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易憲容

　　一場新冠疫情，各國政府封城鎖國，把全球的經濟推向了谷底，各國央行不得不使出各種招數來救經濟，以此來保證本國的經濟能夠活下來及刺激經濟復蘇。比如，美聯儲一下把基準利率降低到零，而且表態這種利率會維持到2022年底以及大規模地買債;中國央行則預計今年信貸增長要達20萬億元，社會融資規模要達30萬億元，而前者是2009年的兩倍以上。可以說，以往在危機時臨時推出的非常態貨幣政策工具，目前成為了各國央行貨幣政策的常態工具。如零利率、負利率、量化寬鬆等非常態的工具已經成了常態，只要央行感覺到經濟增長還沒有達到央行所認為的目標，利率低了可再低，貨幣政策量寬了可再量寬。這種狀態何時結束?是否已經形成了覆水難收的局面?

　　量寬政策覆水難收

　　比如，美聯儲、歐洲央行、日本央行、英國央行的資產總和，2007年時是3.3萬億美元，到目前已經上升至接近20.5萬億美元，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之後累計上升5.2倍。如果從這些國家的央行銀行資產增加的歷史來看，更是匪夷所思。如英國央行成立於1694年，日本央行開始於1882年，美聯儲為1913年，歐洲央行為1998年。這些國家央行經過數百年或數十年的積累，其資產規模也僅是3.3萬億美元，但在美國經濟危機各國實行量寬貨幣政策之後，只用13年半時間，急升520%。還有，中國商業銀行的資產總規模在2007年時在55萬億元左右，到2020年4月底則達到297萬億元，上漲幅度達到440%。而這幾年內地商業銀行的信貸則是金融市場流動性增加主管道。

　　可以說，美國金融危機之後，各國央行向市場注入的流動性越多，各國經濟陷入的困難越深。因為氾濫的流動性並沒有真正讓實體經濟走向繁榮，而是不斷地推高各國的資產價格。美國股市曾走出歷史上最長的11年的大牛市，中國則推出一個房價只漲不落房地產大牛市。而這兩大牛市，使經濟的金融化越來越嚴重，社會財富分配越來越不公。可以說，社會財富分配越來越不公是當前全球經濟難以走出目前困境的重點與難點。

　　比如，加拿大國會預算辦公室6月17日公布加拿大家庭財富狀況。加拿大前0.01%的最富有家庭平均擁有1.431億加元的淨資產(其中包括股票、房產及其他流動和非流動資產)，大約有1600個家庭。這些家庭的總資產為6540億元，佔加拿大家庭總資產的5.6%。前1%的最富有家庭有約16萬個，他們總共擁有3.01萬億加元，佔全國家庭總財富的25.6%。可以說，加拿大本來算得上社會分配較為公平的國家之一，如果加拿大的社會財富分配都這樣不公，那麼其他國家的問題就更加嚴重。比如美國及中國肯定要很嚴重，因為美國的股市及中國的樓市是製造社會財富嚴重分配不公最為重要的方式。

　　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

　　美國智庫InstituteforPolicyStudies報告發現，在今年3月中旬至6月初這11個星期，美國富豪的總財富增加了20%(5650億美元)，當中亞馬遜老闆貝索斯身家大升32%(362億美元)至1490億美元。反觀亞馬遜員工即使保住飯碗，並獲得臨時津貼，每周薪金僅增加80美元，落差之大，令人警覺到市場流動性氾濫，只會使富者越富，貧者越貧。

　　又比如，疫情之後，中國政府為保市場主體，要求商業銀行讓利，全面降低利率水平。據報道，在中國央行政策刺激下，不少商業銀行的信貸利率在走低。比如，近期內地消費類貸款的利率在持續走低到4%以下，但是，利率走低，銀行信貸是不會流入收入不高、經濟條件不好的一般居民手上的，而所針對的是銀行所謂的優質客戶。也就是說，對於絕大多數低收入的居民來說，特別是6億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的農民來說，他們不僅持有的金融產品少，也很難進入現在的銀行信貸市場獲得低成本的資金，因為他們不可能是銀行的優質客戶。融資成本再低，基本上與這些居民無緣，那麼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再氾濫也無法幫助他們增長財富，反之流動性氾濫所導致的貨幣貶值，只能讓中國絕大多數人的社會財富所持有相對比重越來越低。這正是當前各國央行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所導致的結果，即社會財富分配越來越不公，氾濫的流動性更多的會流入少數人手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