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子煜

　「改革」是本年度《施政報告》的第一熱詞。特首李家超回應傳媒時，多次強調香港「現在就是轉型期」，指出許多政策會「因時制宜」，有別於以往的態度。這種開放的思維和胸襟，值得社會各界給予高度肯定，而其中一個引發深思需要改革的政策領域就是香煙。

　早前，香港海關與澳洲邊防局合辦亞太區打擊私煙執法會議，是香港海關首次舉行以打擊私煙為主題的大型區域性會議。海關關長何珮珊致辭時指：「跨境走私香煙一直是各地海關重點關注的議題，而在亞太區內，香港和澳洲的情況尤為嚴重。」為何香港及澳洲的走私情況特別嚴峻?筆者認為，這恐怕不是執法問題，而是政策出岔子所致。

　煙草稅隱含了不公平性

　澳洲已經實施高煙草稅多年。澳洲政府於2010年將煙草稅提高25%，又在2013年至2020年間每年加稅12.5%，結果反而催旺了私煙黑市，在龐大的利益誘使下，澳洲當地犯罪組織為私煙生意而不擇手段，以暴力、毀壞、縱火等手段搶佔市場份額，甚至恐嚇守法零售商，導致民不聊生。在2023/24財政年度，澳洲海關緝獲超過18億支非法私煙，純以執法角度而言，稱得上非常成功，但從宏觀政策角度，卻是典型的「贏了戰役，輸掉戰爭」。皆因截至2023年，澳洲的非法私煙消費約佔香草總消費量的28.6%，幾乎接近三成的香煙是私煙，而煙稅收入亦在四年內下降四成，賠了夫人又折兵。

　由是觀之，香港與澳洲海關，當然有互相借鏡參考的「價值」。香港正是因為政策上的錯誤及片面，在連續兩年加煙稅後，香港的走私煙問題演變得更加猖獗，有急促「澳洲化」的趨勢。今年8月，有媒體報道私煙商販聘請年輕人在白天當街向煙民派發老鼠煙。犯罪無底線，不法分子為追逐利潤，毫不顧及社區、民生、市民安危，香港甚至已出現了土炮「製煙工場」，情況教人髮指。再往前看，筆者過往在本報撰文時就指出，政府上調煙草稅大幅提升了銷售走私香煙的經濟誘因，「老鼠煙」正在地下化蔓延到社區零售點。

　私煙橫行，其中一個側面證據就是政府煙草稅收入。香港正版正貨大聯盟指，2023年增加煙草稅後，2023/24財政年度的實際總煙草稅收入比原來預算少收22億。而根據海關每月稅收統計資料，今年3至9月的煙草完稅收入只有大約10.6億元，比上年同期的24.2億元大幅下降接近六成，這些稅收損失，是極端控煙政策背後推手無法正面解釋的。但背後原因不難明白，這些缺失的稅收，反映有極大部分煙民流入私煙市場，前文提及的澳洲經驗，正好可以佐證此結論。

　實證為本考慮其他選項

　過去政府控煙只靠加稅、擴大禁煙區等懲罰手段，惟吸煙率未見顯著下降，反而造成私煙猖獗、政府稅收大跌的困局。進一步推動「無煙香港」願景，仍是社會各界，也是筆者的初心，但進一步提高煙稅，只會便宜了私煙黨，亦不利於提高公共衛生水平。故此，特首強調的「改革」言猶在耳，局方是時候考慮其他不同的方案。

　筆者早前出席了一個歐洲的煙草減害科學論壇，除了提高煙草稅、規劃更多吸煙禁區，其實在許多主流國家已經透過規管以及推動有科學實證的減害的新型煙草產品來降低吸煙的禍害。這是否能成為「鐵杆」煙民的替代方案，在一蹴而就要求他們戒煙之前，提供一個「袋住先」的選項，這值得政府深入研究。

　當然，制定政策是「因時制宜」，也是「因地制宜」的考驗，筆者提出的思路只是選項之一，仍待各界繼續集思廣益、出謀獻策。但筆者相信要實踐「無煙香港」願景，需要我們發揮更豐富的想象力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