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安生

　今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貿易港正式啟動全島封關運作，標誌着中國對外開放迎來新的里程碑。在此背景下，海南正全力推進人民幣離岸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以期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戰略支點。然而，這一宏偉目標的實現並非坦途，海南建設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面臨着金融設施基礎薄弱、金融監管全新課題、國際競爭巨大壓力和人才匱乏等嚴峻挑戰。

　首先，金融設施基礎薄弱。海南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雖有進展，但與成熟離岸金融中心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截至今年10月末，海南僅有11家銀行上線EF賬戶，開立賬戶數超過650個，業務發生額突破2500億元。雖然這一數據體現了海南在金融創新方面的努力，但與香港、新加坡等成熟離岸金融中心相比，差距明顯。更為關鍵的是，海南金融體系存在嚴重的結構性缺陷。目前海南金融市場規模小，金融業態單一，主要集中在銀行、保險、證券等傳統業態，缺乏信託、理財、保險資管等新型金融業態。外資金融機構更是鳳毛麟角，僅有滙豐銀行、南洋商業銀行兩家。這種「小而不全」的金融體系難以支撐離岸金融中心的建設需求。

　在跨境支付系統建設方面，雖然海南推出了「跨境支付通」等創新舉措，截至今年7月21日已完成人民幣資金收付2593筆，金額達1649.9萬元 ，但這一規模與海南建設離岸金融中心的目標相比仍顯微不足道。相比之下，香港作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今年4月人民幣外匯交易平均每日成交金額已達3151億美元，是海南的數千倍。

　其次，金融監管面臨全新課題。海南自貿港建設對金融監管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海南自貿港實施「一線放開、二線管住」的制度設計，允許資本自由進出，但如何有效防範大規模資本異常流動成為監管難題。這種制度安排雖然有利於資金自由流動，但也增加了熱錢衝擊、非法洗錢等系統性風險。與此同時，由於海南自貿港金融開放涉及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金融機構、業務與資金流動，不同國家和地區金融監管標準差異較大，容易出現監管套利與監管真空。特別是在跨境資本流動管理方面，海南已建立實時預警系統，設定300億美元單日波動熔斷閾值，但這一機制的有效性仍需在實踐中檢驗。

　金融創新與風險防控的平衡更是一大難題。隨着跨境資金流動自由化程度提高、新型金融業態層出不窮，原有的法規制度可能存在覆蓋不足的問題。海南雖然構建了「制度+科技+合作」的反洗錢體系，運用大數據、AI技術構建資金流動監測平台，但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金融環境，監管能力仍需持續提升。

　再次，國際競爭壓力巨大。在全球離岸金融中心競爭格局中，海南面臨着來自多個成熟金融中心的巨大壓力。香港穩居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佔據離岸人民幣存款的65%和債券發行的75%。去年香港人民幣存款規模在5月達到11339.89億元的歷史新高，人民幣RTGS清算額在7月達到72.5萬億元，這些數據遠超海南目前的水平。除香港外，其他國際金融中心也在加速發展。倫敦已超越新加坡成為全球第二大離岸人民幣外匯交易中心，遠期交易量全球最大；新加坡則在人民幣外匯期貨交易規模上位居全球首位。去年，英國人民幣支付清算規模增長45.6%，新加坡外匯交易量增長40.6%，形成了「一超多強」的競爭格局 。

　海南在國際金融市場的認知度和影響力更是明顯不足。與香港、新加坡等成熟離岸金融中心相比，海南的金融「底子薄」，國際信任度低，資本市場還在「長牙」階段。這種差距不僅體現在硬件設施上，更體現在金融文化、市場深度、專業服務能力等軟實力方面。

　最後，人才匱乏短期內難以解決。人才短缺是海南建設離岸金融中心面臨的最嚴峻挑戰。目前海南金融從業人員總數不足5萬人，而目標是到今年達到12萬人，缺口達7萬人 。更為嚴重的是，現有人才結構極不合理，具有國際視野、熟悉跨境金融業務的高端人才佔比不足10%，金融科技、綠色金融等新興領域的專業人才尤為匱乏。人才供需矛盾在新型金融領域尤為突出。數據顯示，海南跨境法律、國際物流、離岸金融等新型人才儲備僅能滿足未來需求的30%，高端領軍人才缺口達60%，中端技術人才留存率不足60% 。這種結構性短缺不僅影響當前業務開展，更制約了未來的可持續發展。

　與國際金融中心相比，海南在人才吸引力方面存在明顯劣勢。新加坡聚集了1200多家國際金融機構，擁有成熟的「關鍵技能列表」和海外攬才機制。而海南雖然出台了《海南省金融人才隊伍建設三年行動計劃》，提出到今年擁有CFA等特許資格證書3000張的目標，但考慮到全國CFA證書僅有1萬多張，這一目標的實現難度可想而知。

　面對這些挑戰，海南需要採取系統性的應對措施，只有直面這些挑戰，採取切實有效的應對措施，海南才能在建設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的道路上行穩致遠，真正成為助推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