钟声，早已停止。他那时心中的焦灼，真非在下一支秃笔所能描写。总而言之，他恨不得效那刘皇叔跃马过檀溪那一跃，或是演那赵子龙拦江夺阿斗那一跳，直飞过对岸去，于心方快。但是谈何容易。不要画虎不成反为犬，掉下河心，做了那屈大夫投汨罗的故事来，岂不凭空淴了一个冷水大浴。他想来想去，想不出一个妙法来，只得朝那蠕蠕而动的木排，狠狠地咒骂，想你这害人的东西，为什么早也不来，晚也不来，直等到你老爷紧急的关头才来。此一去定然遇着一阵大风，把你直吹到那三万六千顷的太湖里，给那太湖贼劫去了当柴烧，使你永远归不到你的老家，才快了我的心肠。好容易骂得那木排过毕，对面的船方始摇过来，他跳在船头上，拼命催那船夫赶快用力摇，他那时的情景，恰应了一句谚语，叫做船头上跑马，走投无路。他就是急煞，也不过在船头上乱转。歇了一歇，等船一靠了岸，他便纵身而上，拔开大步，奔上那格致室的二层楼……
(《碌碌碌》，《圣约翰大学年刊》1926年，转自施扣柱著：《青春飞扬：近代上海学生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15-16页。)
除此之外，我收到的假条还包括以下原因：被蜜蜂蜇了、要陪女朋友去听演唱会、要陪学车的教练吃饭等，这些缘由当然都是让老师无法拒绝的。最喜闻乐见的理由莫过于肚子疼，其实老师们大多不会认真到让医生去复检的地步，老师需要的就是学生给个理由而已，你说了，老师就懂了。
话说回来，因为缺课事件性质严重，情况马上被上报到学院和学校。事后院长在提醒我以后要注意考勤之后，也谈起自己的往事。他年轻时也是一腔自信，不点名，上课时学生乱说话，他强压怒火对学生说：我上课又不点名，你们完全可以不来。本想这样警告一下学生，谁知下次课，真的就只来了两个学生。
后来我就不敢大意了，虽说也还是没有点过名，但至少要在课堂上吓唬学生一下。如今想来，点名或许还是必要的，至少可以通过点名多消磨点课堂时间。另外，就像梁实秋先生所说，上课点名最大的好处，就是能让老师多认识几个字，这实在也很有道理。据说就有学生叫王者荣耀，而我在课堂内外就遇到过张衡、白居易、苏东坡、沈从文、张爱玲、郭靖、黄蓉等一众名人，实在大长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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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强调佛系生活，老师忙，学生更忙，点名和应名，都需要一些合适的技巧和心态。钱穆在《师友杂忆》中提到孟森先生，点名时十分平和：
心史是一好好先生，心气和易。所任明清史，讲义写得太详密，上堂无多话讲，学生缺席，只少数人在堂上，遇点名时轮流应到。心史说，今天讲堂座上人不多，但点名却都到了，仍自讲述不辍。学生传为谈资。
《师友杂忆》(作者: 田余庆;版本：海豚出版社 2014年6月)
这样的方法想必是很多人都用过，至少我就用过。上大学时，有一次是因为要为两个同学顶替，老师点名，我应答变音不太果断，班上同学笑场，被老师当场识破，那天老师独缺了孟森先生的大度，结果可想而知。其实，只要老师配合得好，学生是不至于太过难堪的。就像梁实秋先生提到清华的一位叶先生：
前清的一位榜眼，想来是颇有学问的，他上国文课，简直不像是上课。他夹着一个布包袱走上讲台，落座之后打开包袱，取出眼镜戴上，打开点名簿，拿起一支铅笔(他拿铅笔的姿势和拿毛笔的姿势完全一样，挺直地握着笔管)，然后慢条斯理地开始点名。出席的学生应声答“到”。缺席的也有人代他答“到”，有时候两个人同时替一个缺席的答“到”。全班哄笑。老先生茫然地问：“到底哪一位是……”全班又哄然大笑。点名的结果是全班无一缺席，事实上是缺席占三分之一左右。(梁实秋：《点名》，见氏著：《雅舍忆旧》)
由此看来，点名其实不能叫点名，而应该叫点头。因为有头未到而名到者。正是因为学生层出不穷的花样，现在各个学校也都在不断地升道防魔。刷卡已经很落后了，有通过指纹来“点指头”的，学生们大概还搞不到电影里的那种指纹复印术。据说帝都某高校采用了“刷脸”技术，也是狠招。但这种方式却要求学生不能美容或整容，甚至也不能随便的胖或瘦。我看目前最狠的手段是“点手机”，老师在教室门口为每个学生准备一个小口袋，学生上课时把手机放在各自的袋子中。之所以说这招最狠，是因为手机现在是学生们的命根子，须臾不能离，放下手机，立地成野人。哪有人到而手机不到，或者手机到而人不到的?至于说买不起手机的学生怎么点名，这可能是发明袋子的人所没有设想到的。或者学生为了完成点名，卖肝卖肾去买个手机，这种事不也已见诸报(手机)端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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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很多老师都是不点名的。就像钱穆先生当年在北师大讲秦汉史，二百余人的大教室很早就被挤满，走廊里也都是学生，人泄不通，钱穆先生竟无路登讲台，于是只能跳上学生的课桌，踩着桌子才勉强走上了讲台。记得当年在复旦读书时，著名的三一零八教室，常有大师光顾，座位是根本占不到的，能挤进教室就属幸运，有时候只能隔窗挤进去一个脑袋。运气差的时候就架在走廊里听，有种隔墙有耳的感觉。这样看来学生其实也是愿意听课的，如果老师没有名气做幌子，可能就真的需要认真做一份讲义了。
如此看来，学生缺不缺课，关键还在于老师，同一个学生，可能喜欢某甲的课，但不喜欢某乙的课，汪曾祺先生可谓典型的代表。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中文系，但不喜欢系主任朱自清先生的课，朱先生上课爱点名，严厉刻板，作业太多，汪曾祺于是经常逃课去泡茶馆或图书馆。因为经常缺课，朱自清也不太喜欢汪曾祺，后来罗常培曾推荐汪曾祺做朱自清的助教，朱自清颇为不悦：“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我怎么能要他当助教呢?”
但汪曾祺喜欢闻一多先生的课，闻一多是具有诗人气质的大学者，性情自由放旷，一上课，“闻先生点燃烟斗，我们能抽烟的也点着了烟(闻先生的课可以抽烟的)，闻先生打开笔记，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汪曾祺《闻一多先生上课》)
他也真是名士做派。闻一多上课从不点名，课讲得极其精彩，吸引许多粉丝慕名而来：
西南联大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们。左起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1944年摄)
闻先生教古代神话，非常“叫座”。不单是中文系的、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工学院在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闻先生讲课“图文并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摁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扬，引人入胜。闻先生是一个好演员。
(汪曾祺《闻一多先生上课》)
汪曾祺更喜欢的老师是沈从文先生，这是影响其一生的恩师。沈从文上课也不点名，而且他“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谈点什么呢?
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他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身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他到外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
(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忆昔》(作者: 汪曾祺;版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年7月)
这样的谈天，别说穿越半个昆明城，哪怕是穿越半个中国，半个地球(有钱的话)，也是值得的，老师自然是不用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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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老师，不但不点名，反而不希望过多的学生去听。法国思想家福柯43岁被选为法兰西学院“思想史体系”教席，从1970年12月到1984年6月去世，他一直在法兰西学院授课。他的课堂因思想性和个人魅力，在当时极受欢迎，听课者除了学生，还不乏学者、教授、社会人士以及慕名而来的外国人，以至于“人满为患，竟然到了拥堵的地步”。( 福柯语，见[法]米歇尔·福柯著，钱翰译：《必须保卫社会》(法兰西课程系列，197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页)当时有记者描写了福柯课堂的气氛：
当福柯快速走入教室，雷厉风行，就像某人一头扎入水里，他挤过人群，坐到椅子上，推开录音机，放下讲稿，脱下外套，打开台灯开始讲课，一秒也不耽误。扩音器传出响亮、有力的声音，这是大厅里唯一的现代工具，从仿大理石的灯罩发出的光使教室不太明亮。教室有300个座位，挤了500人，没有一点空地……(
热拉尔·帕迪让：《法国大学中的伟大布道者》，《新观察家》1975年4月7日，转自[法]米歇尔·福柯著，陈雪杰译：《惩罚的社会》(法兰西课程系列，1972-1973)，“前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课堂人满为患。
人数多，且不固定，福柯当然不用点名，他反而一直抱怨课堂的人数太多，影响到了和听众的距离和课堂的效果，以至于他希望通过调整上课时间(从下午17：45改为上午9：30)来减少人数：
我不能规定来这里听课的形式上的条件。因此，我采用了一个原始的办法：把课安排在上午九点半，我是这么想的，按我昨天收到的一封信的说法，大学生已不再在九点半以前起床了。你们会说这仍然不是一个很公平的挑选标准：起床的和不起床的。但不是这一个就是那一个，终究有一个标准。
(《必须保卫社会》，第5页)
这对如今许多只嫌粉丝不多、只嫌出镜率不高的“大师”、“名师”们来说，简直是匪夷所思。福柯理想的课堂是有真正的交流，而人数太多，就无法实现互动，让课堂变成了单向的表演：
对于我来说，每个星期三晚上必须演出的这种马戏真是一种，怎么说呢……折磨这个词太重，烦恼又太轻。差不多介于两者之间。
(《必须保卫社会》，第4页)
作为一名老师，期待的是和学生的碰撞和交流，而非是没有掌声的马戏表演。福柯虽然名声在外，他的思想也往往是学生们所无法进行对等交流的，但他还是希望能有所反馈：
有几次，当课讲得不太好时，不需要太多，只需一个问题就可以重新改变状况。但是这样的问题从没有出现过。在法国，群体效应使一切真正的探讨变得不可能。因为没有反馈渠道，授课被戏剧化了。我和那里的人们是表演者或杂技演员与观众的关系。当我讲话完毕，就有一种完全的孤独感……
(热拉尔·帕迪让：《法国大学中的伟大布道者》)
这种“孤独感”想必许多老师都有过，譬如我自己，课堂讲授的多是文学理论、美学理论之类枯燥乏味的课，遇到要讲什么结构与解构、语言与言语、存在与本体、言意之辨之类连自己都半懂不懂的内容时，如果此刻恰好与学生苦涩又无助的眼神相对，我的脑海就会反复滚动起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在《心是孤独的猎手》(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中写的一段文字，那是哑巴辛格的一段内心独白：如果用嘴巴与人交谈，从对方脸上茫然的表情中，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想必就像动物的声音，或者自己的言语中有某种令人讨厌的东西。对他来说，努力用嘴说话是痛苦的……
(秦传安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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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老师们之所以不愿意点名，除了或真或假的自信外，可能是因为还在固执地守持着“只闻来学，未闻往教”的古训，不愿自降身价罢了。不点名，内心还是希望学生来听课的。“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老师们最为虚荣又虚无的白日梦。其实，英才未必能得;得到英才，你也未必能教。但老师们应该都多少有点货色，加上“好为人师”的虚荣，一段轻松的讲述，可能需要燃灯枯坐好几个通宵。老师多愿不切实际地追求理想状态，理想的教和学的环境，或许应该是自由和宽容的，老师愿意教，学生愿意学。就像几被描画为“学术理想国”的西南联大，大师云集，更是培养了一大批学有所成的大师，很多人的印象就是那里“自由散漫的学风”，就如何兆武先生回忆的：
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上睡觉没人催你起来，晚上什么时候躺下也没人管，几天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个人行为绝对自由。……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何兆武口述，文靖译：《上学记》(增订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96页。)
《上学记》(作者: 何兆武 口述 / 文靖 执笔;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3月)
不点名的状态，确是理想的状态，有无为而治的意思。但现实中老师们也往往愿意秉持精英主义的原则，尽管只是少数人来上课，也愿用心去讲。康德曾说过一句让很多老师有知音之感的话：
众所周知，课程的开头被活跃而又不稳定的年轻人们搞得多么紧张，而此后教室将逐渐地变得多么宽敞。
(康德：《1765-1766年冬季学期课程安排的通告》，见《康德著作全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12页。)
遇到康德的课，多数的学生大概是一定要逃的。但我想，那逐渐宽敞的教室里，肯定也会有两三个学生在安静地听讲。那两三个人，才是不点名的康德留下来继续讲课的动力吧。 （文 / 王宏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