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共同生活了三十年。我们相遇时，我三十二岁;她去世时，我六十二岁。这三十年，她是我的生之所在，心之所向。"
朱利安·巴恩斯是英国当代著名作家，与马丁·艾米斯、伊恩·麦克尤恩并称英国"文坛三巨头"，曾四度获得布克奖提名，并在2011年摘得。他的妻子帕特·凯伐纳是著名的文学经纪人，是他创作生涯的见证者，也是他所有作品的促成者。然而，这对相依相伴、同悲共戚的爱侣却随着2008年凯伐纳的去世而失散了。伤痛中的巴恩斯用文字书写下对共同生活了三十年的爱妻的纪念，同时也在死亡与分别中重新咀嚼那些有关人生的复杂命题。
欧茨评价这本《生命的层级》是"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审视一个人的离世，以个体事件阐释失去、痛楚、悼念以及巴恩斯称为'孤独'问题的普遍意义。"本文节选自书中第三部分"深度之失"，催人泪下，又引人深思。
巴恩斯与凯伐纳
在人生早期，世人被粗略地分为两大类：有过性生活者和尚无性生活者。后来，划分为尝过爱的滋味者和未尝过爱的滋味者。再后来——至少，如果我们够幸运(或者，不妨说，很倒霉)——划分为已忍受悲痛者和尚未忍受悲痛者。这些划分是绝对的，就像棋盘上的楚河汉界。
我们共同生活了三十年。我们相遇时，我三十二岁;她去世时，我六十二岁。这三十年，她是我的生之所在，心之所向。她讨厌衰老。年方二十，她就认为自己活不过四十。我却满心憧憬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看时光变慢，我们一起追忆往事。我能想象自己无微不至照顾她，我甚至能够——但其实没有——想象自己像纳达尔(注：19世纪法国摄影先驱)那样，学着温柔护士的模样，轻抚她鬓角的白霜(她憎恶这种依赖，于我而言却无关紧要)。
恰恰相反，从夏至秋，从确诊到她离世，在这短短三十七天中，伴随我的是焦虑、惊慌、担忧与恐惧。我尽力不回避，始终直面这一切。结果呢，我既癫狂又清醒。多少个夜晚，当我离开医院，我发现自己在幽怨地凝视着公交车上归家的上班族。他们怎么可以如此懒懒散散、无知无觉地坐在那儿，一个个摆出一副无动于衷的神情，而这世界即将改变了呀?!
死亡，一件既平庸又独特的事情，我们都不擅长应对。我们已不再能够赋予它更多的内涵。正如E.M.福斯特所言，"一场死亡也许可以说明自身，但并不能阐释另一个人的死亡"。因此，哀痛转而变得难以想象：不仅是它的时长和深度，还有它的色调和纹理，它的幻象和谵妄，它的屡屡发威。还有它起初的震荡：你突然跌落冰冷的北海，浑身却只有一件滑稽的软木浮力夹克助你求生。
而你一旦被卷入这一新现实，就根本无法未雨绸缪。我就认识一个人，她心想——或希冀——她可以做到。她的丈夫罹患癌症已久，几近奄奄一息;她很务实，提前就要了一份书单，收集了有关亲人亡故的所有经典文章。但是，当那一刻真正来临时，一切准备都功亏一篑。"那一刻"：你感觉已熬过了漫漫数月，但经查验证明，原来不过才寥寥几天。
很多年，不经意间，我会忆起一位女作家在比她年长的丈夫去世后写下的文字。在经历悲痛的过程中，她承认，灵魂深处有个声音在隐隐地向她透露真相："我自由了。"当轮到我时，我清楚记得这一点，我害怕那提词者的低声细语听起来像是一种辜负。但是，此音，此语，都没有听到。一份悲伤并不能启迪另一份悲伤。
悲痛，犹如死亡，既平庸又独特。这一比喻也是挺平庸的。当你换了车子的牌子时，你突然注意到马路上还有很多同样牌子的车辆。它们之前被视若无物，此刻，它们受到了关注。当你失去伴侣时，你突然注意到世间所有的孀妇和鳏夫都在向你奔袭而来。以前，他们或多或少是隐而不见的，而现在，其他驾车者和非丧偶者依然对他们视而不见。
如所预料，我们悲痛哀戚。那好像也是很显然的，可是，在我们这一时代，没有任何东西显得或者感觉是一目了然的。一位朋友去世了，撇下妻子和一双儿女。他们会有何反应呢?妻子着手重新装饰房子;儿子走进父亲的书房，直到读完父亲生前留下的每条信息、每份文件和每一物证才走了出来;女儿制作了几盏纸灯笼，她要让它们漂浮在将要撒下父亲骨灰的湖泊上。
另一个朋友在国外的机场，因为行李传送带引发的事故，突然失去了生命。事情发生时，他的妻子走开去取小推车。回来发现一群人挤在一起，围着什么东西。她以为大概一件行李突然打开了。然而事实是，"打开的行李"正是她的丈夫，已经没了呼吸。一两年后，我的妻子去世时，曾写信给我："人生来就斤斤计较，一个人对你有多重要，就能对你造成多大的伤害。因此，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痛苦值得细细品味。"她的话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很长时间里，我一直将她的信件留在书桌上。说实话，我并不相信有朝一日我会享受伤痛，但那时，我还在苦难的入口处。
我早已明白只有陈词滥调才能表达古已有之的情感——死亡，伤痛，悲怆，伤心，心碎。即便在当今，它们也是无法推脱逃避，或是有药可医的。悲痛是人的一种天性，而不是一种医疗状态。也许有良药可以帮助我们忘记伤痛，忘记一切，但是，任何药物都无法治愈伤痛。悲痛中的人并不是伤心欲绝的，他们伤心得恰如其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只是根据那件事物在心中的重要程度选择了同样程度的伤心。
"走了"是我特别不愿意使用的一个委婉性动词。"听到你妻子走了，我很忧伤。"尽管"死"这个词可能已经被你说滥，但你实在不必将它强加于人。不过，"死"有另一种折中的说辞。在我和她通常会一同出席的一场社交活动中，一位熟人走上前来，对我说："她没来，我很想念她。"我觉得，这儿，missing这个词就用得很恰当，它既表示缺席，又表示想念。
伤痛形形色色，并不能互相解释，但有可能互相重叠。因此，在伤痛的人群中间会形成"伤痛气场"。你的内心世界，只有你自己清楚——尽管你也知道不同的事物。你的身子穿过一面镜子，就像在某部科克多电影中一样，发现自己身处一个被逻辑和模式包围的异次元。举个小例子。我妻子去世的三年前，我的挚友，诗人克里斯托弗·里德失去了伴侣。他写了很多诗歌，都是关于妻子离世以及这带给他的创伤。在其中一首诗里，他描述了生者拒绝已逝者的情形：
可是我也遭遇了宗族的清规戒律，
而且举止粗鲁，
在餐桌闲谈中唤起我死去的妻子。
一阵沉默之音，
一阵心照不宣的恐惧和惊愕，飘然而至。
初读这几行诗，我不禁感慨诗人结交的朋友多么奇怪。我也在想：诗人大概一点儿都不认为自己表现粗鲁，对吧?后来，我的妻子去世了，我才一下子明白过来。我过早下了断言(或者，准确地说，我混乱的脑袋为我下了这个断言)。我决定在任何"我想要"或"我需要"的时刻毫不避讳地提起我的妻子。
聊起有关她的往事不过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尽管"正常"这个词本身听起来就很别扭。我很快明白，伤痛如何将悲痛的人区分开，如何重组他们，明白朋友是怎么经受考验的，为什么有些人及格了，有些人却没有。因为经历过同样的伤痛，老朋友之间的情谊可能会加深，也可能刹那间显得无足轻重。淡化伤痛，这一点年轻人做得比中年人好，女人做得比男人好。这一事实，既是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毕竟，我们通常认为性别相同、年龄相仿、婚姻状况接近的人更能理解对方。多么幼稚啊。
我记得，曾与三个年龄相近的已婚朋友在一家餐馆"共进晚餐，边吃边聊"。他们与我的妻子相识多年——也许加起来恐怕有八九十年。而且，如果别人问到我的妻子，他们个个都会说他们很爱她。在饭桌上，我提到了她的名字，却没有一个人接过我的话。后来，我再一次提及她的名字，同样徒劳无功。第三次，我甚至故意刺激他们。我很生气，也很惊讶，他们这根本不是礼貌，而是怯懦，他们甚至不敢提她的名字，连续三次漠视她的名字，他们这样做太让我失望了。
……
你无从得知，在别人眼中，你是怎样的人。你的自我感觉与你的实际情况也许相同，也许不同。那么，你的自我感觉是什么呢?试想你从几百英尺的高度坠落时一直保持清醒，着陆时，你的双脚落在了玫瑰丛中，接着整个身体跪倒在地。这样巨大的冲击使得体内的器官穿孔破裂，从体内崩裂而出。这是我们的感觉，为什么它看起来却截然不同?难怪有些人意欲转向一个更"安全"的话题。他们并不是逃避死亡，也不是逃避死去的她，而是在逃避活着的你。
我不相信我在有生之年还会见到她。不再相见，不再倾诉，不再抚摸，不再相拥，不再倾听，不再欢笑。也不再等待她的脚步声，在敞开的门后微笑着，将她拥入怀抱。我也不相信待我死后还会与她相遇。我坚信死了就是死了。
有人说悲痛是另一种形式的暴力，前提是自怜是无可非议的。有人说，悲痛仅仅是一个人对死亡的思考。还有人说，他们为生者忧伤，因为他们才是要经历彻骨悲痛的当事人，而逝者却无需承受这份伤痛。这些方法试图将悲痛最小化，从而走出悲痛。面对死亡，方法还是这样。
我承认，有些悲痛是自作自受——瞧，我已失去挚爱，瞧，我的生命已何等消逝——但从一开头，这悲痛更多的是洒向了她：既然她已失去了生命，就该寻根问底，看看她失去的到底是什么。她的肉体，她的灵魂，她对生命的强烈好奇。常常，我会有这样的错觉，仿佛生命本身才是最大输家，它才真切感受到丧亲之痛，因为它不再拥有她对生命本身的强烈好奇。
别人对事实、对真相、对逝者名字的逃避害怕，往往会激怒正处于悲痛之中的人。可是，悲痛之人他们自己又会说出几多真相呢?他们自己不就常常共谋逃避吗?因为，他们跌入的真相漩涡，不仅淹没了他们的膝盖，还蒙蔽了他们的心灵和头脑。这些真相有时无法辨识，有时即使能够辨识，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记得有一个朋友在做完胆结石的切除手术后，说那是他这辈子经历过的最痛苦的事情。他是一名记者，惯于描情状物。我问他能否描述这份痛苦。他盯着我，回忆涌上心头，眼泪也浸湿眼眶，而他，一直沉默着。他词穷了，找不到描述这种痛苦的最佳词汇。而我们的谈话也陷入了沉默。正当我悲痛欲绝时，一位熟人在众人面前问我："呃，你好吗?"我连连摇头，暗示他这不是适宜的场合(当时正在吃午餐，闹哄哄的)。他不依不饶，好像在一味地提炼问题："不，你一个人过得怎样?"我手一挥，示意他滚开。再说啦，那会儿我真觉得自己一个人过得不好，完全不在状态。我大可以说一句，譬如，"有点时好时坏吧"，让这个难缠的问题过去。那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英国式答案。只不过呢，悲痛之人难得感知到它的循规蹈矩，甚而英式风范。
你自问，在这纷乱的思念中，你对她有多思念?对携手走过的岁月有多思念?对她使我之为我的品质有多思念?对单纯的陪伴有多思念?或是对不那么简单的爱情有多思念?你自问，幸福记忆里面的幸福是什么?既然幸福是由某些共享的东西构成，那么这到底是怎么起作用的呢?独自幸福——这听上去措辞矛盾，就像是天方夜谭。
……
我对她的哀悼，简单而绝对。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不幸。刚开始，有些念头会顿时涌入脑海："无论动与静，我都在思念她。"日复一日，我不断重复这句话，以此证明我是何许人，我身处何方。驱车回家时，我会大声呐喊："我要回家了，就一个人回家，回到一个人的家。"失意降临、物品破碎或随意搁置时，我就安慰自己："比起失去她，这一切根本不算什么。"我几乎没有想过这种悲痛中生出的唯我论有何层次与不同，直到一位女性朋友跟我说她嫉妒我的悲痛。"这究竟是为什么?""因为，如果X(她的丈夫)去世了，我的情况会更加复杂。"她没有细说，实际上，她也没有必要细说。与她一番对话后，我有了新的想法：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我在从容地面对妻子的离去。
第一次与她分别的时间超过两天，是我去乡下采风写作。我发觉，除去所有意料之中的思念，我在道德上也存有深深的相思之情。这让我颇感惊讶，但其实并没什么好惊讶的。爱也许不会将我们引向心中的彼岸，但是，无论结果如何，爱应该是肃穆与真相的召唤。如果爱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它没有这样一种道德效应——那么，爱不过是一种矫揉造作的欢愉。然而，悲痛——爱的对立面——在道德空间却无立足之地。为了求生，我们被迫采取守势，蜷居一隅，而我们因此变得更加自私自利。那里绝不是"一览众山小"，仅仅是"一叶障目"。在那里，你甚至听不到自己的呼吸。
以前，看到报纸的讣告，我会百无聊赖地计算我与死者的年龄差：想着多了X岁(或者是少了X岁)。现在，看到讣告，我会转而研究死者的婚龄。我会嫉妒婚龄比我长的。我很少想到：在多出来的每一年，他们的婚姻生活也许夹杂着腻烦或束缚。而我对那种婚姻毫无兴致;我只想赏赐给他们幸福的岁月。再后来，我开始计算别人守寡的时间。譬如，尤金·波利，生于1915年，卒于2012年，电视遥控器的发明者。在他讣告的最后，是这样说的："波利之妻卒于1976年，他们携手走过三十四个春秋。"天哪!虽然他婚龄比我长，但他竟寡居了三十六年。三十六年的苦中作乐?
……
起初，出于惯性、爱以及对模式的需求，你继续重复做着你和她一起做过的事情。很快，你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一个怪圈：你独独一人重复着之前两个人共同做过的事情，但没有了她你就思念她;或者，你开始做新的事情，之前你从没跟她一起做过的事情，而你却以不同的方式思念她。你强烈感受到已失却了两人共同的词汇，失却了比喻、逗弄、伤人话、圈内笑话、傻话、娇嗔和恋人絮语——所有这些晦涩的所指深植于记忆中，但一旦向局外人解释就毫无价值。
天下所有夫妻，即使是最放纵不羁的，都会在共同的人生中建立起模式，而这些模式是有年轮的。于是，第一年就像你业已习惯的岁月的一幅底片像。这一年，不同于事件迭出的往年，你无所事事，百无聊赖：圣诞节，你自己的生日，她的生日，相识纪念日，结婚纪念日。而这一切与新的纪念日相交重叠：恐惧降临的日子，她摔倒的日子，她住院的日子，她出院的日子，她去世的日子，她出殡的日子。
熬过第一年，你以为第二年不会比第一年更糟糕，也以为自己已为来年做好了准备。你以为你已经与所有的苦痛相遇，在这之后，生活只剩下这些苦痛的重复上演。可是，凭什么苦痛的重复就意味着苦痛的减少呢?起初的一次次苦痛的反复，促使你思忖未来年岁中所有的重复。悲痛是一幅爱的底片像。倘若爱会在岁月的流逝中积累沉淀，为什么悲痛就不可以呢?
……
过了几个月，我鼓足勇气，开始出入公众场合，去看戏观歌剧听音乐会。可我发现我对剧场门厅有了恐惧之心。恐惧的倒不是门厅的空间，而是门厅里聚集的人群：激动难抑、满心憧憬地期盼着享受美妙时光的"正常人"。我无法忍受嘈杂的噪声和宁静如常的神情：一辆又一辆满载乘客的巴士对我妻子的离世无动于衷。我得劳驾朋友们在戏院门外等候我，他们像领孩子那样将我引到座席上。一进戏院，我就感到安全了;灯光暗下，我感到更安全了。
……
最初的时候，我不可能相信(但那些可能性去哪儿了呢?)梦境比记忆更加可靠，更加安全。在梦里，她的一颦一笑都更像她自己。我一向知道，这就是她——她冷静而有趣，快乐而性感，因而，我也这样。这一梦境，很快便演变成了一种常规模式。我们在一起，她显然身体康健，因此我想——或者确切地说，由于这是一场梦，我知道——要么她是被误诊了，要么奇迹般地康复了，要么(最起码)不知何故死亡被推延了几年，我们可以继续一起生活。这一幻想持续了一段时间。可是，我随后想——或者确切地说，由于这是一个梦，我知道——我一定是在做梦，因为，事实上，她已经死了。我醒了过来，感到非常快乐，因为我曾怀有这一幻想，但同时又嗒然若丧：真相终结了幻想。于是，此后我再也不想重入这一梦境。
某几个夜晚，熄灯之后，我提醒她最近她都没有出现在我的梦里，于是她就常常向我奔来，以此回应我(确切地说，"她"出现在梦里，以此"回应"我——我每时每刻无不认为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而已)。有时候，在梦里我们亲吻;这样的场景总有一种轻松笑意。她从不指摘或责怪我，也不会让我觉到愧疚或失职(不过，由于我把这些梦视为一厢情愿，所以我也必须将它们视为谋求私利，甚至自鸣得意)。或许，之所以有这些梦，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已有够多的惆怅和自责。然而，它们永远是慰藉的源泉。
因为，每当我试图从回忆中探寻的时候，我总是以失败告终。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无法回忆她死亡前那一年的场景。我能忆起的只是一月到十月：三个星期待在智利和阿根廷，在智利的南美杉树林里度过了我的第六十二个生日，与我做伴的是树林里那些欢呼雀跃的阿根廷啄木鸟。然后回归正常生活，之后是在西西里岛徒步度假，以及一些我们最后的共同回忆：巨大的茴香和满山遍野的野花，安托内罗的一幅画作和一头制成标本的豪猪，世界维斯帕周末一个满是高尔夫球名流的渔村。但此后，在我们归来的路上，恐惧加剧，崩溃突如其来。我记得她渐渐衰弱的每一个细节，她在医院里的时光，回到家、死去、安葬的时时刻刻。
但是，我的回忆无法退回到一个月以前;我的记忆似乎已灰飞烟灭。她的一位丧偶的同事安慰我，说这很正常，说我的记忆定会回来，可是，我的生命里鲜有可让我确信的事，没有任何固定的模式可循，因此，我心存疑虑。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很想知道这一切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让我觉得她再一次从我身边悄然溜走：我先是在当下失去她，然后又在过往里失去她。记忆——脑海里的影像档案馆——瞬间崩塌。
……
尽管如此，我还是清楚地记得最后的事。她读的最后一本书。我们一起去看的最后一场戏(电影、演唱会、歌剧、艺术展等)。她喝下的最后一杯红酒。她买的最后一件衣服。最后一个周末。我们最后睡过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床。最后一个这个，最后一个那个。我写下的最后一篇让她大笑的文章。她描述自己的最后的文字。她最后一次签自己的名字。她回家时我最后一次为她弹奏的曲子。她说的最后一句完整的话。她说的最后一个字。
……
事实上，一个人死了可能只意味着他不再活着，但并不表示他已不复存在。
于是我不断地跟她说话。我觉得这既必要又顺理成章。我跟她讲我正在做的事情(或者我一天中的所作所为);我一边开车一边向她指出一路的景致;我说出她的种种回应。我让我们的喁喁私语保持活力。我取笑她，她转而取笑我;我们背诵台词。她的声音让我平静并给我勇气。我越过桌面，看着一帧小小的照片，照片中的她一副稍稍揶揄的神情，我回答她的揶揄，不管她揶揄什么。简短的讨论后，平庸的家庭事务也顿时灼灼生辉：她认定浴室地垫实在丢人现眼，该一扔了之。
外人也许会觉得这是个古怪或"病态"，抑或自欺欺人的习惯;然而，顾名思义，所谓外人乃是未曾尝过悲恸滋味之人也。我自然而然地很容易将她外化，因为迄今我已将她内化了。这是悲恸的悖论：如果说这四年没有她我也好好地活了下来，那恰恰是因为她陪伴了我四年。她还那么活跃，证明了我先前的悲观论断毫无道理。毕竟，从某种意义上说，悲恸可能只是一重道义空间。
尽管我和她交谈时她总是有问必答，但我的口技是有限的。我还记得——抑或可以想象——对以前发生的或目前被不断重复的事情她会说些什么。但我说不出她对新近的事情的反应。在她走后的第五个年头的开初之时，我们密友的儿子自杀了，小时候他是个温柔、聪明的男孩，后来成为一个文雅而忧心忡忡的男人。虽然深陷在悲痛中，我发现自己困惑不已，数日来无法完全回应这突如其来的死讯。后来我才明白个中缘由：那是因为我无法向她讲述，无法听到她的回复，无法重现和比对我们共同的记忆。失去了她，我也就失去了各种伴侣，在所有其他种种伴侣中，现在又添上了一员：一位可以同悲共戚的人。
……
你期待何时可以"度过悲伤"?悲痛者自己是无从得知的，这是因为，现在，时间不像过去那样可以度量了。四年后，有人对我说："你看上去开心点了"——比"好些了"更胜一筹。更有胆大者说："你再找了一个?"仿佛那显然是唯一的出路。对有些局外人来说，确实是的;但对其他人来说并不尽然。某些好心人想要帮你"解决";而其他人仍然认定那对夫妇，即使他们已不再存在，而对那些人而言，"再找一个"是唐突无礼的。"那感觉就像是你爸再婚一样。"我的一位年轻朋友说。可是，我妻子的一位美国老朋友在她去世几星期后跟我说，按数据统计，婚姻幸福的人往往比那些不幸福的人更快地另觅新欢：通常不出六个月。她这样说是有意为之，颇含鼓励之意，但这一事实——如果是事实的话(或许它只适用于美国，在这个国家，情绪乐观是基本义务)——让我震惊不已。那显得既完全符合逻辑又完全不合逻辑。
四年后，同样是这位朋友，说："她已成为过去的一部分，我痛恨这一事实。"如果对我来说这不是真的，那么，语法，就像其他东西一样，已然开始变了：她其实并不存在于现在时，也不完全存在于过去时，而是存在于某一居中时态，即过去-现在时。或许，这就是为何我喜欢听到哪怕一丁点儿关于她的新消息：一段过去未曾报道的记忆，一条她多年前给的忠告，一段日常动画中她的闪回。如果她频频出现在别人的梦境里，我会替她感到高兴——她的行为举止，她的衣着打扮，她的饮食习惯，现在的她与从前的她是何等接近;还有，我是否就在她身旁。这些稍纵即逝的时刻令我兴奋，因为它们匆匆地将她重新固定在现在时态，将她从过去-现在时态中拯救出来，稍稍推延那一不可避免的遁入过去的历史中。
……
差不多在三十年前，在一部小说中，我竭力想象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成为鳏夫后的情形。我写道：
她死的时候，你并不吃惊。爱的一部分已经准备死去。她死了，你就更加确定了对她的爱。你没弄错。这只是全部事情的一部分。
随之而来的是疯狂。接着是孤独：并非是你所预想的那种浩渺的孤寂，也不是丧妻后耐人寻味的悲恸，就只是孤独而已。你期待着某种几近地质般的东西——身处倾斜的大峡谷中的眩晕感——但事实并非如此;你只是感受到一份彻痛，如同工作一般稀松平常……(人们说)你一定会从悲伤中走出来……没错，你确实走了出来。但并不是像火车驶出隧道那样，呼啸着穿过山丘，再次沐浴在阳光里，随后又伴着轰隆声驶入英吉利海峡;你从悲痛中走出来，就像一只海鸥从海面的浮油中逃离;你终生无法摆脱身上的沥青，而那脏了的羽毛也将与你永久相伴。
我在妻子的葬礼上读了这段话，十月的白雪覆盖着大地，我的左手触摸她的棺木，右手捧着一本摊开的书(这本书是献给她的)。我小说中的鳏夫过着另外一种生活——怀着另一种情爱——一种与我截然不同的鳏居生活。但是我太过悲伤，以至于只能断断续续地用几个词表达一句话的意思，同时惊讶于自己选词的精准。只是到了后来，我才开始小说家式的自我怀疑：或许，与其说那是为我小说中的角色虚构一份正当的悲痛，不如说是在预测自己将来会有的感受——而这就简单多了。
三年多来，我一直以同样的方式，按照同样的情节梦见她。然后，我做了一个千秋大梦，它仿佛为我的这一夜间辛劳做了一个了断。但是，正如所有美好结局一样，我并没有看到它实现。在梦里，我们还在一起，在某个开阔的地方一起做事，那样开心——所有的一切都是我曾经习以为常的——突然，她意识到这一切不可能是真的，必定只是一场梦而已，因为那时她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本文节选自
生命的层级
作者: [英]朱利安·巴恩斯
译者: 郭国良
译林出版社201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