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跨文化传播的世界，翻译家的名字总与译作共存同生，如林纾与《茶花女》，如梁实秋与《莎士比亚全集》，又如傅雷与《约翰·克利斯朵夫》。

　　傅雷，一生专于法国文学引进，主要翻译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的著作，同时也把自己隐于名家背后，无数个蜡炬成灰的夜晚浓缩为书封上两个字。如今，人们再找寻关于他本人的事迹，多半只依托于那本《傅雷家书》，和被取名为“聪敏”的两子的追思。

　　1954年，长子傅聪赴波兰进修古典音乐，傅雷、朱梅馥夫妇开始与之跨洋寄信，直到1966年两人决绝离世，傅雷一家在文学史上的留痕，几乎仅剩远在他乡的傅聪手中那近200封有拳拳之心、殷殷之情的书信。多年后，家书出版，人们才读到傅雷，同时也将傅聪的成功归于知识分子家庭严苛的教育，当然，还有说教、控制、父权等负面声音出现。无论如何，这些都不是傅家的全貌。

　　今天，恰逢傅雷先生112周年诞辰，为纪念，为缅怀，更为重新认知《傅雷家书》，本文把由傅雷次子傅敏整理出版，已成为国际知名钢琴家的傅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过有关家书、父亲的对话内容摘编出来，作一导读。

　　对于傅雷先生的家教背景、理想信念乃至真正的价值观、政治立场，历来众说纷纭，而今能为其代言的，或许是墓志铭上那行字：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01 不要把《家书》当作《圣经》来读

　　郭宇宽： 傅聪先生，很多人了解您，往往是通过《傅雷家书》。

　　傅聪：我已经听很多人说，我父亲的信写得那么好，当年之所以写下这些家信，就是准备发表的。我觉得非常荒谬，怎么会这么去理解呢?父亲是个译笔非常好的译者，文笔非常好的作家，但不能因此而说他是为发表而写的。

　　我父亲是很刚正的一个人，他正式发表的东西都很严谨，很理性，当然也有赞美贝多芬那种热情如火的文字，但绝少婆婆妈妈，舐犊情深，正式文字里绝对没有。而给我的信里，他任真情流露，不加克制。假如他是准备发表的，用字会有分寸得多。

　　所以我要借此机会特别声明：家书得以与公众见面，完全是历史的偶然。其中大部分书信，我弟弟一九七九年来伦敦，也是第一次看到，他爱不忍释，如对亲人······

　　郭宇宽：很多人心目中，印象最深的是您被傅雷先生耳提面命受过非常严格的教育。

　　傅聪：我觉得大家好像都忘了老夫现在也六十八岁了，人家老是问我家书的事情，好像我还是个小孩子似的。不过，我自己感觉我还是像个小孩子似的。

　　郭宇宽：很多人在自己的父亲去世以后，往往回过头来后悔当初没听父亲的话。您现在也经过了人生很长的历程，回过头来看看，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傅聪：我们是在同一条路上走的，就像爸爸信里说的那样，“儿子变了朋友，世界上有什么事可以和这种幸福相比的?”真的是这样。最近我看到当年他写给香港的一个朋友的信，里头有一段专门分析我的文字，哎呀，爸爸真是了解我，对我看得是一目了然，看到了骨子里头。

　　郭宇宽：对于《傅雷家书》，很多父母是当作《圣经》来读的。

　　傅聪：这很危险，非常危险，我非常不赞成。我跟你讲个故事。有个廖冲，我很喜欢这个女孩子，性格非常纯洁直爽，像个男孩子似的，音乐上也很有才能。她跟所有的人一样，很喜欢读家书，也被这本书感动，可是，她看了家书，对我说：“这样的父亲怎受得了啊!”

　　郭宇宽：对家书，除了受感动以外，我也感觉出来傅雷先生非常可爱的一面：他多次提醒您，一定要多写信，多给他回信。可以感到您父亲有非常爱护子女之情，但是有一点唠叨。

　　傅聪：那个时候他非常孤独，内心非常痛苦，有很多话只能够跟我交流，所以渴望我多给他回信。但那时我的音乐会很多，工作很忙，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做到父亲期望予我的对艺术的忠诚。这一点我是永远觉得很惭愧，很内疚。

　　听众：傅聪先生，我在苏立群写的《傅雷别传》里看到，您七八岁开始学钢琴的时候，父亲经常在楼上听到您练琴不对劲，就会下楼来对您严厉地打骂。他的信条是棍棒底下出才子，当时其至把您捆在门外。您后来成为艺术家，是因为您后来对音乐的一种天才，一种理解，起了作用呢，还是您父亲的捆绑之功?

　　傅聪：父亲并不是因为我弹琴时候的顽皮，才把我捆绑在门外。其实，男孩子淘气，在没有开始学钢琴以前，就发生过多次这样的事情。我十一岁以后，中断了弹琴，那时候我就开始反抗父亲，很激烈，甚至于要出人命的呀!至于说他的信条是棍棒底下出天才，那是无稽之谈，父亲从来不是那么认为的，那是后来邻居得出的所谓结论。到了“反右”的时候，有人就拿这个所谓的信条来批判父亲。

　　听众：傅聪先生，我们谈论到您的时候，往往会很自然地把您跟您父亲联系到一起。我想问一下，您父亲的成功，对您来说是一种光环呢，还是一种动力，一种压力?

　　傅聪：怎么说呢，两者都是，不过压力恐怕是无形中存在的，并不是我 aware of it (感知)。有些朋友说，“你父亲对你这种期望，所以你永远有种压力”，我家里人也这么说过。他们都看到我有时候活得相当苦，活得并不那么容易。所谓苦，也包括痛苦，或者艰苦，两者都有，不过也不缺少欢乐。不要以为我永远在那儿哭哭啼啼，没有这回事，我笑的时候比谁都笑得痛快。动力嘛，假如一个人自己本身没有一种生命力在那儿，要靠外在的什么东西作为一种动力，我看这也是有限的。

　　(原载《爱乐》二零零四年一、二月号合刊)

　　02 不是父亲与儿子的问题，是学问的问题

　　傅聪：其实我童年、少年时期，与父亲的关系并不融洽。直到十七岁，父亲看到我立志要学音乐，但没有问他要一分钱，觉得我很有骨气，很有志气。那之前我一个人在昆明滚打了三年，人成熟了很多，基本上已经与父亲有了那种朋友之间的关系。父子之间成为朋友是一个逐渐的自然而然的演变。

　　梅冬：当时，您妈妈在给您的信中也说到：聪儿，你像你的父亲一样早熟。

　　傅聪：我出国的几年变化比较大，自信心也多一些了。一九五六年回上海，跟爸爸聊天的时候，那种特别的感觉，就是父亲和儿子真的变成朋友了!我说的很多话，他都会肃然起敬，我讲音乐上的道理，他觉得已经到了一个水平。对他来说，这不是父亲和儿子的问题，是学问的问题，在学问面前他是绝对的谦虚。

　　我记得一九五六年暑假我到上海，在家里觉睡得很少，跟家里人有说不完的话，特别是跟我爸爸，简直是促膝长谈啊!谈的是各种各样题材，音乐、美术、哲学，真是谈不完。后来我回到波兰，爸爸给我的信上说，“谈了一个多月的话，好像只跟你谈了一个开场白。我跟你是永远谈不完的，正如一个人对自己的独白是终身不会完的。你跟我两人的思想和感情，不正是我白己的思想和感情吗?清清楚楚的我跟你的讨论和争论，常常就是我跟自己的讨论和争论。父子之间能有这种境界，也是人生莫大的幸福。”

　　梅冬：您还记得离开上海时，父亲的临别赠言吗?

　　傅聪：爸爸的临别赠言，共实我从小就听他说过——先做人，再做艺术家，再做音乐家，再做钢琴家。对我来说，怎样做人是一个很天然的事情，我从小已经有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念——活下来是为了什么?我追求的又是什么?父亲说先要做人，然后才能做艺术家。艺术家的意思是要“通”， 哲学、宗教、绘画、文学……一切都要通，而且这做人里头，也包括了基本的人的精神价值。这个面很广，不一定要在琴上练的，而是要思考，我的这种思考无时无刻不在进行。

　　梅冬：您可以谈谈《家书》对您的影响吗?

　　傅聪：凭良心说，《家书》我很少看，为什么?我不忍卒读啊!翻翻家书，我就会泪如雨下，就整天不能自持，整天若有所思，很难再工作下去。

　　可是《家书》里说的话，我从小也听爸爸经常说，我自己说出来的话，就像爸爸在《家书》里头说的，我写给他的信，就好像是他自己写的似的。所以《家书》里的话已经刻在我心里很深很深。特别是父亲的遗传，我现在一想起，眼泪就忍不住了!那里边真是一个大写的“人”字!父亲那么纯真、简朴、平凡，可他有真正的人的尊严。

　　对父亲，我记忆最深的是他受煎熬的心灵，他的孤独，内心的挣扎，与社会的不能和谐，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出国前我在北京的时候，他曾经用诗一般的语言给我写信，像写忏悔录似的，写大自然怎么样冰封，小草怎么样在严寒折磨之下长出来，应该感谢上苍。可惜那些信都没有了，假如还在的话，可能是所有家信里最感人的!

　　我目睹父亲受苦受难，这也是我早熟的原因。我很早就看到人类灵魂的两极，人的灵魂里有多少又渺小又神圣、又恐怖又美好的东西啊!莎士比亚笔下的世界我很早就在家里看到了，哈姆莱特和李尔王的悲剧我也看到了——当然我这是举一个例子，井不是说我家里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家里那种大波大浪我是从小跟它一起成长的。这些经历不是人人都有的，这些经历也更使我有了人生的信念。

　　我当年在父亲身边的时间很短，真正学到的东西其实很少，大部分都是后来自己学的。父亲开了一个头，给我指引了一条路。但如果你们认为我的一切都是从我爸爸那里学来的，那就把他看得太大，也看得太小了!他不过是中国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一个非常突出的代表。

　　我觉得我离父亲对我的期望还有距离，有很多地方我没有做到，这是非常惭愧的!有些原因是天性上的，在一般生活小节上，他比我严谨很多。他的写字台永远是一尘不染，所有东西都摆得井井有条。他做人也是严谨的，朋友来信一定回，如果朋友信中有什么话令他有感触的话，他会洋洋洒洒像写一本书一样地回一封信。我就依不到这一点，能打个电话就不错了，要我写信就太辛苦了!我在国外几十年，尤其是父母过世之后，基本上不再写什么中文了!多苦啊，写一封信要花几天，要真是那样，找也不用练琴了，得放弃了!那样的话，真是愧对江东父老!所以在《傅雷家书》里看不到我的回信，因为我不愿意发表出来，我觉得那些东西太幼稚了!那个时候的我跟现在的我，虽然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深度和广度上有距离。

　　(原载《群言》二零零三年第一、二期)

　　03 傅雷——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见证

　　冬晓：《傅雷家书》已由三联书店出版，您有些什么想法，愿意向读者讲些什么吗?

　　傅聪：父亲一故世，欧洲就有好几个杂志的负责人问我这批书信，因为在国外很多朋友知道爸爸给我写了许多信，我那时的妻子也收到他不少信。有个出版社多次问我，愿出高价，我都拒绝了。我觉得爸爸的这份家信是有永恒的价值，是一个很特殊的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见证，我不愿意让这些书信成为任何一种好意或恶意的势力的工具。现在由三联书店出版，我高兴，但有时也有些doubt。

　　冬晓：疑虑?

　　傅聪：这词不好译，不是对某个人、某件事的疑虑，而是自己思想上的东西。含义不同，难译。

　　我爸爸是个赤诚的人，不仅对我，对朋友也这样。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他的内心生活全部在信中反映了出来。但这些信都是五六十年代写的，都带着当时的时代气氛和他的心境、情绪。虽然他一直坐在书斋里，但从信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跟当时的社会生活血肉相联。不过有些想法，我想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可能会很不同。

　　冬晓：那是反映了当时条件下，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感情。

　　傅聪：这些信的价值正在于此。刚才说我还有些doubt，就是说他在某个时期对自己做了相当多的解剖、自我批评。现在看，有一些可能还要回到原先的认识上去。如他一九五四、五五年到社会上去，看到了整个国家轰轰烈烈的建设景象，深受感动，又说看了许多解放战争、革命战争时期的小说，补了课，使他感到他以前的“不能够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认识是书生之见。可是我觉得，他原来的这个见解却是对的。经过十年浩劫，甚至一九五七年以来的历史，证明了只问目的是不行的。也许我有点杞人忧天的doubt。爸爸在国内文艺界有一定声望，大家尊敬他，这些家书出版后，会不会对有些内容不能从本质上去了解，而只从表面上去看?

　　冬晓：人们会理解的。在当时，他在信中反映的就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对国家的那种虔诚，那种热爱。他急于要跟上新的时代，急于要使自己融合到新的时代中去，所以他努力地跟随形势、否定自己，那是一种真挚的感情。

　　傅聪：也许我在西方耽久了。我认为，一切信仰没有经常在怀疑中锤炼，是靠不住的，是迷信。 我觉得我们知识分子对造成现代迷信也有责任。知识分了应该像鸟，风雨欲来，鸟第一个感受到，知识分子最敏感，应该永远走在时代前面。可是我们也参与了现代迷信，没有尽到知识分子的责任。

　　爸爸说过，“主观地热爱一切，客观地了解一切”。正因为中国人太主观地热爱一切，而不客观地多作怀疑，多怀疑就不会盲目闯祸了。爸爸基本上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他说的“了解一切”，就包括怀疑。了解包括分析，分析就先要怀疑，先要提出问号。他在一封信里说：“我执著真理，却又死死抱怀疑态度。”死抱住一些眼前的真理，反而会使我们停滞，得不到更多的更进步的真理。我想我们的社会的确不应该死抱住教条不放，应该不断地探求新的真理。

　　冬晓：您认为这些家书中反映的最本质的思想是什么?

　　傅聪：赤子之心。爸爸的信从头到尾贯穿的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这个。

　　看这些信，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概括这个人：他一生没有一分钟是虚度的，是行尸走肉的，他的脑永远在思想，他的心永远在感受。

　　他是一个在中国最优秀的传统中植根非常深的知识分子(我说的是最优秀的传统，从屈原一直到现在的传统)，同时又是五四觉醒的一代。他接受西洋的东西，绝不是表面的、生活习惯上小节的东西。现在在国外可以碰到很多生活非常洋化，西装革履，家里连中文也不说的人，可是这些人对西方文化根本没有一点点真正的了解。而爸爸为什么对西方文化能有真正的深刻的掌握和了解，就是因为他中国文化的根子扎得很深。

　　我爸爸责己责人都很严，是个非常严谨的人。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有着东方文化的根，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从西方文化中来的，他的那种科学态度，很强的逻辑性，讲原则，这些都是西方文化的优点，他是接受了这些优点的。他在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本书时说过，他受这本书影响很大。罗曼·罗兰作为一个欧洲人，有这么个理想：希望能够把德国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两个民族的文化取长补短，创造一个更灿烂的文化。我爸爸一辈子追求的就是希望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间取长补短，融合创造出一种新的更灿烂的全人类的文化。

　　刚才说的赤子之心，还要讲回来。我爸爸这个人也有很多缺点，因为他是个活生生的、丰富的人，他的缺点优点都不是一般的，都是比较大的。如他脾气的暴躁，一时神动不能控制，可以使人目瞪口呆。

　　傅敏：可是他同时又可以是绝对冷静，很理智，很严谨。

　　傅聪：那绝对如此，一切都很强烈，幅度很大。最主要的一点，是爸爸这个人完全是真的。这跟知识的高低，品质的好坏没有关系。

　　冬晓：我第一次见您爸爸是在郑振铎先生那里，那时郑先生就说傅雷一辈子要为“赤子之心”受累。

　　傅聪：他之所以是这么一个很特殊的典型，说到最后，他是一个本真的中国人。中国人的特殊之点是感性第一，这感性第一说到底就是赤子之心。所以他虽然一方面那么严谨，同时他又是一个大慈大悲的人，他的同情心非常博大，处处为人家着想，小处为儿子，稍大点为朋友，再大点为国家为民族着想，从他很多书信中可以看出这样的态度。抱了这样一种态度，再加上科学分析的能力，这样的人就是优秀的人。社会上都是这样的人，那这个社会就是理想世界了。

　　我每次回国来，常常一点点小事就马上使我心里暖起来，马上就乐观起来，因为我还是一颗中国人的心，感情也是中国人的。我觉得如果东方人能保持这种赤子之心，而又尽量学习西方人的理智、逻辑性、科学精神，这就是我爸爸一直孜孜追求的世界文化的理想。

　　冬晓：请谈谈傅雷先生对您做人最可贵的影响和帮助是什么?

　　傅聪：他最强调做人，没有这一条就谈不上艺术，谈不上音乐，一切都谈不上。我觉得整个国家也一样，国家要好的话，人的素质要好，人的素质用简单化的方法来说明很危险，像小孩子看戏那样，这是好人，那是坏人。其实好人坏人的区别并没有那么简单。人类社会不管发展到什么阶段，一定会有矛盾，人也有智力的、品格的种种矛盾。后天能给人的素质以影响的除了感性上的东西——如新中国刚创立时全中国有那样一种气氛，我想那时候全中国的人都好像忽然变得好了很多，那是感性的东西，感性的东西占了很大部分。但单纯靠这感性的东西是不够的——一定要有理性的东西。我爸爸一辈子所追求的就是把感性的东西融合到理性里去，就是我刚才讲的信仰和怀疑的问题。

　　你问我爸爸对我影响最主要的是什么? 可以用一句话说：独立思考。他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绝不盲从。盲目的信仰很可怕，更可怕的是自己骗自己。

　　我认为爸爸是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欧洲的近代文明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经过了四个多世纪的沉睡，除了经济基础，经济结构，整个制度从封建走向资本主义的萌芽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是人的觉醒。那时欧洲资本主义还非常弱，但人已开始不安于人云亦云，不光是追求对宇宙提出问题，也开始考虑人活着为了什么。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考虑这个。爸爸的信从头至尾讲的也就是这些。有了这个基础，一切从这个基础上产生的进步才可能巩固，才是真正的进步。

　　(原载《与傅聪谈音乐》修订本，一九八一年春节)

　　本文节选自

　　《傅聪：望七了!》

　　傅敏/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