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駿

　2017年底、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調整美國全球戰略，宣布反恐不再是重點，中國和俄羅斯上升為美國的主要對手。2018年上半年，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發動近現代上最惡劣的貿易戰，緊接着，從現代科技、教育、文化、軍事、外交等各領域展開對中國的全面打壓圍堵遏制。在香港，一些人公開表示，香港不應介入，應當而且可以如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般，在中國與美西方之間左右逢源。很快，事實證明這是「刻舟求劍」。

　不可能再左右逢源

　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美西方與中國基本隔絕；香港在英國管治下，但倫敦鑒於地緣政治因素，不得不容許香港做中國與美西方之間聯繫的唯一窗口和通道。

　如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快全面深入演變，美國與中國之間較量是百年未有大變局之關鍵，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不可能再在中國與美西方之間左右逢源。

　於是，又一種觀點產生了——香港應當在中國與美西方、尤其與美國和英國的較量中趨利避害。

　趨利或可 避害困難

　在思想上，趨利避害論同左右逢源論是一脈相承的。在實踐上，左右逢源論完全不可行，趨利避害論則有一定空間，具體主張是，在美西方尤其美國打壓圍堵遏制中國時，香港盡可能不露頭或躲在國家的身後；同時，香港盡可能保持與美西方既有經濟聯繫，甚至爭取有所發展。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最終將以怎樣的格局相對穩定下來？目前，難以定論。我已數度指出，未來10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最好的場景」是「俄烏衝突即使擴大地理範圍和提高戰爭烈度，台灣問題即使不能以和平方式解決，但是，人類避免核大戰。」然而，「即使在最好場景裏，世界經濟將分裂。可能呈現的是兩類情形。其一，美國和中國分別形成兩大國際經濟體系，它們之間的聯繫大體是間接的，經由其他一些國家或國家組織。其一，中美是世界兩大經濟體而相互分離，世界經濟碎片化。」簡言之，既可能是「兩極」也可能是「多極」，不取決於我們中國，而是視乎在地球這顆星球上，所有國家尤其大國和中等強國如何展開錯綜複雜的較量、博弈或鬥爭。

　但是，美國同中國的經濟關係趨於脫鈎。對華盛頓來說，「去風險」是因為不可能一下子脫鈎。但是，中國同大多數西方國家是有條件保持一定經濟聯繫的，而且，我們力爭保持較高程度的經濟聯繫。期間，香港可以發揮勝過內地大城市的作用。這一點，可以理解為「趨利」。

　相比較，「避害」則困難得多。

　2020年7月14日，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香港自治法》（Hong Kong Autonomy Act）及行政命令，中止和取消香港所享有的差別和優惠待遇，由2020年11月10日起，所有香港製造出口到美國的商品，都必須貼「中國製造」的標籤，美國政府將對港商徵收與內地企業同等的關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向世界貿易組織（WTO）申訴。2023年12月21日，世界貿易組織公布裁決，美國要求香港產品貼上「中國製造」標籤的做法違反世貿組織有關規定。但是，美方拒絕執行世貿組織裁決。

　2024年9月10日，美國眾議院以413票贊成、3票反對，通過《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認證法》(Hong Kong Economic Trade Office Certification Act)。該法案要求美國政府在法案生效30天內認證包括華盛頓、紐約和三藩市（舊金山）的3個香港經貿辦，是否得以延長目前享有的特權、例外和豁免。如果不應再繼續享有這些外交待遇，則香港經貿辦將在180天內停止運作；如果認為續享上述外交待遇，則香港經貿辦將得以延長運作1年，或直到下一次進行評估的時間。儘管美國參議院尚未審議該法案，但是，美國眾議院的表決顯示，共和民主兩黨在該議題上是高度一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必須做美國與中國包括香港在經濟上脫鈎的準備。

　香港不可能躲避美國以及其他若干西方國家同中國的摩擦和對抗。香港唯有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才能增強抵抗外來打擊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