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 譚惠珠

　　香港國安法的實施，是彌補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短板」問題的重要舉措，可確保「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對全國人大作出決定的說明，闡明了香港國安法的首要作用是防範，然後是制止和懲罰危害國家安全的人。我認為這個目的非常明確，這法律不設追溯期，就是讓香港重新出發，在一個較和諧的氛圍下重新檢視社會發生了什麼問題、如何解決、重尋共識、再振經濟、回歸「一國兩制」的軌道，在跟隨祖國和平崛起的路上再邁步前行。

資料圖

　　與基本法並行的全國性法律

　　我看到從國際社會到香港法律界，有兩個問題廣受關注：一是香港國安法有沒有破壞「一國兩制」，二是香港國安法是否違反基本法。

　　對於第一個問題，有關國家安全的立法和建立執行機制，不是香港的高度自治權，基本法第23條寫在第二章即中央與特區關係這一章裏，本身就說明了這不是香港的高度自治權範圍。國際上無論是單一體制的國家或者是聯邦制的國家，立法保障國家安全、建立執行機制，以及進行審判都是國家的事權，不是一個地方政府的事權。比如說加泰羅尼亞是西班牙的一個自治區，它通過獨立法案後，所有加泰羅尼亞的獨派領袖都被送到西班牙首都馬德里接受最高法院的審判。從法理原則和國際慣例上看，違反國家安全法律的人員都應該由中央的最高司法機關審判，但是中央遵照「一國兩制」的安排，把大部分案件交由香港審判，「一國兩制」並沒有被破壞。因為國家在保護「一國」的情況下，仍然非常尊重「兩制」。

　　香港國安法並沒有違反基本法。

　　第一，在立法過程中，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和香港基本法委員會把兩部法律研究得很清楚，認為並沒有香港國安法抵觸基本法的問題。

　　第二，香港國安法和香港基本法都是全國性法律，兩法並行。香港國安法經過納入附件三的程序在香港公布實施，不經香港立法會的通過，可以用於訴訟和審判，但不等於香港國安法成了基本法的附屬條例，香港國安法仍然是一部本身與基本法並行的全國性法律。

　　第三，基本法有三個條文提到，假如有法律抵觸基本法的時候應該怎麼處理。如第11條規定，香港特區立法機關制訂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基本法相抵觸;第8條規定，香港原有的法律假如不抵觸基本法，就予以保留;第160條規定，原有的法律除了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宣布抵觸基本法之外，都可以保留。如以後發現現有法律抵觸了基本法時，按基本法的程序修改或停止生效。這三個條文說的都是香港本地的法律，沒有一個條文提到全國性法律是否抵觸基本法。所以雖然香港國安法在香港實施，它本身仍然具有全國性法律地位，並不是香港與本地的立法一樣。香港國安法第62條也講得很清楚，香港特別行政區本地法律規定與本法不一致的，適用本法規定。所以在整個基本法裏，沒有任何機制讓香港的法庭作出裁定，認為一部全國性法律抵觸了基本法。

　　第四，香港國安法與基本法的關係體現在香港國安法納入了基本法附件三在本地實施。按基本法第84條，這樣的全國性法律可以用來在香港審判，成為法院判案的依據，香港法院是通過基本法第84條和158(2)去解釋該法律。

　　合力維護國家安全

　　香港國安法第65條規定，本法的解釋權屬全國人大常委會。常委會的解釋權不限於是否在審判的時候使用，對該法擁有完全的對全部條文進行解釋的權力。

　　香港國安法規定，在三種情形下，由中央行使管轄權進行審判，一是案件涉及外國或者境外勢力介入的複雜情況，香港特別行政區管轄確有困難的;二是出現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無法有效執行本法的嚴重情況的;三是出現國家安全面臨重大現實威脅的情況。結合基本法第19條來看，香港司法機關對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和事實的問題沒有審判權;第18條規定，假如香港遇到香港特區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情況，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決定香港特區進入緊急狀態，有關的全國性法律可以在香港宣布實施。由此可見，香港國安法規定的三種情形案件的管轄權問題，很清楚區分了中央事權和特區的高度自治權，與基本法18條與19條的立法精神也是一致的。

　　現今國際形勢緊張，新冠疫情肆虐，有外國勢力把國內政治、經濟問題的壓力全力轉嫁於攻擊中國。國家在應對新冠疫情，保經濟、保就業、保民生的重任下，還要為維護香港穩定繁榮，力拒某些西方國家藉香港國安法向中國施壓。中央正在堅定地保障國家福祉，港人必須盡憲制和國民的責任，盡一切力量配合香港國安法的實施。

　　無論是個人或公司、社團、公務員、專業人士、媒體、老師和學生，都要了解和遵守香港國安法，重建一個有秩序的和諧社會。因為香港面對的外部問題和內部經濟困難不少，此刻正需要果斷地止暴制亂，在「一國」之內團結，在「兩制」之間互相尊重，同心協力，穩定社會，再創生機。在香港國安法這塊「壓艙石」的保障下，我相信香港將無懼風浪，重新起航，「一國兩制」必將繼續開啟廣闊、光明的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