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聯人才高地副召集人 顏汶羽

　長期以來，香港作為「國際人才樞紐」，核心優勢在於高度國際化與自由流動性。憑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位置，香港一直扮演着國際人才進入內地、內地人才走向世界的重要門戶。這個階段的政策思維，主要側重提供開放營商環境、低稅率與國際化生活氛圍，確保人才「流得動」「進得來」。然而，「樞紐」角色也帶來一個問題：流動性高，容易形成「過客心態」——不少人視香港為職業生涯的中轉站，而非真正落地深耕的地方。

　人才流得進 更要留得住

　香港產業結構偏向單一，金融、貿易、地產等傳統服務業長期主導，吸納的人才雖然具國際視野，但類型相對集中，欠缺支撐硬核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的深度積累。這種「流動有餘、集聚不足」的狀態，難以回應國家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實現自立自強的戰略需求。國家「十五五」規劃已明確將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列為核心戰略，劍指人工智能、生物醫藥、量子科技等未來產業。香港的人才定位，必須向「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躍升。

　「集聚高地」跟「樞紐」是兩個層次。香港不能只滿足於做人才的「驛站」，更要成為戰略科學家、科技領軍人才和卓越工程師的「歸宿」與「搖籃」。此意味着香港的人才政策，正從「數量擴張期」步入高端引領與精準適配的新階段。

　首先，引才目標要從「填補市場空缺」提升到「服務國家戰略」。過去的人才引進，多由市場需求主導，主要解決本地勞動力短缺。如今，香港要主動對接國家五大戰略人才隊伍建設，精準鎖定國家急需的「高精尖」人才，讓人才引進與國家戰略產業布局同步推進。

　其次，產業生態要從「單極支撐」走向「多元載體」。高端人才要「集聚」，必須有承載他們抱負的事業平台。香港必須加快建設國際創科中心，完善「產學研」全鏈條，善用北部都會區與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等新載體，為科學家提供實驗室，為工程師提供生產線，把人才優勢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創新成果。

　三大「要求」精準引才

　從全球國家和地區的人才政策來看，全球人才流動已經從「自由擴散」轉變為「國家管控」。這種嚴峻的外部環境，對香港人才政策帶來三大啟示。

　第一，要求引才標準從「學歷導向」向「戰略貢獻導向」升級，建立精準識別機制。當前，新加坡、美國等正不斷提高薪資與技能門檻，實質上是在進行「人才質量分層」。反觀香港，現行人才引進計劃雖然反應快、成效不俗，但篩選標準仍偏向「粗放」。以「高才通」為例，計劃本身高效，但主要靠大學排名與收入來把關——這種「一刀切」做法，難以精準鎖定國家「十五五」規劃急需的頂尖科研人才與工程專才。當競爭對手都在「精準卡位」，香港若繼續「廣撒網」，很容易陷入「引進的人不對口，對口的人引不進」的困局。因此，香港須建立以「戰略貢獻度」為核心的多元評價體系，將人才甄別從「學校排名」細化到「學科排名」「行業成就」與「技術專利」，確保引進的是真正能為國家關鍵技術攻關提供支撐的「關鍵少數」。

　第二，要求引才模式從「單兵引進」向「產業鏈條引進」轉型，實現產才深度融合。英國「團隊引進」與美國「產業定向」的經驗表明，高端人才從來不是孤立存在的，他們依賴實驗室、資金、團隊與產業鏈配套。香港過往的人才政策多聚焦於個體，缺乏對團隊落戶的整體支持。在國家急需突破「卡脖子」技術的背景下，單打獨鬥的科學家難以在港開展系統性研究。外部環境的變化要求香港必須打破「引才」與「引企」「引資」之間的壁壘，實施「產業綁定」策略。這意味香港的人才政策需要與北都、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產業布局深度掛鈎，針對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重點產業，推出「團隊打包」「實驗室搬遷」的專項支持計劃，讓人才隨着產業鏈、創新鏈而來，而非僅憑一紙簽證孤身前來。

　第三，要求留才機制從「提供身份」向「提供機遇」轉變，強化在地轉化能力。加拿大的「境內轉化優先」策略揭示全球人才競爭的一個新動向：人才並非永遠流動，他們更傾向於留在已經建立社會網絡與職業根基的地方。這對香港是一個啟示：單純依靠簽證便利並不構成長期留才的核心壁壘。當全球各國都在爭奪存量人才時，香港的挑戰在於如何將「過境」的人才轉化為「在地」的生產力。這要求香港必須從單純的「簽證發放者」轉變為「事業成就者」。政策重心需從「審批環節」延伸至「落地服務環節」，着力解決人才在港發展的痛點，如科研成果轉化難、子女教育銜接難、住房成本高等問題。只有為人才提供在內地和西方都難以獲得的獨特發展機遇與廣闊市場腹地，才能真正實現從「樞紐」到「高地」的轉變。

　人才政策從來不是單一的「搶人」問題，而是產業、政策、配套的系統性工程。香港要從「樞紐」走向「高地」，關鍵在於能否讓人才不只是「流得進」，更要「留得住」「長得大」。國家「十五五」規劃已鋪好賽道，香港必須以精準定位、多元載體與貼心配套，真正成為戰略科學家與卓越工程師的「歸宿」與「搖籃」。（圖源：中通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