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上午，南京青奥会倒计时100天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回应了中国接手越南举办亚运会的情况，称截至到目前为止亚奥理事会没有和中国联系，同时也没有一个中国城市提出要申办这一届亚运会。但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突然接话，说南京青奥会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场馆也非常好，如果说有需要的话，这个事南京愿意干、愿意接。(5月8日中国之声)

　　客观言之，无论是从经济实力抑或是举办青奥会的契机来说，南京确实是接棒越南举办亚运会的最佳城市之一。但舆论的态度却“分道扬镳”。比如有网站发起的调查中，有差过70%的网友投下了“反对”票。如果联系到此前越南的弃办以及“钱要花在刀刃上”的理由，所引发的对比情绪，网友的如此反响并不令人意外。事实上，有能力办、城市主政者“愿意办”，与能够办之间也确实存有不小的差距。

　　在网友的反对声中，一个重要理由便是“南京又要变为一个大工地”。虽然南京市长表态愿意接棒的理由是有青奥会的体育场馆可以利用，但青奥会与亚运会的规模毕竟存在较大差距，追加场馆建设将不可避免。而众所周知，对于青奥会筹备过程中，城市建设带来的影响，市民本就有不少非议，如梧桐树被砍事件。在连续的时间内，如何让市民承受大规模的市政建设带来的不便，不可不察。

　　但市民的反对显然不仅仅是源自建设可能带来的不便，更是担心一种“被代表”的权利漠视。从政府决策的程序上来看，重大项目工程建设乃至大型赛事的申办，政府主导与民意支持如何对接，政府决策如何与民众保持必要的互动，一直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就以国际赛事的举办为例，随着城市经济总量的提升，举办一些赛事或活动，提升城市形象，带动基础设施发展，未尝不可。但在市民的角度，如果缺乏对于赛事投入—收益乃至风险的清晰了解，就很难与主政者的“目标”达成共识。换言之，赛事最终能不能办，除了要兼顾“财力”，政府如何以透明的信息披露说服民意，才是重中之重。

　　必须看到，随着市民权利意识的提升，对于城市举办大型赛事的观念也已发生变化。如果说过去举办一些大型赛事特别是国际性综合赛事，市民更多想到的是从举办的成功中感受“荣誉”乃至获取“自豪”，那么在现在，则可能更多转变为对自身利益和权利等“实质性”问题的考量。政府决策要想最大限度获取民意支持，显然也要跟上这种观念的变化。事实上，某些改变或已经在发生。如广州有关主管部门在回应是否会接替越南时就作出了如是表态：“亚运会太劳民伤财，而且市政府在2010年亚运会结束之后，就表态过10年内不再接办任何综合性的大型运动会，所以肯定是不会接办2019年亚运会的。”将是否“劳民伤财”视为重要考量标准，显然比起单纯注重“面子”来说，是一种理性的进步。

　　南京主政者“愿意办”的表态，或许能够展示一种负责任的“大度”。但毕竟承办这样的赛事并非小事，也不能仅仅依“财力”而行，民意应该有决策参考的一席之地。没有对话就没有共识。市长表态愿意，至多只能代表主政者个人的意愿，可以视为是一种自信。但真正要论证这种“承诺”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恐怕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越南弃办的“教训”中，就有太多值得细细反思的地方。

　　别忘了，除了“钱”的问题，越南弃办的重要阻力正是源自民意的反对。而较之于在财力和组织能力上对于承办大型赛事和活动的自信，对于我们大多数城市而言，如此自信如何与民意汇合，公共财政的支配上，如何确保民众的参与，恐怕才是更大的考验与真正“软实力”的象征。那种传统时代“不差钱”式的赛事承办模式，该导入“民意为先”的发展理念了。(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