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明生

　　因應食肆感染群組眾多，港府禁止餐廳堂食。然而，這項措施卻出現進退失據之窘，先是僅限晚市，後來則變全日，最新卻變回容許下午六時前堂食。事後回望，問題究竟出在哪裏?

　　莫被反對聲音左右

　　有關食肆禁令的時序是：因應每日確診數字持續高企，社會上開始有呼聲要求加辣，包括針對規管食肆的措施，故政府決定率先禁止晚市堂食，理由是很多打工仔都要依賴午市堂食;然而，政策甫推出，馬上有人質疑力度不夠，甚至揶揄「病毒六點後才出現嗎」。政府隨後便收緊至全日禁止堂食，但這樣有助平息民間反對聲音嗎?結果是適得其反，因大量基層蹲在街邊吃飯，政府隔日便收回措施，恢復到容許下午六時前堂食，不過就僅限每桌2人。

　　可以看到，最初「禁堂食令」本已充分評估了午市狀況，明白到一旦停止午市會帶來極大問題;然而，受累於民情反應，才不得不改動。換言之，政府今次施政窘迫，不是原來想得不徹底、不貼地，而是反過來過於追求貼地，被反對聲音左右。眾所周知，香港有股為反而反的政治化氛圍，任何政策都難逃動輒得咎的命運。當中，有市民未必是為反而反，但卻容易被相關輿論影響;正如「關公都有對頭人」，政府推出政策時既已深思熟慮、考慮周詳，好應該擇善固執、毋忘初衷。

　　莫專家崇拜

　　更關鍵的是，政策釐定也不應過度「專家崇拜」，陷於「訴諸權威的謬誤」。誠然，專家對疫症肯定了解較深，知道什麼活動易令病毒傳播;不過，公共政策及其影響的全面性，則一定不是專家專長。始終，科學、醫學是一回事，社會科學、以至政治學乃另一回事;科學地做一件事，亦不等於學科上的科學。

　　事實上，單就「禁堂食令」，對照專家不同時間的說法，也恐是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譬如何栢良專家此前曾說，反正現時少了人堂食，故須趁早出辣招，全日禁止食肆堂食;惟當午市亂象出現後，他便馬上形容情況「慘不忍睹」，直言措施行不通就要更改。又如許樹昌也說過，全日禁堂食是「應該做」的，並指明每日確診維持三位數就要推行;不過，他後來同樣改口風，表示全日禁堂食的情況「非常不理想」，認為應作微調重新容許日間堂食。

　　其實，專家們的前言不對後語，又豈止於此，並豈止2人?相信大家都未曾忘記，袁國勇曾寫了又撤了一篇長文，當中說疫情源於內地食野味的「劣質文化」云云。時至今日，好像美國的疫情一發不可收拾，又會不會基於冥頑不靈的不戴口罩「劣質文化」?可見不宜貶損一地文化為「劣質」。更莫說，知錯能改，中國內地已開始嚴格取締野味市場。還有，袁國勇一度稱讚日本、德國的抗疫工作，但有鑒當地疫情最新發展，這些判斷難道又適切嗎?

　　再遠一點，政府在應對第一、二波疫情時，雖然必定還有改善空間，但終究是在最低副作用的基礎上有效降服了疫情。當時，專家們豈不也曾建議推出辣招?時光倒流的話，如果當時真箇大幅加辣，第一、二波疫情肯定輕微得多;但錢幣的另一面，食肆須更長時間手停口停，員工並被迫放無薪假或乾脆辭掉，由經濟到失業率還能不能守住今日模樣?也別論，什麼確診數字「幾何級」上升，推算或估算最終數字如何如何等等，從結果看都是僅具參考價值罷了。

　　若往前看，誰不知道袁國勇、許樹昌等曾提倡最極端的「禁足令」，最最有助管控疫情呢?但跟「全面封關」一樣，到底都是不切實際、不了解社會經濟的有效運作，至少在現階段疫情來說絕對言之尚早。畢竟，「禁足令」縱可切斷病毒傳播鏈，但錢幣的另一面，卻無視物資如食物、口罩等的生產、運送、銷售(或配給)等需要。香港如是，世界亦然，假若全球農夫和屠場停工、全球運輸物流業停擺、全球人民不能外出補給食物，人類只怕率先餓死而非病死。同樣極端地言，一日人類有往來交流的必要，一日物資供應鏈過程涉及人手，專家寄望以「禁足令」來百分百切斷病毒都不可能實現。

　　中庸平衡是王道

　　所謂專家，只是某方面的專家;公共政策的施行，固然要聽取專家意見，但最終還是須要通才，否則不能作出全面、平衡、實事求是的決定。如果說，為反而反的是刁民，只會過度放大某措施的缺點，以致忽視了措施原來的優點及兼容性;專家的意見，同樣多集中在專門、局部的環節，畢竟任何措施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既無關他們的專業，亦不是他們應該關注的地方。對純粹的醫學決定，不妨「專家崇拜」;在宏觀的公共政策，則宜「通才崇拜」。

　　不必諱言，香港社會日漸政治化、兩極化，許多政策都受非常片面、非常激進的思維拉扯;不過，政策最應講求的，乃是中庸之道、通盤顧及不同範疇的影響。進退之所以失據，就是因為失卻平衡。廣開言路無疑是對，但亦須做好選擇取捨的工夫，若然所有意見都照單全收，進退失據之窘只怕愈發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