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副會長兼監事長、原中南政法學院客座教授 謝緯武
戴耀廷所發起及部署的「占領中環」非法活動，已近兩年。這種「占中」政治活動，所賴以支撐的是被他扭曲了的「公民抗命」法律文化。他奉為圭臬的是劉曉波所起草的《零八憲章》及其所體現的西方法律文化。「反占中」則是對此的一次大規模反彈，是具有深刻文化意義的重要活動，在有人勾結外國勢力利用西方法律文化冲擊中國的「一國兩制」憲制及法律體系的嚴峻形勢下，起到了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統一、發展，香港穩定繁榮，以及伸張民族正氣、憲法及法律公義的重大作用，令香港能遵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發展民主政制，推動香港社會健康發展。
文化不能同一
戴耀廷在中國政制及香港政制發展與設計上，在選舉制度及香港特首普選問題上所反映出的文化觀，是「文化同一」觀，文化不容許有民族特色、國家特色、地區特色。他及他的追隨者在法律文化上，鼓吹起碼當代并不存在的法律劃一的「國際標準」。這與美國尋求單極化，以其價值觀一統世界的「文化霸權」是相呼應的。美國在世界各地碰了壁，戴耀廷在香港、在中國內地都會碰壁是肯定的了。包括香港在內的中國，是有5000年悠久文明的文化大國，怎麼可能全盤西化？
《周易》「賁」卦《彖傳》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可視為中國人對文化的原始提法。但世界是多樣的，各國各民族都有自己對文化的理解和提法，即使是中國隨着國家的發展文化的提法也越來越廣泛、多樣及深刻。美國人類學家克萊德克魯克洪認為，文化指的「是某個人類群體獨特的生活方式，他們整套的『生存式樣』」，「文化是歷史上所創造的生存式樣的系統……在一定時期中為群體的特定部分所共享」。中國著名歷史學家錢穆認為，「文化即是人類生活之大整體，匯集起人類生活之全體即是『文化』。」「文化即是長時期的大群集體公共人生」。尽管關於文化的定義百種以上，但中外專家普遍認為文化是人類作用於自然的結果，也是在社會實踐中的創造。世界上不同地區、不同國度的民族，在其文明演進過程中創造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成各自有別的民族精神。所以文化有民族性、多樣性，不可能「優勝劣汰」、「劃一」、「同一」，不可能像戴耀廷所要求的那樣要「法律同一」、「國際標準」，否則就要「占中」。
文化中的積極成果，人類進步程度和開化的狀態，謂之文明。「文明」是比「文化」更高層次的概念。人類社會進入文明時代的一個顯著標誌，就是國家和法律的出現。我國老一代法律學家董必武就說過，「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后，說到文明，法律要算一項，雖不是唯一的一項，但也是主要的一項。」所以說，法律是文明時代的產物和標誌。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在法治社會的香港，一位香港大學法學院的副教授竟然在教了30年法律后，帶頭鼓吹踐踏香港文明發展產物的法律，發起明知是違法的「占中」行動。而由多名前大律師公會主席為骨干的公民黨等反對派也聲言支持，甚至參與。他們還勾連外國勢力、「台獨」勢力，拿人錢財為人做事，預演「占中」。
不容違反法治
一定要維護文明成果的法律。「公民抗命」，抗的是國家憲法、憲制性法律的基本法，還是包括《刑事罪行條例》、《公安條例》在內的基本法所確認的香港原有法律？應當指出，法律本身具有文明屬性，作為公共權威和公共秩序的象徵和保障的憲法、基本法及基本法第十八條所確認的在香港特區實施的法律，體現着公平、正義、理性和對正當權利的保護。所有這些在香港特區實施的法律，都是當代香港文明的標誌，是香港人引以為傲的法治依據，不容違反，更不容故意踐踏。
該些法律隨着香港社會生活的發展，還會發展、豐富，補充甚或修改，但它們所確立的「一國兩制」憲制、政府和市民的行為規範、權利與義務，卻是當今年代最符合全體市民利益，全國人民利益和國家民族利益的。所以法治就是法律統治，就是憲法至聖，法律至上。
文化有民族性、地域性和時代性，作為反映特定民族整體文化生活的法律，作為文明標誌及文明主要元素之一的法律，同樣必具此三性。戴耀廷是不懂或假裝不懂？無論何種情况，戴氏在法學上是個脫離民族、脫離社會、脫離時代的教條式實用主義者，是從其踐行《零八憲章》的政治需要出發的。
我們現今所處時代完全不同於產生「公民抗命」事件那些年代。當今的香港社會也不是殖民統治下的當年印度社會或非洲社會。當代的中華民族是經歷了一百多年的探索，走上獨立自主的民族偉大復興之路，選擇了適合自己國情和民族利益的社會制度，創造了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的輝煌。
戴耀廷早在2009年就把顛覆中國當代政權的《零八憲章》視為自己「明確的目標」，所以其2013年提出「占領中環」、「公民抗命」，以篡奪特區政權，推倒「一國兩制」為目的的政治對抗，正是政治上的一脈相承。
然而，中央對香港基本的方針政策是一貫正確的，國務院《「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所作的歸納總結、深刻法理闡述正引導香港邁向新的征程，迎來進一步貫徹「一國兩制」的新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