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香港(地區)商會會長  楊莉珊

在過往的香港本地文學活動中，「南來作家」是時常被忽略的群體，事實上他們曾為香港的文學發展作出巨大貢獻。作為本港最具規模的南來作家展覽，「南來作家手跡遺物展——走進文學時光的卷軸」即日起於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辦，共展出張愛玲、蕭紅、金庸等24位重要南來作家的手跡和物品逾330件，當中200多件為原件，涵蓋國家級文物及首次亮相的作家手稿。

今次展覽介紹的作家於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自內地南遷至香港，他們或在港發表大量文學作品，或活躍於各類文化活動，以文學和文字為媒介播下文化的種子，為香港帶來新的文化景象。他們的文學作品亦影響了後來的香港作家，促進本地文學發展。

盧瑋鑾教授的《香港文學散步》，便特別挑選了五位在香港留下足跡的文人：蔡元培、魯迅、許地山、戴望舒、蕭紅，以及四個重要地標：孔聖堂、學士台、六國飯店、達德學院，用以串聯一系列的香港文學印象。

抗日戰爭和接踵而至的國共內戰這兩次大規模戰爭的爆發，讓中國現代文學與香港有了第一次的大規模接觸。一批又一批內地文化人，或為避難，或為從事海外宣傳，或因種種私人原因，紛紛南下，形成現代文學史上「南來文人」這一特殊現象。特別是從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期間，南下香港的知名內地作家超過兩百人，郭沫若、茅盾、蕭紅、戴望舒、夏衍、蕭乾等等，都與香港有過或深或淺的關係。雖然大多數南來文人都抱着過客之心，來了又走，並不把香港當作長居之地，卻依舊帶來了文化的種子，在香港生根發芽。

如果要追溯香港文學的發展源頭，學術界大多把它定義為從二十世紀三、四、五十年代大批內地文化人士逃避戰亂，南來香港後從事文學創作的這段時期開始。這段時期主要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抗日戰爭時期（淪陷時期除外。主要集中在1938年至1941年），當中代表文化人士有蔡元培、茅盾、戴望舒、蕭紅、許地山、葉靈鳳、端木蕻良、夏衍、蕭乾、徐遲、張愛玲等；第二階段為國共內戰時期（1947年至1949年），代表文化人士有茅盾、郭沫若、夏衍、馮乃超、邵荃麟、周而復、袁水拍、司馬文森、聶紺弩等；第三階段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1949年至1953年），代表文化人士有劉以鬯、曹聚仁、徐訏、徐速、李輝英、司馬長風、金庸、梁羽生、倪匡、張愛玲、洛風、趙滋蕃等。

這股「俊才雲蒸」的文學洪流，篳路藍縷，披荊斬棘，努力進行文學創作，把香港這片「文化沙漠」灌溉成為「文化沃土」，它不僅在當時影響甚巨，同時也在中國現代文學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等方面豎起了雄偉的歷史豐碑。

作家已遠，然而流離生涯裡的香港書寫南來故事，映照出華文文學史上，不可輕忽的時代樣貌。人文南來，不但創辦各類學校以培育人才，結社雅集，唱和揮毫，寄情抒懷，傳遞人文精神與氣節，同時亦創辦刊物，舉行展覽，以保存及推廣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瑰寶，把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氛圍與文人的風雅帶到香江。文脈南傳，經學藝文等代代相傳的國粹在此地興盛一時。

20世紀30、40年代，中國一批文人在《和平日報》工作，並於1949 年前後南來香港，從事文藝創作。共同擁有「和平文藝」這個背景的諸位南來文人，稱為「和平文人」。劉以鬯一再確認「和平文藝」對1949年後的香港文學具重要影響。若要勾勒20世紀50、60年代的香港文壇面貌，不能不論及報紙連載，更要兼顧作家、作品及刊登園地等三方面。《星島晚報‧ 星晚》編輯歐陽天，號召一眾「和平文人」相繼發表重要的連載小說︰徐訏〈彼岸〉、易文〈閨怨〉、南宮搏〈李後主〉，劉以鬯〈酒徒〉、〈寺內〉和〈對倒〉等。佳作不但提高報紙銷售量，更可結集出版，改編為電影，香港文化產業的緊密相連由此可見。歐陽天、徐訏和劉以鬯在「星晚」的連載小說具跨界特點，是研究當時文化產業的重要例子。

更加為人熟知的，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在《大公報》子報《新晚報》任職的陳文統和查良鏞，分別以「梁羽生」和「金庸」為筆名，先後發表《龍虎鬥京華》和《書劍恩仇錄》，從此開創了新派武俠小說的先河，締造風靡海內外的現象級文化景觀，對幾代華人讀者的價值觀念和人生理想產生深遠的影響。

金庸是香港文學史上繞不開的一位人物，也是香港南來作家的代表。他青年時期到港，先在報館工作，機緣巧合下踏足小說，寫出一部部膾炙人口的武俠作品。後又自立門戶，開啟香港「文人辦報」的先河。金庸曾用「南來白手少年行，立業香江樂太平」一句形容自己到香港後的生活面貌，儘管不是出生於香港，但他一生中的重要轉折都與香港息息相關。

金庸與梁羽生二人同年同月生，同為《新晚報》的同事，後又都進入武俠小說領域。2024年是金庸和梁羽生的百年誕辰，同時也是他們聯手開創的「新派武俠小說」誕生70周年。由南京雕塑家陳建華創作的金庸、梁羽生人像雕塑亦在今次展覽中首次展出，並捐獻給香港文學館，致敬「武俠雙傑」百年誕辰。

在5月11日舉行的開幕典禮上，香港文學館館長潘耀明致辭時表示，展覽特別關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南來作家，這段時期對香港文學起了功不可沒的促進作用，為香港文學帶來活力和生機。這次展覽中，我們不僅能看到南來作家們的手跡遺物，更能透過這些實物，感受到他們的創作靈感和心路歷程。

中國現代文學館常務副館長王軍表示，香港作家的文學資料是現代文學館館藏資料和展示的重要組成部分，香港文學是中國文學百花園中一束絢爛璀璨的繁花。這次展覽的每一份手稿，每一件物品，都見證了文學的歷史，歷史的文學。在作家的筆記和印記中回望過往年代，南來作家們南下香港，以筆耕耘，為香港文學增添了色彩與養分，成為香港文學重要力量。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李大宏在致辭中提到，本次展覽涉及的諸多文化大家，不少與《大公報》淵源很深。許地山曾在《大公報》藝術周刊連載；蕭紅曾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連載；張愛玲曾在《大公報·戲劇與電影》上發表觀影指南；葉靈鳳的《香港方物志》，收錄的正是他在《大公報》陸續發表的100多篇短文；秦牧、端木蕻良等也曾為《大公報》撰稿；戴望舒到港後還曾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大公報》旗下《新晚報》總編輯羅孚，更是促成了金庸與梁羽生的武俠寫作，他本人亦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專欄作家和著名報人。文學是人類審美的最高形式，一代人的生活與情感，一個民族的奮鬥與信仰，都離不開文學的記錄與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