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農夫山泉創始人鍾睒睒在央視《對話》節目中公開表示，電商平台是「板上釘釘的特殊中間商」，「無處不在，把城市的很多零售商都『殺』光了」。他直言「必須限制平台的權力」，稱平台是「中國經濟的絞肉機」，是「中小經營戶的周扒皮」。隨後，財經作家吳曉波發文回應，稱自己認同鍾睒睒十句話中的七八句，但他「看到了疾病，卻給錯了藥方」。兩人的隔空交鋒迅速引發廣泛熱議。但熱鬧背後，一個更值得追問的問題是：平台越來越大，商家越來越難，這背後的真正癥結究竟是什麼？

　一、傳統中間商：收入與風險對價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釐清一個基礎概念：什麼是傳統中間商？傳統中間商大致分為兩類。第一類是「買斷型中間商」，典型代表是批發商。批發商從廠家手中買斷商品，承擔庫存、資金佔用和市場價格波動等實際風險，因此其差價收入與其承擔的風險是對稱的。第二類是「代理撮合型中間商」，如古代的牙行、近代的經紀人以及現代的代理商。他們不買斷商品，不承擔庫存風險，只提供信息撮合或代理銷售服務，因此只收取相對較低的佣金。無論是買斷型還是代理撮合型，傳統中間商都有一個共同特徵：收入與風險、服務之間形成對價關係。拿多少錢，擔多少事，這是市場長期形成的共識。

　二、平台的特殊性：從「線上集市」到「規則制定者」

　平台並非傳統意義上的中間商。理解平台，需要回到集市這個歷史源頭。傳統集市中，提供場地並收取攤位費是正常商業行為。但集市最怕出現「行霸」——不從事具體交易，卻控制整個集市的准入和收費標準。如今，平台作為「線上集市」，其角色已不僅是收取攤位費的市場管理者，還掌握了流量分配權、搜索排名權和活動准入權。商家是否有生意、商品能否被消費者看見、定價是否被平台「建議」左右，均取決於平台的算法規則。更重要的是，平台具有「雙邊網絡效應」：商家越多，消費者越多；消費者越多，商家越離不開平台。這種正反饋機制使得平台規模不斷擴大，商家的選擇空間被持續壓縮，最終形成事實上的市場支配地位。正如有人尖銳指出的：「今天平台手裏攥着的，是流量、是數據、是支付入口、是用戶注意力、是推薦算法和交易規則」。平台沒有土地，卻握着入口、流量、數據和定價權——「當地租變成算法，租金變成抽傭，地主並沒有消失，只是換了模樣。」

　三、新質生產力是「本」，平台經濟是「用」

　要深刻理解這場爭議，必須回到新質生產力這個理論源頭。新質生產力，是以創新為第一動力、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為特徵的生產力形態，其核心要義在於通過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和產業深度轉型升級，推動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它的根本使命，是服務實體經濟、服務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服務廣大勞動者和消費者的長遠利益——這才是新質生產力服務的「主體」。換句話說，新質生產力要解決的，是傳統生產方式和組織模式下資源錯配、信息壁壘、流通成本高企等長期難題；它要充當的，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賦能千行百業的核心引擎。

　而平台經濟，正是新質生產力在流通和組織領域孵化出的重要成果。沒有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算法推薦這些「新質」技術要素的突破，就沒有今天平台經濟的崛起。新質生產力是「根」，平台經濟是「干」上長出的「枝」；新質生產力是「本」，平台經濟是「用」。平台經濟之所以能夠降低交易成本、打破信息壁壘、讓小農戶對接大市場、讓小餐館觸達遠距離顧客，歸根結底靠的是新質生產力賦予的技術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平台經濟是新質生產力服務實體經濟的重要載體和具體實現形式。但「本」與「用」的關係也決定了：工具必須服務於目的，平台必須服務於它所連接的各方。新質生產力的終極目標是惠及全社會，平台經濟作為其延伸，自然不能偏離這個方向。如果平台只對股東負責，只追求GMV和利潤的無限增長，而商家利潤越來越薄、騎手配送時間越縮越短、司機工作時長越拉越長，那麼這種增長模式就背離了新質生產力「服務主體」的本質要求——新質生產力是為人服務的，不是為少數人抽取租金服務的。真正的「新質」，應當體現在效率提升的同時兼顧公平，體現在技術進步的同時保障尊嚴，體現在規模擴大的同時守住底線。從這個意義上說，鍾睒睒的憤怒和吳曉波的提醒，都不是在否定平台本身，而是在共同追問同一個問題：作為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載體，平台經濟究竟在為誰服務？紅利究竟流向了哪裏？

　四、平台收入的二元結構

　釐清新質生產力與平台經濟的「本用」關係之後，平台的收入構成就一目了然了。平台的收入結構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服務收入」。平台提供交易場所、支付工具、物流對接等服務並收取佣金，這屬於服務費，與傳統集市收取攤位費沒有本質區別。第二部分是「權力收入」。平台利用流量分配權逼商家降價，利用規則逼商家購買推廣服務，利用數據逼商家交出客戶資源，否則商家就失去曝光和生意。此時商家支付的費用已不再是單純的服務費，而是「被允許留在這個市場」的費用。經濟學中有一個概念叫作「經濟租金」，指不是因為創造了新價值而收取，而是因為交易一方離不開另一方而收取。有商家算過一筆賬：同樣的商品，線下渠道流通成本大約佔兩成；進入線上平台後，加上佣金、推廣費、流量費，流通成本可能佔到四成甚至更高。多出的部分被不少商家稱為「流量稅」，這一說法未必嚴謹，卻反映了商家的真實感受。「投流費、推廣費、坑位費、佣金、抽成、流量競價、達人分傭……平台像一台巨大的抽水機，懸掛在整個商業社會上方」。「抽傭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平台逐漸控制了整個行業的價格體系」。

　五、癥結所在：壟斷與不透明

　由此，鍾睒睒真正不滿的，並不是平台收取了服務費，而是平台在服務費之外，額外獲取了一份與風險和服務不匹配的租金。吳曉波強調「不要否定分工」也有其道理，因為分工本身沒有錯。但必須看清的是：傳統中間商拿錢，是因為承擔了風險、提供了服務；而平台拿錢，有一部分是因為商家沒有別的選擇。問題的根源不在「中間商」本身，而在於平台兼具市場組織者和規則制定者雙重身份，收入與風險不匹配，權力缺少邊界。因此，平台本身沒有問題，真正的問題是壟斷；中間商沒有問題，真正的問題是不透明。「平台經濟的初心本來是修路，不是占路——是降低交易成本，讓小商家找到大市場，讓普通人通過勞動獲得機會。」電商、外賣、網約車都創造過巨大價值。問題不在技術，而在平台形成網絡優勢、拿到海量數據以後，從服務交易變成控制交易，從賺增量的錢變成收存量的租。尤其當平台進入菜籃子、飯桌、出行和就業，它經營的就不再只是流量，而是帶有公共性的民生基礎設施——一次抽傭調整可能吃掉一家餐館的利潤，一次配送時間壓縮可能增加騎手的風險，一次抽成上調可能讓司機每天多跑兩個小時。

　六、如何立規矩？

　國家層面已經給出了方向。2026年2月，市場監管總局發布《互聯網平台反壟斷合規指引》，明確將「全網最低價」等列為風險示例，要求實現規則公平、算法向善、競爭合規。6月，工信部等七部門聯合印發《促進平台經濟大中小企業協同發展行動方案（2026—2028年）》，提出深化算法、流量治理，推動平台算法透明化。商務部也召開主要電商平台專題座談會，要求充分尊重經營者自主定價權和規則參與權。關鍵在於，這些規矩如何落地。

　第一，規則透明化。市場監管總局明確要求平台公示規則，不得隨意修改。抽成比例、流量分配、搜索排名、降權限流的依據必須公開可查。透明的規則是防止權力濫用的第一道防線。第二，算法可監督。重要算法要接受獨立審計。商家、騎手和消費者應當擁有知情權、解釋權、申訴權和參與權，不能拿商家的經營數據扶持自營業務，更不能用流量降權逼人服從。第三，反壟斷必須從事後罰款走向事前防範。嚴查二選一、低於成本傾銷、自我優待和數據壁壘。反覆越線不能只罰錢，還要暫停相關業務、賠償受損經營者，違法成本必須高過違法收益。第四，建立商家議價機制。中小商家在平台面前之所以弱勢，根本原因是單打獨鬥。市場監管部門應鼓勵平台建立協商機制，商家也可以通過行業協會進行集體談判，就抽成比例、流量規則與平台協商。單個商家沒有議價權，但一群商家聯合起來，就能形成制衡力量。第五，給平台換一張成績單。除了營收和利潤，還要看商家存活率、勞動者實際時薪、投訴解決率、新增就業和技術創新。AI項目還要進行就業影響評估，把一部分效率收益用於勞動者轉崗和技能培訓，不能讓技術進步最後只剩下一張裁員報表。第六，給民生平台建立公共責任清單。投流推廣費、司機抽成和算法時限必須明示；配送員的報酬、休息和安全補時必須有底線。越接近民生，承擔的社會責任就越重。

　當然，不能因為平台存在問題就否定平台的價值。平台確實降低了交易成本，讓許多中小商家有機會接觸全國市場。但一個健康的平台經濟，應該是平台、商家、消費者三方共贏，而不是一方獨大、另兩方承壓，最終導致整個生態失去平衡。鍾睒睒的憤怒有現實基礎，吳曉波的提醒也有其合理性。病是利益分配失衡，藥不是消滅平台，而是給平台立規矩。去寡頭反壟斷，不是仇視大企業，也不是拆掉所有平台，而是不允許任何企業大到可以替所有人制定規則，卻不受規則約束。大平台應該做大創新，而不是做盡天下小生意；應該帶着普通人走向更大的市場，而不是把普通人困在自己的莊園裏。平台的初心是修路，不是收租。覺醒商業不是少賺錢，而是不靠傷害別人賺錢——人的錢不是靠算計別人活着，而是靠成就別人長久地活着。這個規矩，國家在立，商家在盼，消費者在看。這場爭論的真正看點，不在於誰對誰錯，而在於能否推動形成一個更公平的規則。如果規則一直由一方說了算，最終買單的，一定是普通消費者和普通勞動者。（記者 冀文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