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性能

    2019年初冬，我們去深圳的布吉參觀凌道揚的故居。

    布吉。這個地名聽起來很平常，不會引起豐富的聯想，以為是某個少數民族的發音。中國這塊土地上的民族眾多，許多地名來自少數民族的語言，卻用漢字來記錄，因此你很難知道地名後面真正的含義。比如內蒙古東部的「海日蘇」，貴州西北部的「畢節」。但「布吉」這個地名不一樣，只要放在心裏咀嚼一分鐘，將它的第一個字看成是動詞而第二個字看成是名詞，即會發現這個地名很有些特別，帶有某種祝福的意味。

    一個地名意味深長，往往預示著它有深遠的歷史。布吉應該就是這樣，據說它的前身是莆隔村，客家話中，「莆」與「布」的音相近，因此到了清中期它已然成了「布隔」村。這個地方是交通要道，1911年廣九鐵路通車，要在這兒設一個站，有人把站名取做「布吉」。是誰自作主張把「布隔」改為「布吉」，動機是什麼，如今已無法考證。但自從改為「布吉」之後，憑藉特殊的交通優勢，布吉漸漸繁華起來，在深圳建市之前，它已然成為一個規模不小的鎮，由一個叫寶安的縣管轄。

    以往，我以為深圳是一座橫空出世的城市，是「一張白紙好畫最新最美圖畫」的城市，沒有想到它的前世是寶安縣。也就是說，深圳其實是有前史的，只是相比今天聲名顯赫的「北上廣深」的「深」來說，寶安在中國歷史的夾縫中，實在乏善可陳，以至於一再被忽略。但當我克服內心的偏見在網上查閱寶安縣的歷史時，立即就有了一種因無知帶來的不安。這個縣最早竟然建於東晉咸和六年，用公曆來表達的話，就是公元331年。也就是說，一千七百八十年前，南中國大地上就有一個叫寶安的縣了。想想也對，但凡縣名裏帶有「安」字的，歷史都不會太短。因為古代中國戰亂頻繁，民不聊生，人們自然渴望天下太平，四海安瀾，所以「安」字在古代便被廣泛用作縣名，既是一種願望的表達，又是一種良好的祝福，有點像我們今天人名里取「勇」或者「剛」什麼的。淮安、泰安、姚安、廣安、雅安、江安……今天，如果翻開中國地圖，這種帶「安」的縣名仍然可以數出一長串。

    寶安建縣以後，曾經幾易其名。一會兒叫東莞，一會兒又叫新安。叫新安縣的時候，這個縣遭遇到了難以言說的屈辱。中國近代史上簽訂的《南京條約》、《北京條約》以及《展拓香港界址專條》，都與新安縣有關。三個條約的簽訂，使原屬新安縣的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讓租借給了英國。所以到了民國三年，新安縣又改回叫寶安縣。看來還是寶安這個名字更適合它。

    布吉作為昔日寶安縣最大的鎮，歷史也並不短。組織者說，凌道揚的故居就在布吉的老街上。就像今天很少有人知道寶安縣漫長而繁雜的歷史一樣，在日新月異的深圳，知道凌道揚的人也不多。但當我聽說他是中國植樹節的首倡者時，立即為自己的孤陋寡聞感到臉紅。離開賓館乘坐大巴去布吉的路上，我的心裏充滿了疑惑。深圳還有堪稱「老街」的地方？許多歷史悠久的城市老街都被消滅了，這兒還會有「老街」保留下來？我以為所謂的布吉老街，可能只是一個地名。

    那天上午，我們乘坐的大巴在繁華的城市大道穿梭後，汽車在離布吉小學不遠的地方停了下來。因為通往凌道揚故居的街道窄小，大巴車進不去，我們只能下車步行。從布吉街進去不遠，我在略顯凌亂的老圩市場一眼見到一幢骨骼清奇的建築，心中一凜，預感到那應該就是凌道揚的故居。果然，走近一看，真就在灰黃色的牆體上掛有「凌道揚故居」的金屬牌匾。這是一幢中西合璧的老建築，造型舒展大方，灰黃色的山牆頂部呈三角形，斜面的瓦頂在四面環伺的水泥高樓間特別顯眼，仿佛一群西裝革履的來賓中間，夾雜著一位身穿長衫的學究，神秘、安靜，有來歷。

    凌道揚故居建於1902年，是凌道揚的祖父凌啟蓮發起修建的，至今已是有著一百餘年歷史的老宅。可以想像，當年這幢建築修建起來的時候，一定是布吉的地標性建築，當然也會是昔日寶安縣的地標性建築。然而讓這幢只有兩層樓的建築成為地標式建築的最重要原因，是這幢建築出了個凌道揚。1910年，在上海聖約翰書院接受過正式教育的凌道揚被選中，陪同清王室的兩位貴胄子弟赴美國麻省農學院學習，消息傳到辟遠的寶安縣城，立即引起轟動，許多人趕到布吉來，想一睹凌道揚這個給地方帶來榮光的人。不負重望，四年以後，凌道揚在美國獲得了林學碩士學位，成為中國林學碩士第一人。

    置身於布吉老街，我驚詫在寶安縣城脫胎換骨的變革中，這幢建築竟然被保留了下來。在布吉，被保留下來的不止是凌道揚的故居，還有歷史悠久的布吉老圩。狹窄的街道兩側均是商舖，凌道揚故居一旁不遠的地方，有一幢青磚修建的樓房，應該也有著悠久的歷史，也是兩層，下面一層作為鋪子用，上面一層，牆體上看得見當年特意修建的「槍眼」。很顯然，這是一條充滿生活氣息的老街，與中國其它地方有歷史的老街一樣，肉鋪在街邊，蔬菜攤和雜貨攤也在街邊，生活當然也就在街邊。我懷疑在深圳這座移民城市裏，生活在這裏的應該就是老寶安人，真正的土著，而布吉老街，儘管它現在劃屬龍崗區，但它應該就是昔日老寶安縣城的一個縮影。

    在來凌道揚故居之前，我以為深圳的地標只是高聳雲天的平安金融大廈。當我搭乘的航班飛臨這座城市的上空時，我突然發現，雲層之上的天空永遠是晴朗的。黃昏時分，暮色像一床厚重的棉被覆蓋在城市的身上，透過舷窗往下眺望，機身下的建築模糊、曖昧，感覺芸芸眾生的天堂已經準備打烊。但是，有一幢建築在暮色之上，像從大地深處刺向天穹的一杆標槍，醒目、耀眼、唯我獨尊。有人告訴我，那是平安金融大廈，深圳的地標，全國第二高樓，接近六百米，比深圳一帶大多數的山峰都要高。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我來的那天，飛機抵達深圳之後並沒有急著下降，而是在城市上空逗留了一圈。天空裏沒有參照物，我很快就失卻了方位感，但因為有平安金融大廈，我立即勾勒出東南西北的座標。大廈金碧輝煌的一面肯定面西。左西右東上北下南，混沌的世界立即恢復秩序。及至我乘坐出租車趕往事先預定好的酒店，我發現暮色中的平安大廈，深圳的時光門童，還正在向滑向遠天的夕陽做最後的告別。因為絕對的高度，它是這座城市裏沐浴陽光時間最長的建築。天晴的日子，金色的牆衣總是最後一個褪下，黃金的鐘表薄而柔軟，最後的光束在樓尖上隱退，深圳真正的夜晚方才到來。

    如果你問深圳的地標性建築，今天的深圳人十有八九會說是平安金融大廈。但來到布吉的凌道揚故居之後，我意識這兒應該是深圳的另外一個地標，一個時間的地標。在我看來，地標不僅是一個空間概念，更是一個時間概念。沒有時間的保障，空間的地標很難成立。就像阿房宮曾經一度是古城西安的地標，也是整個大秦帝國的地標。杜牧說，「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從規模上來說，阿房宮肯定比後來的大雁塔更顯赫，但當年的阿房宮已煙消雲散，而大雁塔還在，去了西安，隨便問一個當地人，都會熱心告訴你大雁塔的去處。所以，真正的地標，其實與記憶有關，也與情感有關。這些年，許多城市都熱衷於修建地標式的建築，北京的「鳥巢」，上海的「東方明珠」，台北的「101大廈」……但還有一種地標，能夠在歷史書中按圖索驥被人們找到，被人們的情感硬盤永久儲存，像北京的天安門，上海城隍廟，武漢的漢正街，重慶的解放碑……我所寄居的雲南，無數人認定自己的祖上來自處於南京的柳樹灣，想必當年那個地方應該是南京城的地標。我的朋友赫正治，在寫作《漢民族入滇史話》一書時，曾到南京城查找柳樹灣的下落。他在那座完全陌生的城市尋找了兩天，完全不得要領，柳樹不時能夠見到，柳樹灣卻令土生土長的南京人一頭霧水。城市日新月異的今天，站在一座城市的街道茫然四顧，不只是發生在《漢民族入滇史話》的作者身上，也發生在其他人身上。就像我生活了三十年的昆明城，有許多指向明確的地名：彌勒寺、吳井橋、近日公園、小花園……一個外地人如果信以為真，以為在彌勒寺可以看到寺廟，在吳井橋能夠看到橋，那一定會被弄得暈頭轉向，因為這些曾經的地標，如今都只剩下一個地名。

    在深圳這座全新的城市，凌道揚故居所在的布吉老街得以保留，的確是一個奇蹟。進入到這片高樓中的低矮街區，會發現這兒的節奏與兩條馬路外的世界完全不一樣。剛到深圳的那天，我住在離平安金融大廈不遠的葵花公寓，公寓下面雙向十二車道的濱河大道，車流竟然徹夜不停。密集的車輪輾過路面，有擬聲的效果，就像是一條大河在樓下晝夜奔涌。那是深圳的繁華街區，汽車飛馳，送外賣的電摩托也飛馳，往來的行人步履匆匆。但在布吉老街，生活在這兒的人們放鬆下來，步態、神情都流露出一種處亂不驚的從容。進入凌道揚安靜的故居，看一個人懸垂在牆上的歷史，我不由自主地想到「風暴眼」這個詞，在地理學上，這一概念指急速旋轉的氣流中心的安靜之地，用它來形容布吉老街和凌道揚故居，竟覺得格外貼切。這幾十年，深圳的確掀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城市建築風暴，大量摩天大樓魔術般地生長，然而布吉老街依舊氣定神閒我行我素。我相信，一個於四十年前深圳建市之初在這個地方生活過的人，重新回到布吉老街，不會迷路，我甚至覺得，如果凌道揚先生能夠穿越時空回來，他一定還能夠在這裏找到生命中熟悉的建築，聞到記憶中熟悉的氣味。

    我以為，那些天南海北來到深圳的人，要真正融入這座城市，要讓自己的靈魂進入這座城市的歷史，進入寶安，也進入布吉，最好的辦法就是來布吉老街，看看凌道揚的故居，從而好好了解一下凌道揚。因為這個人的身上，濃縮了深圳的特質：包容、開創、敢為人先……在中國林業史上，凌道揚參與制訂了中國第一部《森林法》，第一次提出「水土保持」這一概念，創建了中國第一個林業社團組織「中華森林會」，參與創辦了中國第一份林學刊物《森林》，參與創建了我國大學第一個林科，1915年，他有感於國家林業不振，向北洋政府首倡在中國設立植樹節並被批准……這無數的第一，足以讓凌道揚成為布吉的驕傲，寶安的驕傲，深圳的驕傲，因為他，深圳就有了人傑地靈的往昔，成為一座有來歷、有文化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