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駿

　　2010年，在關於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修訂取得成功后不久，我發表若干篇文章闡述一個基本觀點：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是香港自1841年以來最重大的歷史性轉折，意味着香港社會和社會管理將發生具根本性質的變遷。

　　港社會管理系統失衡

　　我界定「社會管理包括兩層涵義：一是社會結構本身的運作，一是政府對社會結構的調控亦即社會管理架構及其運作。二者既區別又聯繫，構成社會管理系統。」指出：從1967年社會動蕩結束至1997年回歸祖國約30年，是香港自1841年以來經濟政治社會轉變最顯著的時期之一。這一時期香港社會管理，為1997年7月1日成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社會管理，既留下架構和經驗，也造成問題和困難。

　　4年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管理架構均已明顯失衡。社會結構失衡表現為：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社會向上流動梗阻，家庭結構、社會階層結構、就業結構、收入分配結構、消費結構等都程度不同地呈現失衡。社會管理架構失衡表現為：推行政治問責制遇到強大阻力，出現明顯偏差;傳統「行政吸納政治」模式的功效顯著下降;非政府組織在頗大程度上受反對派控制或影響;香港社會核心價值需要與時俱進，但非常艱難;網絡盛行給香港社會管理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那時，從保衛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到反對興建廣(州)深(圳)(香)港城際高速鐵路香港段，一些「80后」青年開始成為受反對派操縱的社會運動的主力軍，被反對派利用來挑戰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和阻撓香港政制循序漸進。如今，在「占中」運動中不僅這些人繼續活躍，而且，增添一些「90」后青年。

　　4年前，我發表那樣的觀點，被不少人視為危言聳聽或者杞人憂天。回頭看，不正是那時已充分暴露的這一系列相互關聯的問題繼續惡化，演變成今天香港更加錯綜复雜也更加難以治理的局面?

　　「占中」是一次總爆發。「占中」焦點固然是政制發展，導火索固然是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之爭，其策劃者和后台老闆居心固然一以貫之，其違法性質固然不容置疑，但是，「占中」所暴露的具體問題，是香港社會管理系統失衡。

　　香港社會管理系統失衡需要綜合治理，需要時間和資源，相比較各個具體問題，應當優先處理青年問題。

　　需綜合性機制抓青年問題

　　我們都是從青年過來，都經歷過如火年代，表現過為信仰和理想不顧一切的奮勇。青年的特質，固然是「占中」最終由一批青年冲鋒的主因。但是，今天香港青年所面對的種種實際困難——眾所周知的就業難、升遷難、置業難，難道不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那些青年走上「占中」前線?

　　青年的激情會暫時冷卻，但是，他們面對的實際問題不會冷卻，而是持續煎熬着他們。

　　不能說特區政府不重視青年問題。香港有受政府資助的青年協會。政府也曾支持舉行關於青年問題的高峰會。歷任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都談及青年。但是，相比較政府處理其他一些重大公共政策議題，對待青年問題仍顯不夠重視。

　　關於土地房屋問題，特區政府有跨部門機制來協調。關於扶貧問題，由特區政府高層次跨政府部門和社會團體的委員會來統率。關於青年問題，至今卻尚無一個類似於其中任何一個的綜合性機制。

　　愛國愛港陣營重視青年，有各類青年團體，團結不同類型青年，發揮他們的作用。但是，需要公共政策來解決的青年問題，不可能也不應該由民間團體來承擔。

　　「占中」標誌着香港政治進入「新常態」，《基本法》和關於香港管治、立法、行政的各項具體制度和規則將遭受反對派不斷破壞，反對派將不斷采取所謂「公民抗命」的非法行動。

　　特區政府管治和施政將面對更嚴峻形勢，既需要十個手指彈鋼琴，又不能四處出擊，不能十個手指同時按在鋼琴上。越是這樣的時候，就越必須抓牛鼻子。香港經濟和民生問題的牛鼻子是房地產市場。香港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牛鼻子是青年。行政長官及其管治班子再難再累，必須抓青年問題，務必盡快初見成效。